文艺复兴及其之后

2.2.3　文艺复兴及其之后

文艺复兴一般被视为神性的衰落和人的主体性的兴起。“人们以前对外部世界由外向内的目光，现在转变成了由内向外。”⁽³⁶⁾这一转变提示着：如果说中世纪建筑化的、人工化的秩序是内省地局限在建筑及其群组内部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则要将它向外投射到建筑所在的景观中去。

文艺复兴可以说是重新认识自然美的开始。文艺复兴的先驱彼德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敢于探索先人未曾到过的(甚至曾是令人恐惧的)风景，并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赞美篇章。15世纪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论建筑》中阐述了别墅建筑的营造原则：“最重要的是，基地应位于坡地上，……提供概览周围乡村的视野。一所住宅应当‘享有所有的空气、阳光，以及舒适宜人的美好景色’；因此在你的‘视野中，有了一些城市、小镇，海洋、平川以及一些知名山丘的顶峰。’”这样的描述使人联想起古罗马时代小普林尼对他的别墅的描绘。在这些文字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对于自然美的赞赏，更重要的是对于“自我”的心灵的意识与开拓，以及对于优美的自然风景欣赏利用的态度。这当然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世俗生活的兴盛以及随之而来探索和掌控世界的欲望有关系的。自然不再如基督教的中世纪时那样是可畏而使人远离的，而是可开拓和可欣赏的。

陈志华先生在研究欧洲古典园林时注意到这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风景之美的酷爱与所营造的充满人工化形式的园林之间的奇怪矛盾。⁽³⁷⁾事实上尽管文艺复兴使心智极大解放的人们比以前更热爱和欣赏自然风景，但人们在大地之上的存在方式和意向，却是试图用自身理性所构造的完满的几何图式去掌控世界。人的心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于是它最高的造物——“理性”代入了中世纪神秘化的上帝的位置。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的模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城市与古典时期蒂诺克拉特(Dinokrate)设想的理想城市有着迥乎不同的形态。蒂诺克拉特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构想的理想城市是建立在一座巨大无比的人体雕塑上的(图2-15)。人体雕塑几乎与阿托斯山(Athos)等大，头部位于山顶，城市的水源从人体的右肩流下，左臂与躯干上坐落着城市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建筑位于左手的手掌中，而两腿则护佑着通向城市的道路。⁽³⁸⁾可以看到，古典时期的理想城的形象和当时的自然主义哲学、人与自然原始统合是一致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城市的形态明显继承了古罗马时代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所构想的理想城市的形态，其突出特点是采用了正多边形的平面和放射状的路网(图2-16)。这种严整的几何秩序控制下的城市与以cardo和decumanus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罗马殖民城市形式虽异，却同样反映了人们将理想化的几何秩序投射到大地上的意图。同时，与中世纪城镇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中没有了中世纪象征着高高在上的天国和上帝的教堂钟塔作为景观结构的中心，而是以平面上规则的几何图形的形心来做为中心(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教堂建筑都不过于强调竖直性，而是强调向心性)。

