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息息相关。环境意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上海正在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发展，它的环境状况和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在其发展进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以广大市民的环境意识为基础的。为了了解和把握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状况与水平，从而为推动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华东理工大学与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于2003年10月至11月就市民的环境意识这一主题对上海市民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的总体情况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并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辅以个案访谈。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卢湾区、静安区和徐汇区三个中心城区的年满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的上海市市民（包括在三个城区就业并居住半年以上的来沪人员）。调查样本的选择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把街道作为第一阶段的样本，居／村委会作为第二阶段的样本，户与户籍成员分别作为第三、四阶段的样本。依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同时参照地理位置的分布，在三个城区共抽取了14个街道和一个镇的100个居／村委会（徐汇区每个街道／镇抽取10个居／村委会，卢湾、静安每个街道抽取5个居委会）中的1800户／位（每户一位）市民作为调查对象。考虑到不同职业的市民其工作场所不同可能造成的对环境问题感受的差别，课题组又分别在三个城区范围内的一家企业单位、一家事业单位和一个政府工作部门的在职人员中随机抽取了在本区居住的200位市民作为样本的补充。抽样及调查工作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调查员（华东理工大学的10名硕士生、三个城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及被抽到的居／村委会的一名干部）完成。
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6份，有效回收率为94．3％。调查以自填问卷为主（少数因文化程度等原因不能自填的由调查员依照问卷进行访问并将回答记录在案）。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市民的环境知识水平、环境状况的认知、基本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行为等问题。
调查的数据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处理与分析。
（二）样本的总体情况概述
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性为957人，占样本总数的50．7％，女性为929人，占49．3％；其中，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占10．2％，25～29岁的占8．1％， 30～39岁的占13．2％，40～49岁的占29．1％，50～59岁的占28．3％，60岁以上的占11．0％。该性别和年龄结构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上海市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基本一致[2]。
样本文化程度的分布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19．9％，高中（中专、中技、职高）占43．2％，大专占18．7％，大学本科及以上占16．5％[3]。样本中，机关或事业单位党政干部占10．3％，专业技术人员（教科文卫）占9．6％，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占7．9％，企事业单位工人／职员占19．9％，商业／服务行业职工占4．6％，私营企业主／个体从业人员占1．3％，家务劳动者占0．7％，失业／待业人员占9．1％，离退休人员占22．8％，学生占6．2％，军人／警察占0．5％，城市农民工占0．3％，农业劳动者占0．1％，乡镇干部占0．6％，其他占6．1％。在职的调查对象中，有5．7％和22．9％的人分别就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32．7％、4．3％和10．4％的人分别在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供职，另外还有5．2％在群众组织／社会团体，0．6％在农村／乡镇，0．3％在军队，13．1％在其他性质的单位工作。调查对象（N＝1807）的平均月收入分布情况是：1000元以下占49．5％，1001～2000元占36．2％，2001～3000元占9．7％，3001～4000元占3．3％，4000元以上的占1．3％[4]。
二、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现状与问题
（一）环境知识的水平
1．对环境保护的知晓程度较高，但环境保护的相关常识比较缺乏
调查结果表明，87．7％的人表示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在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的人中女性占50．4％，男性占49．6％，女性略高于男性。
从年龄上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环境保护的知晓程度差异不大。在18～24岁、25～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以及60岁以上各年龄段中，分别有92．7％、88．9％、86．3％、86．6％、87．6％和88．0％的调查对象回答“知道”环境保护，最高与最低相差6．4个百分点。
与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对环境保护的知晓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知晓程度越高，最高与最低相差20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文化程度与环境保护知晓程度的关系 单位：％
