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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修复与再利用的环境意识和经济意识

时间:2022-10-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繁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时至今日,可以说环境意识在美国社会影响颇深,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反对环境保护。回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反复过程。建筑的再利用由此显得愈发重要,蕴藏在旧建筑中的能源是巨大的。

5.1.3 建筑修复与再利用的环境意识和经济意识

60年代之后的美国,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环境保护运动同步展开,相辅相成的。

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其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20年代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工业生产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实现了电气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繁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1961年2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增长104个月,这在美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二战后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60年代开始,民间的环境保护呼声就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运动是与60年代的反文化思潮联系在一起的。70年代的“能源危机”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受到全球性的关注。时至今日,可以说环境意识在美国社会影响颇深,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反对环境保护。回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反复过程。

早期移民们把土地当成征服的对象和获取财产的资本,采取粗放式经营,一旦地力耗尽,便转而寻求新的土地。在他们眼里,北美的土地是取之不尽的。边疆的开拓和铁路的铺设,使大量的森林被砍伐。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爱默森的《论自然》、《论自然与财富》、梭罗的《沃尔登湖》、乔治·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的《人与自然》和约翰·缪尔(John Muir)的《加利福尼亚的山》。约翰·缪尔一直致力于反对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并于1892年组织成立了塞尔拉俱乐部,为建立和保护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努力。

1886年,美国首次出现沙尘暴,随后又多次发生,并伴随干旱和强风。1933年1月开始,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沙尘暴,时断时续,持续了4年。直到1937年情况才稳定下来。但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干旱,一直持续到1940年,庄稼严重歉收。沙尘暴和旱灾引发了很多美国人的思考,在诸多反思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尔多·利奥波德1949年出版的《沙乡沉思》。“土地道德(Land Ethic)”是利奥波德在《沙乡沉思》和其他作品中反复重申的主题。他继承了爱默森、梭罗、缪尔的自然观,并在科学实践中,将其发展为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解释自然界及人与土地的关系。

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水污染、核污染、化学污染,以及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空气和噪音污染等,随之而来。美国在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污染状况是较为严重的。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L.Car-son)夫人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成为美国环境保护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以一个虚构的小镇作为该书的开头,展现了各种化学污染和环境恶化的后果,其生动的描述让很多美国民众受到震撼。“环境”一词由此进入政治语汇。环境意识开始出现在包括建筑在内的许多生产领域,而旧建筑再利用被认为是一种对资源的重复利用,不仅对环境破坏较小,而且也节省了社会资源,避免了拆除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以及生产建材带来的更多污染,是一种更为环保的发展方式,因此受到政府的提倡。

1973到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油价上扬引起了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高。美国开始出现了全民的节能运动,甚至采用一些传统方法来节约能源,例如在中东石油禁运的两年内,原本已经快绝迹的木柴炉的销售数量翻了一番。一些建筑节能方法受到普遍重视,例如建筑保温,太阳能利用等等,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市长助理专门开设公共讲座,向市民讲解如何给建筑保温和安装节能装置。由于老建筑在节能方面的优势是新式的玻璃幕墙建筑无法比拟的,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些建筑师也开始关注工业化的建造方式对于能源的浪费。在《历史保护:建成环境的监护》一书中,詹姆斯·芬奇指出:在历史上,许多建筑材料因为造价昂贵,制作费工而经常被重复利用,美国开拓西部边疆时期,由于经常迁移,人们往往将废弃的房屋烧掉,以回收铁钉、铜件等相对贵重的物品。芬奇提出了技术性废弃(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的概念。[7]技术性废弃是指由于技术更迭等原因在经济学意义上失去使用价值而被废弃。这一概念的产生也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和技术都在呈几何级数地发展。这种环境下,许多物理状况仍然良好的工具、厂房、甚至城镇,在经济学角度上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成为一种发展的阻碍。许多情况下,直接将其丢弃是一种更为节省投资的办法。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随处可见,并呈一种加速的态势发展。例如,由于新铁路的出现,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巨型运河系统甚至还没有完成就被弃用了。

詹姆斯·芬奇认为建筑和城市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在某种程度上被隐藏了。这种隐性的资源消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很大一部分的消耗由个体业主向社会转移。在许多大型的住宅发展项目中,发展商没有提供学校、医院、公共安全方面的设施,以及水电暖等市政系统。这些消耗被城市公共建设所吸收。