图2-15　蒂诺克拉特的理想城市设想

图2-16　帕马诺瓦城

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人类理性超越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对于建筑与自然风景的审美判断。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认为：“ ……然而，(花园)的确是从自然中获得其形式的(来自森林田野中的树木、灌丛、草和花，至少在最初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艺术。”⁽³⁹⁾与康德的看法近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也认为园林艺术的不纯粹，是因为它“力图模仿自由的大自然”，而不是像建筑一样，是“运用自由的自然事物建造成的作品”：“此外，当然还有些不完备的艺术，比如园艺(指园林艺术)和舞蹈之类。……正像在自然界里，混种、两栖类以及变种并不表示自然的优越和自由，而只表示自然无力坚持由事物本身决定的本质性的差异，让这些差异在外在的条件和影响之下受到歪曲。在艺术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中间种或混种，尽管它们之中也有些悦人的、美妙的和有益的东西，它们总还不够完善。”⁽⁴⁰⁾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绝对理念的表现”，是超越于自然实存的，是人类理性的体现。黑格尔所谓的理念，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是最高的本体(存在本身)、理想的范式。换句话说，这种唯理论的美学认为，自然本身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是人工造物对于自然的一种“模仿”，较之对于人类理性精神的表达，是要低一个层次的。因而，建筑在景观中的存在形态，便在完全人工化秩序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在其自身形态构成上的完满性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建筑形态的规则、向心、对称是主要的特征。诺伯格·舒尔茨描述道：“整个景观中引入一个集中式建筑是当时的普遍特点……人造形式完美而自成一体地在这里表现出来……”⁽⁴¹⁾建筑师将这种人工化的秩序投射到景观中去。随后的手法主义、巴洛克风格等建筑思潮在这方面都是相似的。在意大利别墅园林中，建筑与自然景观之间存在着的秩序上的对立通过花园来进行过渡和调和，因而他们将花园按照建筑的几何形式来修建和组织。这实际上也是以建筑为中心、“自内而外”的投射的鲜明体现。在凡尔赛(Versailles)，这种以建筑为中心、以人工化的组织秩序控制整个大地景观的做法发展到了巅峰(图2-17)。当然这也与封建君权密切相关。图2-18是法国西部城镇La Roche-sur-Yonne，可以清晰地看到叠加在中世纪城镇结构上的拿破仑时代建造的几何化的秩序。

图2-17　17世纪的凡尔赛

图2-18　法国西部城镇La Roche-sur-Yonne

但这种在大地上建构起来的人工化秩序并不意味着对景观完全缺乏关照。杰弗里·杰里科对广为人知的由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设计的圆厅别墅(1547)评价道：“ ……帕拉第奥所关注的，只是具有纯粹的、自我包含的几何形的建筑，它们与任何经过设计的环境相脱离。”⁽⁴²⁾这种评价事实上包含着误解与偏见。圆厅别墅四出的门廊和平台意味着对于景观的关照，用帕拉第奥自己的话说就是：“每个部分都能享受到许多美丽的景色，其中一些是有限的，一些是延伸的，还有一些则消失在地平线上；每个朝向都设有平台。”帕拉第奥是通过对不同地段或环境的考虑来描绘他的设计的。⁽⁴³⁾根据伯纳德·卢本(Bernard Leupen)等人的分析：别墅的中轴与一旁流过的Bacchiglione河平行，西南面的门廊对应临近最高的山峰贝拉瓜地亚山，西北面的门廊与文森拉区的教堂相对，东北面的门廊正对农田，东南面的门廊则面对别墅南面的河谷(图2-19)。因而建筑确乎是精心安放到景观之中的，只不过建筑的理性、几何化秩序掌控了整体景观的结构。

图2-19　圆厅别墅与大地景观的结构关联以及各方面门廊的视景

而在18世纪的英国，在以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John Locke)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和美学，以及中国造园艺术手法的影响下形成的自然风致式园林，则是在那个时代开辟了建筑与景观环境的整合意向的另一个方向(这当然也与当时启蒙运动和封建君权走向衰落密切相关)。它代表着对于景观环境中的自然秩序的一种肯定。经验主义怀疑先验的、形而上的“理式”的存在，对于规则、比例、对称等人工化秩序的审美价值也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蒲柏(Pope)认为：“所有的艺术都存在于对自然的模仿和研究之中。”⁽⁴⁴⁾这就和康德、黑格尔的艺术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然风致式园林的成就是与人们对于一种“如画的”场景的营造联系在一起的(图2 -20)。在这样的场景中，景观环境没有规则的、几何化、建筑化的秩序，建筑也往往不是控制性的中心，而只是构图要素之一而已。尽管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理解首先主要是对造园艺术产生影响。但它可以说是为近现代新艺术运动、有机建筑思潮埋下了伏笔。而且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城乡规划方面。

图2-20　斯托海德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