为了考察调查对象对环境保护了解的层次，问卷还设计了另外三个问题，即：是否知道“哪一天是世界环境日”和“什么是环境标志产品”以及是否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结果表明，43．1％的人不知道“世界环境日”是怎么回事，19．6％的人虽然表示知道这个说法，但却不能说出具体正确的日期，只有37．2％的人确认了世界环境日；尽管环保部门从1993年就开始围绕环境标志的实施，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但仍然有56．0％的人至今不知道什么是“环境标志产品”；对于1993年9月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环保局联合开展的声势浩大并已持续十余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有62．7％的人表示不了解这一活动。
2．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知之不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了解程度差异较大
问卷对市民对“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沙漠化”、“淡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6大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分别只有19．8％（全球变暖）、15．3％（臭氧层破坏）、13．7％（酸雨）、12．2％（沙漠化）、12．3％（淡水资源枯竭）、9．8％（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市民对这些问题表示“很了解”。具体了解程度的分布参见图1。
交叉分析表明，对6大问题的了解程度，女性均低于男性，其中表示对“全球变暖”问题很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女性比男性低4．3％，“臭氧层破坏”问题低9．4％，“酸雨”问题低7．6％，“沙漠化”问题低11．4％，“淡水资源枯竭”问题低9．5％，“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则低8．5％。这一结果与对“环境保护”的知晓程度的性别差异正好相反。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越高，对这些问题的了解程度越高（参见表2）。
图1 对六大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
表2 文化程度对全球性环境问题了解程度的影响 单位：％
3．对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较为肤浅，职业状况对了解程度的影响明显
调查表明，认为自己“很了解”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市民仅为3．7％，其中女性为2．6％，男性为4．9％。认为“只是听说过”（29．7％）和“没听说过”（5．4％）的占35．1％，其中女性和男性分别为38．0％和33．3％。另有59．7％的人表示“了解一些”，其中，女性和男性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9．3％和61．8％。从职业上来看，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环保政策法规的了解要远高于一般的工人、失业、待业和离退休人员（参见表3）。
表3 职业状况与对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了解程度的关系 单位：％
4．对拥有环境保护知识的水平自我评价普遍较低
调查设计了让市民对环境保护知识水平做自我评价的问题：“您认为您的环境保护知识水平如何？”统计结果显示，市民对自己该方面的知识水平普遍评价较低，只有1．7％的人认为自己的环境保护知识“很多”，32．3％的人认为“较多”，而有59．3％的人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较少”，6．7％的人认为“非常少”。认为“非常少”和“较少”的人接近认为是“很多”和“较多”人的两倍。交叉分析表明，男性、高文化程度以及高收入人群对自己环境知识水平的评价要高于女性、低文化程度和低收入人群。
（二）环境状况的认知
1．五成市民认为上海市环境问题严重，知识分子反映更为敏感
50．2％的人认为上海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很严重”（3．6％）和“比较严重”（46．6％），还有11．1％的人表示“不清楚”，认为“不严重”的仅为38．7％。文化程度越高，对环境状况的严重程度感受越明显，大学本科及以上的调查对象中有62．9％的人认为上海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严重，比平均水平高出12．7个百分点，比最低水平（小学及以下为26．1％）则高出了36．8个百分点。
2．噪声污染是市民对居住和工作所在地感受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紧随其后
市民认为居住所在地环境问题“很严重”和“比较严重”相加的比例按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噪声污染（48．9％）、大气污染（34．5％）、水污染（33．1％）、生活垃圾污染（32．3％）、公共场所污染（31．4％）、绿化不足或破坏（29．2％）、农药污染（14．6％）、工业垃圾污染（13．0％）、海域污染（9．1％）；认为工作所在地环境问题“严重”和“比较严重”相加的比例按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噪声污染（46．5％）、大气污染（36．6％）、水污染（35．2％）、公共场所污染（30．8％）、绿化不足或破坏（29．2％）、生活垃圾污染（22．2％）、工业垃圾污染（16．6％）、农药污染（11．5％）、海域污染（8．4％）（参见图2）。
图2 市民对居住和工作所在地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感受
3．执法不严、守法意识差和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市民认为造成城市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问卷列举了造成城市环境问题的6个方面的原因，市民选择的结果显示，与法律方面相关的原因是市民心目中造成城市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其中“政府有关部门对环境问题执法不严”排在第一位（32．0％），“各种企业、组织、个人不守法”（20．8％）、“环境法律法规不健全”（20．4％）分列主要原因的第二和第三位。另外，还有16．7％的市民认为主要原因是“企业只注重自身发展，而忽视环保”，6．6％的人认为是“消费快速增长”，3．5％的人则认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4．在上海城市发展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被认为是第6位需要解决的问题