(2)城市发展计划最终对能源的消耗会从工业化程度高的富裕国家向那些相对生产水平低、只能对材料进行粗加工的国家转移。这使得一个美国普通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能源消耗是一个印度农民家庭的3 500倍。

(3)城市与建筑的发展消耗会从现在向将来转移,即对于未来的透支。[8]

建筑师亨利·韦斯(Harry M.Weese)曾经主持沙利文的会堂大楼(Auditorium Theater)的修复工作。他认为旧建筑再利用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并在1976年的《建筑学教育》(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上撰文写道:

在当今,保护应当运用到经济领域,难道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建设我们的环境?我们无法承担这样的成本。在过去的五年中建造成本翻了一番,对于建筑的循环利用已经不是实验而是现实需要。

另一个需要保护的方面是能源。建筑的再利用由此显得愈发重要,蕴藏在旧建筑中的能源是巨大的。其一,历史能源———浓缩了其使用过程中的事件和信息。其二,蕴藏在建筑材料和工艺上的自然与人类能源。其三,建造建筑所需的各种能源。[9]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理查德·斯汀(Richard G.Stei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70年代中期受能源研究与发展管理署(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委托,开始致力于建设能耗的量化研究,并提交了报告《建造的能耗》(Energy Use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研究者通过建立一种能源消耗的模型,提出了一种称为“能源量化”的研究方法。通过每平方米或每立方米消耗的Btu[10],对各种建筑类型作了比较。例如通过对三种结构方式的高层建筑的比较,发现虽然造价相差不大,但消耗的能源却相去甚远。纯钢结构的高层建筑每平方英尺建造能耗为293 187Btu,而混凝土结构的建造能耗只有172 021Btu,仅占钢结构能耗的58.7%。[11]

在1977年秋,研究人员们又对建筑再利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建筑再利用的能耗比相同面积的新建筑低23%,在调查的建筑修复与再利用项目中,平均每平方英尺的耗能为49 900Btu,而新的建造中,每平方英尺的耗能为65 200Btu。这一调查涵盖了居住、商业、办公以及产业等不同类型。[12]研究报告指出:

通过对历史建筑进行巧妙的再利用,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效益。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除了能带来文化上的效益之外,还能节省很多能源和材料上的花费。由于建筑的再利用是一种人力密集而不是能源密集的产业,从目前看来,平均投资要小于新建项目,因此更具有优势。总体看来,一栋建筑是被保护还是任其衰败和毁灭,所触发的一系列后果因为具体的环境而各不相同。后者往往导致附近街区更多的旧建筑衰败,从而需要更多的投资来降低犯罪率、火灾发生率等等,而且长久以往会影响社区的税基。[13]

能源研究与发展管理署还委托纽约的西丝卡、荷耐西与提斯曼研究事务所(Syska,Henessy and Tishman Research Corporation)等研究机构做了一项研究,名为《现存办公建筑能耗研究》。该研究对纽约超过1 000座办公建筑进行了能耗分析,其中的一项结果表明,历史越悠久的建筑往往能耗也越低(表5.1)。[14]

表5.1 不同建造时期建筑的能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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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遗产再利用的兴起除了能源与环境的影响外,更为根本之原因是当时经济上的一些变化。到了60年代末,诸多因素使得对旧建筑进行改建和再利用比新建项目更为经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当时美国建材价格和燃料价格相对超过了人工价格,而相比新建项目,旧建筑改造是人工密集型的产业。

1976年,历史保护审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Historic Pres-ervation)发布了一项题为《建筑再利用:建造成本研究》(Adoptive Use:Survey of Construction Costs)的调查报告,报告经过对一系列项目的统计,发现总体来看,在当时美国的经济环境下,旧建筑再利用投资较省。[15]这使得大量开发商将目光转向了历史建筑的再利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昆西市场的投资商詹姆斯·鲁斯(James Rouse),后文中还有述及。

另外,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对人造物的回收与再利用受到提倡。在这种大环境下,城市建设管理更为严格,在一块熟地上面进行大密度开发是很难被批准的,并且建筑拆除费用也有所增长,这些因素使开发商们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旧建筑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相比新建项目,对建成环境的再利用有许多优势:不仅投资省,工期较短,而且出租快,资金回收迅速。另外,这种人工密集型的项目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受到政府的鼓励。联邦总务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签署了一项计划,建议联邦的办公机构优先采用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改造后作为办公场所。该计划指出同样面积的改造项目所雇用的人工要超过新建项目,因此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经济因素的刺激,再加上联邦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经济优惠政策,使得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在此,市场最终成为了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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