调查列举了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十大社会问题，请被访者按照重要程度的先后次序排列。通过加权计算后，上述各项问题的综合排序见表4。
表4 各种社会问题在市民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5．基本认同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但对环保工作及其效果的评价不高
67．5％的调查对象“同意”（19．9％）和“基本同意”（47．6％）“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都很重视”这一说法，73．2％的在职被访者认为所在单位（或乡镇）的领导“比较重视”（58．4％）和“很重视”（14．8％）本单位或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但调查结果同时也表明，目前所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只有3．3％的人认为目前上海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33．5％的人认为“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另有31．0％的人认为“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还有26．2％的人认为“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6．0％的人认为“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环保”。后三者之和达63．2％，这说明市民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不高，至少是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效果评价不高。此外，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对环保工作的评价高于文化程度高的人群，而高收入群体对环保工作的评价要低于低收入群体。
6．半数以上市民对上海市未来几年内环境状况变化的趋势表示乐观
统计结果显示，五成以上的市民对上海市未来几年内环境状况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表现出乐观的预期。其中，有35．4％的人预计上海今后几年里“环境状况会有些改善”，22．3％的人认为“环境状况会发生明显改善”。但同时也有四成多的居民对上海今后几年的环境状况表示了担忧。其中31．5％的人认为“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会越来越突出”，5．7％的人认为会“基本维持现状，不会有明显的变化”，5．1％的人表示“说不清”。调查结果的分析还显示，文化程度低的市民对上海市未来环境状况的预计更为乐观，而文化程度高的市民对此则表示了更多的担忧。
（三）基本的环境价值观念
1．大多数市民对我国资源状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反对把环境问题推给下一代
对于“我国地大物博，没必要担心资源短缺”的说法，只有4．1％的人表示“同意”，9．0％的人表示“基本同意”；80．2％的人则表示“不同意”。这表明大多数市民对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状况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交叉分析后发现，文化程度的差异使得市民的环境资源观也表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小学及以下的人“不同意”上述说法的人占69．8％，而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则有90％以上的人表示“不同意”上述说法，两者相差超过了20个百分点。
当问及是否同意“相信下一代人会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我们现在不必为环境问题过分操心”这一说法时，81．9％的人表示“不同意”，只有3．3％和9．8％的人表示“同意”和“基本同意”。这表明大多数上海市民在环境问题上具有代际平等的意识，认为不应把环境问题留给下一代。
2．对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比较模糊，但能认识到大自然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市民中有半数多的人倾向认同“人是最重要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说法，其中23．0％的人表示“同意”，27．1％的人表示“基本同意”。另有7．1％的人表示“说不清”，其他42．8％的人则表示“不同意”。交叉分析表明，女性比男性略为更倾向于同意自然界应为人类服务。女性中对此观点表示“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占52．3％，男性中的这一比例为47．9％。从年龄上来看，不同年龄的人对“自然界应为人类服务”这一说法的态度差异很明显。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同意这一说法。60岁以上“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达60．5％，比最低的18～24岁的34．5％高出26个百分点（详见表5）。这说明如何引导市民达到自然观向环保价值取向的转变是一项值得重视的任务。
表5 不同年龄群体的“自然观”之比较
尽管过半数的人认为自然界应该为人类服务，但有81．6％的人反对“大自然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不管人类做什么，都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生态平衡”的观点。其中不同意该观点的比例男性高于女性，分别为82．6％和80．6％；年轻人（18～24岁为84．9％）高于老年人（60岁以上79．9％）；党政干部（83．9％）、管理人员（87．2％）、专业技术人员（86．2％）比一般职工（74．4％）、个体从业人员（75．0％）、失业／待业人员（73．0％）和其他职业（76．3％）的人员更“不同意”这一观点。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态度的差异则比较明显。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对大自然的承受力有更清醒的认识（参见图3）。
3．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处理上，半数以上市民认为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
对“即使有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应维持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问题，有56．3％的人表示“不同意”，只有9．9％的人“同意”，25．8％的人“基本同意”。对“环境保护是主要的，宁可让经济发展迟缓些，生活水平提高慢些，也不能破坏环境”这一问题，只有26．4％的市民表示“不同意”，64．3％的市民则“同意”（28．9％）和“基本同意”（35．4％）。
图3 对“大自然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不管人类做什么，都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生态平衡”观点的看法
4．七成市民认为从购买和使用物品中可以获得自我精神满足，持有“多多益善”的消费观
环境保护重要的一环是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即改变原有的环境破坏型的生活方式，建立一种由新消费观和生活质量观相互支撑而组成的全新的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问卷中有两个关于消费理念的问题：一是“从购买和使用物品中人们可以得到自我精神满足”，二是“消费物品（和服务）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统计结果显示，表示“同意”和“基本同意”第一种说法的市民分别为20．5％和50．6％，只有17．4％的人对此观点表示“不同意”。交叉分析的结果是，男性（70．7％）与女性（71．5％）表示认同的比例大体一致；25～29岁年龄段的市民对此观点认同率最高，“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高达91．5％；收入高低与对该观点的认同率成正比，即收入越高，认同的比例越高（参见表6）。
对第二个问题回答的统计结果是，53．2％的人表示“同意”（17．1％）和“基本同意”（36．1％），10．0％的人则对此表示“说不清”，表示“不同意”的人为36．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第一个问题所展现出的市民的消费伦理观。
表6 不同收入市民的消费观
5．能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实质，不赞成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万能论”
调查结果显示，90．5％的市民“同意”（49．5％）和“基本同意”（41．0％）“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只有3．8％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5．7％的人表示“说不清”。同时，超过一半的人不赞成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万能论”，即56．2％的人不同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问题可以自然得到解决”的说法。这一结果反映出上海市民环境意识中一个值得欣慰的方面。
（四）环境保护态度
1．承认企业和个人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者，但认为环境保护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图4给出了市民对于“您认为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有多大？”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
图4 市民对环境保护责任主体的认知（单位：％）
由图4可知，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被认为对环境保护负有责任，但所承担责任的分量却有明显的不同。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环境保护应负最大的责任，认为社会团体责任最大的比例最低（2．3％）。同时，59％的人认为企业“责任较大”，而超过半数（54．1％）的人认为个人在环境保护中“责任不大”。这一结果表明，上海市民在环境保护意识上仍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型”特征。
2．能认识到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但对个人在改善环境中发挥的作用缺乏足够信心
65．0％的受访市民不同意“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事，与我个人无关”的说法，对此，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不同的群体没有明显差异，具有基本的共识。但同时也有71．6％的人感到“单靠个人的努力，无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当被问及“改善环境问题最主要靠什么”时，只有12．8％的人认为是“每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努力”，位列九项可供选择的措施中的第四位，有4．2％的人认为主要靠“公民自发的环境保护运动”（位列第七）。在市民心目中要改善环境问题应该依靠的最主要措施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1）国家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51．5％）；（2）环境法制法规建设（21．4％）；（3）环境保护宣传（15．8％）。这说明人们对在改善环境中个人所做出的努力信心不足。
3．对公共空间破坏环境的行为更多地希望他人挺身而出，对私人空间可能受到的环境侵害，则态度更为积极和明朗
问卷中针对市民对社会上存在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层面设计了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场所破坏绿化的行为，您本人的态度什么？”二是“如果有单位（或个人）做出有损于环境的事（如排放废水、废气、滥捕鸟兽等），您认为社会上一般人会不会过问？”三是“如果您家附近有个工厂，噪声很大，影响您家的休息，您会怎么办？”
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结果显示，有17．9％的人表示“这是公共场所的事，应由政府部门来管，与自己无关”，36．1％的人选择“在心里埋怨或暗骂，但自己不会出面制止”，另有6．8％的态度不明朗（未置可否）。将这三者的比例相加超过了60％，说明六成以上居民对公共空间的环境破坏行为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只有39．2％的人表示“坚决反对，并会上前予以阻止”。交叉分析表明，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表示会主动上前制止破坏绿化行为的比例相对高一些，高出平均值8．4个百分点。
对于第二个问题，55．3％的人回答“会过问”，44．7％的人则认为“不会过问”。不会过问的主要原因是：“管了也没用”（51．2％），“应由有关环保部门去管”（26．2％），“多一事不如少一事”（19．5％），其他（1．4％）。
在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中，超过八成的人表示会主动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这些措施包括“向街道或居委会反映求助”（38．2％），“向环保或政府信访部门投诉”（33．9％），“去找厂方交涉”（5．0％），“向新闻媒体求助，请他们予以曝光”（4．8％）等。只有18．1％的人态度相对消极一些，其中14．5％的人打算“关紧门窗忍一忍”，3．6％的人表示“设法搬走”。
4．自身的环境保护代价意识较弱，但对高收入人群寄予较高的期望
当被问及“如果向每个公民收取环境保护费（如垃圾处理费），您是否愿意缴纳”时，59．3％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高出表示“愿意”缴纳人的比例（40．7％）18．6个百分点。对不愿意缴纳的人进行跟踪调查，其不愿意缴纳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原因按比例高低排序依次为：收入太低（27．5％），谁破坏环境谁付费（21．9％），环境保护费应由国家来承担（20．6％），缴纳后我不知道这笔钱会怎么去用（16．3％），各种税收已经够多了（8．1％），从来无此先例（2．2％）以及其他理由（2．7％）。对愿意缴纳的人进行交叉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群体略有不同。男性略高于女性，18～24岁人群在年龄参数的比较中是比例最高的（为48．7％），大学本科以上群体在文化程度参数中愿意缴纳的比例最高（为58．1％）。交叉分析的结果还表明，收入参数对是否愿意缴纳环保费影响明显，收入越高，愿意缴纳的比例越高，高收入组（73．9％）比低收入组（34．8％）愿意缴纳的比例高出39．1个百分点（详见图5）。
图5 收入高低与是否愿意缴纳环境保护费的关系
对于因治理污染，可能会造成产品或服务成本的提高，价格也会随之提高，60．0％的人表示“不愿意”接受提高了的价格，14．8％的人表示“无所谓”，仅25．1％的人表示“愿意”接受。这两项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多数市民环境保护的代价意识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尽管多数市民自身环境保护的代价意识薄弱，但他们却对社会上的高收入群体多承担一些环境责任寄予比较高的期望。66．4％的人认同“社会上的有钱人应该对环境问题负更大的责任”的说法，其中“同意”和“基本同意”的比例分别是31．6％和34．8％。另外86．4％的人同意（53．1％）和基本同意（33．3％）“买汽车的人应该负担空气污染费”。然而，高收入群体对这两种说法倾向于更“不同意”。收入越高，“不同意”的比例越高。不同收入组“不同意”第一种说法的比例依次为：低收入组24．0％，中低收入组25．0％，中等收入组29．9％，中高收入组32．2％，高收入组36．4％。“不同意”第二种说法的比例依次为：低收入组7．7％，中低收入组9．3％，中等收入组12．7％，中高收入组13．6％，高收入组17．4％。因此，如何加强市民的环保责任和代价意识，应是今后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中重要的题中之意。
（五）环境行为
1．超前消费行为增加，出行、购物较少考虑环保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市民的超前消费行为日益突出。为了较快地改善生活，已经有15．4％的被调查者“贷款（或借钱）从事购房、买车、旅游、结婚或其他一些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27．8％的人虽尚未实施上述行为，但已经“有此打算”。该结果表明已经有43．2％的人具有超前消费的行为或取向。这一现象在年轻人中更为突出。交叉分析得知，高收入人群超前消费的行为远远高出低收入人群。高收入组为39．1％。而进行跟踪访谈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对超前消费带来的环境后果，如刺激生产、消耗更多的资源、增加环境的负担等知之甚少。
调查结果还显示，市民在购物、出行时，很少会考虑环保因素。有63．1％的被调查者坦言“基本不考虑”，3．4％的人表示“不一定”，仅33．5％的人表示“会考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家中家用电器的使用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同时，有些电器如“含氟”冰箱、空调等的使用还直接对大气中的臭氧层构成危害和威胁。此外，市民在出行（或旅游）时，所选用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31．4％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在出行时，选择出租车（或自备车）以及乘飞机的次数增加了。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与这种变化相伴生的是大气污染的增加，这与保护环境的方向也是相背的。
2．资源循环利用的传统渐行渐远，公共场所废弃物的处理行为失当
调查表明，现代人距离“废物利用”这一传统已渐行渐远。当被问及“您家中的一些价格不太高的小家电或日用品损坏后，您对它们通常是如何处理的”时，49．9％的人表示“扔掉换新的”，文化程度和收入越高，这一比例均越高。对于有回收商收购的家中的废旧书报、玻璃瓶等78．9％的人表示会积存起来卖给回收商，老年人做得更好些，60岁以上人群中的这一比例为85．1％。而对于购物时用过的塑料马夹袋，57．6％的人则表示用过后就扔掉了，只有17．9％的人表示洗净后再用。
从调查结果可知，有55．2％的受访者所居住的小区尚未实行垃圾分类投放，另外44．8％的受访者所在小区已经实行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效果从以下数据中可见一斑。一位居民反映：“我们小区是将垃圾分类投放了，但环卫车来收垃圾时，经常是把三色垃圾桶的垃圾一古脑全部倒到一辆垃圾车上运走，这样的分类意义何在呢？”
对于废弃物的处理，一组数据是询问“在一个没有垃圾箱的公共场所，您见到周围大部分人是如何处理他们的饮料瓶、食品袋、果皮等废弃物的？”有29．4％的人回答“随手扔掉”，18．4％的人回答“趁人不注意时扔掉”，39．1％的人回答“扔到街角不显眼的地方”，1．4％的人未做回答，只有13．0％的人回答“拿在手里（或放在自己的包里），找到垃圾箱再扔”。另一组数据是询问“在同样情况下，您本人是如何处理这些废弃物的？”结果是：4．8％的人“随手扔掉”， 4．2％的人“趁人不注意时扔掉”，33．2％的人“扔到街角不显眼的地方”，3．1％的人未回答，54．7％的人“拿在手里（或放在自己的包里），找到垃圾箱再扔”。尽管被调查者对自身行为的表述要“好于”他人，但总体看来，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场所中的环境保护行为是失当的。
3．大量使用洗涤剂和一次性消费品的行为普遍存在，加剧了水污染和“白色污染”
从1999年开始，上海市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已占到城市废水排放量的58％，超过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而其中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严重污染了城市的水环境，对河道污染已达到52．5％[5]。可见，生活污水已成为城市水质恶化的主要源头。然而，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市民作为生活污水的制造者，自觉防止“水污染”的意识和行为却微乎其微。洗涤剂、洗衣粉、清洁剂等各种各样的化学洗涤用品作为水污染的元凶之一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必备之物，82．7％的被调查对象家中在洗涤衣物或其他物品时，“经常使用”洗衣粉、洗洁精、清洁剂等，15．7％的市民表示“有时使用”。在接受个案访谈时，只有1．6％的人家中洗涤物品主要使用肥皂，基本不使用洗涤剂。而对于减少水污染来说，只有最后1．6％的人的行为是适当的。
另外，从《上海市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据来看，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在生活垃圾中，大量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一次性消费品的存在，成为垃圾处理的“瓶颈”。调查结果显示，与前几年相比， 21．3％的市民或其家人到超市购买方便食品、冷冻食品、净菜、半成品菜的次数“增加了很多”，48．9％的人“有所增加”，仅24．5％的人表示“基本没什么变化”，5．3％的人表示“有所减少”。
调查数据还表明，市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情况也非常普遍，86．2％的受访者在餐饮、购物时，都或多或少使用塑料袋、易拉罐、饮料瓶、一次性筷子、餐盒、纸巾等一次性消费品，市民平均每天使用这些物品的情况（参见图6）。
图6 市民平均每天使用一次性消费品的情况
4．关注环保宣传、参与环保活动的自觉程度不高
20．2％的受调查者“没有收看过”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电影、电视，在表示收看过的人群之中，只有13．1％的人“专门收看过”，其余66．3％的人只是“顺便收看过”，了解一些浅层次的环保信息。17．0％的人“没有阅读过”有关环境保护的书、报、杂志，72．1％的人“顺便阅读过”，仅10．4％的人表示“专门阅读过”。表示参加过有关环境保护公益劳动或活动的人占调查对象的63．4％，这一比例相对于“收听过环境保护讲座或参加过环境保护考核”以及“参加过要求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与上访”两大类环保活动的比例来说要高出不少，参加过后两者活动的比例分别只有41．0％和13．6％。
三、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特点
（一）普遍接受环境保护的观念，但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不高
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为绝大多数上海市民所知晓，并在观念上被市民普遍所接受。然而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市民的环境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对于自己周围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给予评价”，市民们给出的答案是：3．7％的人认为自己周围的人“几乎没有”环保意识，24．0％的人认为周围的人们环保意识“非常弱”，54．9％的人认为周围的人们环保意识“比较弱”。只有16．3％的人回答“比较强”，认为“很强”的人只占受访者的1．1％。
（二）资源环境观具有一定的特色，但隐含着诸多矛盾
大多数市民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态资源的状况，但自身对于资源的利用和消费又往往是不可持续的；能够认识到自然界承受力的有限性，但对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却比较模糊；能够比较正确地把握环境问题的实质，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又不愿个人投入而是寄希望于国家、社会和他人；希望依法保护环境但自身的环保知识、法治意识又比较淡薄；不赞成科学技术万能的观点，但又缺少从自己做起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三）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呈典型的“自我保护型”
目前，上海市民对自己生活和工作所在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及其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较为敏感，有80．5％不同意“因环境污染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的说法。同时，对于针对这些环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更为关注，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自身环境权益的侵害而引发的维权意识和保护自身环境空间的行为也更加积极和主动。相反，对远离自己生活的环境问题则敏感性不强、关注程度较低、保护环境的行为也相对消极和被动。换言之，“自我保护型”的环境意识是上海市民目前环境意识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四）对环境保护责任主体的认知呈明显的“政府依赖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环境保护基本上是循着“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在运行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也伴生了公众环境意识上明显的“政府依赖”，亦即公众弱化了自身对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意识，而希望政府承担保护环境的几乎全部责任。调查结果从不同角度都揭示了上海市民环境意识中存在的这一特点。
（五）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环境意识水平的一个突出因素
对环境意识各个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的综合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市民环境意识的影响最为广泛和突出。受过较好教育的群体其环境意识，要远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对环境状况的认知越为准确、持有的环境价值观更为正确、保护环境的态度和行为也更为积极。
（六）观念与行为相对脱节，观念先行，行为滞后
86．2％的被调查者“同意”（37．6％）和“基本同意”（48．6％）“目前社会上很多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言行不一致”的观点。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环境保护的观念，但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的认识还相当肤浅，环保参与水平和主动性也都比较低，保护环境的行为也大多还只停留在“呼吁”的层面，要真正将保护环境的观念转化为保护环境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行为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提高市民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和推进环境宣传和环境教育
环境保护历来都是和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又与环境宣传和环境教育密不可分。应通过加强各种新闻媒体和街头的环境宣传、大力推进贴近市民生活的社区环境宣传、因人而异开展学校的环境宣传教育和单位的环境教育培训以及因地制宜组织各种环保公益劳动与“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的创建活动等，不断拓展环境宣传与教育的载体、丰富环境宣传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将环境危机意识深植于市民的心中，不断激发市民的环境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使市民的环境意识获得不断的提高。
（二）加大环保执法力度，维护市民的环境权益
目前，虽然上海市在国家《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已制定和出台了许多地方性的环境保护法规，但不少法规和规定仍然过于笼统和原则。为此，应该不断健全和完善现行的环境法制法规，扩大人们的环境监督权、环境知情权、环境索赔权、环境议政权等环境权益，加强对环境执法部门的公众监督，加大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执法力度。
（三）发展民间环保团体，鼓励和推动社会参与
各类民间的环保组织和团体是非营利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护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重要力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他们可以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然而，目前上海市民间环保团体和组织的数量还不多，有必要制订鼓励建立和发展民间环保团体与组织的政策，在巩固原有政府性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并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民间的环境保护团体与组织，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和阶层的市民加入，并发挥这类组织的积极作用和正向功能，最终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民间环保力量，来推动环境保护的全社会参与。
（四）转变消费观念，倡导“生态消费”和人的全面和谐进步
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民中普遍地存在“消费越多越体面”的观念，高消费现在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价值之中，这对上海的生态环境进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必须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提倡适度消费、推广使用绿色产品、推行标准化的绿色标志认证制度、开发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小区、建立确保生态消费的社会机制以及注重发挥妇女的作用等，来教育和引导人们摒弃高消费文化，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和生活质量观，实现消费观念由高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变，最终实现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进步与全面发展。
[1] 本文系王芳教授与杨雄研究员合作撰写。
[2] 参见《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总户数、总人口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2000年），载http：／／www．shfpc．gov．cn。
[3] 另有0．5％的样本未填答此题，为缺省值。以下分析中若出现类似情况，原因基本与此相同。
[4] 下文中分别以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高收入组对此加以划分和分析。
[5] 参见《生态型城市与上海生态环境建设：2001年上海环境建设蓝皮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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