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脉与史脉

4.1　文脉与史脉

文脉不是静止的，文脉本身就意味着是动态发展的演进过程。在历史长河中，环境的变迁、技术的进步、文化的融合、文明的断裂、经济状况的好坏或制度（王朝）的兴废，都会作为总的历史环境反映到文脉关系中。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是一个进程，现在也正处于历史变迁之中，任何当代的文化、经济、技术成果都会融合到城市建筑之中，作为文脉关系予以传承，因此文脉与历史是如影随形的，文脉是史脉的片段表征，史脉是文脉的过程。（图4.1）

图4.1　文脉与思潮和流派的循环关系图

来源：自绘

4.1.1　文脉与建筑思潮和建筑流派

文脉与建筑思潮和建筑流派是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概念，可互为引发乃至表达。一般而言，一种建筑思潮的兴起和当时大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建筑思潮可能最终形成一种建筑流派，而某种建筑流派则是文脉的集中表达和显现，而文脉本身则会引起或激发某种建筑思潮，这三者构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

首先，建筑思潮促进建筑流派的形成。所谓思潮，是指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某些特定的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有人形象地描述，“当人们一旦发现某种文化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后，或不召自来，或欲求而前往，必往其能，竭其力，以谋取之。无数个体的需要，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追求，川流不息，则是文化运动的趋势。所谓‘社会思潮’‘第×次浪潮等’，不外是人们对一种新文化的共同追求。追求的人多了，向往的人多了，熙熙攘攘，如潮而来，此正是文化流的显现”^[1]。

思潮的形成，与一定时期特定阶层或某个范围的社会成员所关心的共同问题是分不开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大家深有所感，这是思潮形成的现实土壤和客观依据，而一定的社会组织宣传，一定的传播媒介的介入，则往往是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思潮内在结构多层驳杂，是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一定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且相互影响的对于社会现实主体反应，看作是一定的社会思潮的底层结构。当某种普遍的、流行性的社会心理趋向被认识主体加以综合和归纳时，往往就产生了特定的人文观点和倾向，这些特定的观点或倾向在较高的精神层次上凝结、强化和诱导与之相应的社会心理，赋予后者以某种方向感或针对性，形成一定的社会思潮的中间层次。而从理论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史学的或美学的，等等，则是思想家们依托一定的社会存在和文化资源，并凭借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人文观点所构筑的理论体系，成为思潮的最高层次。

具体到建筑思潮而言，某个时期建筑界存在着大家所共同关心的建筑话题，这是建筑思潮形成的现实土壤和客观依据，而学会社团等学术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宣传和期刊、杂志的介绍则是建筑思潮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建筑思潮的底层结构是某些建筑师或业主对某类建筑样式（文脉的显性表达）或建筑观点自发的趋向性。这些建筑样式或观点被人们归纳总结，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成为许多人自觉追求的建筑倾向或人文观点，表现为众多的建筑师或理论家具有某一共同意向或者是相似性的实践，形成了建筑思潮的中间层次。最高层次是建筑理论家依据自发的建筑倾向和自觉的建筑追求所总结升华构筑的建筑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对自发的建筑倾向和自觉的建筑追求起指导作用，并力图使该种建筑追求按照理论体系所预设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建筑流派。^[2]

第二，建筑流派是文脉走向的集中体现。建筑当然离不开对形式的追求，而且最终也将走向美的形式创造。流派作为形式美在某一阶段的“总结性表演”，其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需求、物质技术条件以及社会的思潮与成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演进的过程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种历时性的内在本质。流派的演进发展当然是表达了人(建筑师)在其所描绘的这个世界中的自我价值和文化取向，同时流派本身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技术成就和经济手段在建筑中的完美表达，从而使得建筑流派成了文脉走向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流派是文脉显性构成要素的集中体现。流派的形成是因其风格的稳定性，流派的表达是借助于特定的物质技术手段来实现，因此某种流派所呈现出的城市形态尺度机理(如霍华德的花园城市) 、建筑的建构技术(如现在派/粗野主义/高技派)和建筑符号表达(如后现代派、斯东的典雅主义)都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的特征，作为一种物质惯性形成了那个时代恒定丰富的文脉关系，非常张扬醒目地表达自我，并影响当时的建筑审美，也形成了那个时代的建筑自觉追求。

另一方面，流派是文脉隐性构成要素的集中体现。行为是心理的外化，建筑行为是文化心理恰如其分的表达。流派形成是人的文化行为，流派本身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某种特定的流派传递着特殊的文化气息、观点和建筑师的人生态度。流派也集中表达了其拥护者在文化传统下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典雅主义流派就是要表达“亲切文雅”的建筑文化倾向，“粗野主义”表达了“坦率真实的技术夸张”的建筑文化倾向，高迪的“塑性建筑”则成了在技术支持下“浪漫自由”的地中海文化表达，地域主义流派则更加证明了流派的文化属性。

文脉与流派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文脉的显性构成要素形成了流派底层结构和中间层次，而文脉的隐性构成要素则构成了流派最高层次。文脉关系的总和就是流派，而流派则是那个时代文脉关系和走向最全面的体现和最为集中的表达，不同的流派从某种意义上是以不同的文化视角反映了文脉关系的不同侧面。

4.1.2　历史文化的积淀

历史上某种建筑思潮的兴起或流派的形成不仅表达了群体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深深受到技术影响，技术不仅改变着建筑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健康流派或风格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往往会催生形成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产生一系列伟大的作品，历史的发展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回顾世界建筑史，每个时期的建筑都代表着一种流派和属于那个时期的特定风格，展示着丰富的文脉关系，而这种风格和文脉关系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主要原因是深深地根植于当时的社会技术上。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引领了建筑中重大思潮的出现和兴盛，形成一个个多姿多彩的流派风格，并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脉关系总和。“建筑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和材料的突破，一部建筑历史可以说是建筑技术材料的发展史。”^[3]

1）建筑流派与建筑技术的依存关系

这种依存关系在西方的第一次表演是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和希腊的基础上发展了综合东西方大全的梁柱和拱券相结合的体系，这一体系有别于古希腊纯柱式构图和结构两方面的单薄，形成了极富对立统一的视觉完整性和结构上的可靠，也体现了技术的进步，这种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建筑语言和特定形象频繁地出现在古罗马帝国桥梁、建筑、输水道等城市设施上，形成了古罗马帝国雄浑古朴、庄严大方的建筑风格，形成了文脉关系并影响到文艺复兴运动。

拜占庭是这种依存关系的第二个高峰。它继承了古西亚的砖石拱券、古希腊的古典柱式和古罗马的宏大规模的特点，并创造性地发明了帆拱，穹顶的支撑可仅由四个角柱完成，而不必像古罗马建筑那样必须用厚重的墙体去支撑穹顶。技术的进步让穹顶的构造简单可行，当然其使用范围大大地广泛起来。成熟的帆拱技术创造了一系列辉煌夺目的建筑形象：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莫斯科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等，人们后来就习惯地把这一时期的由很多穹顶（可爱的小洋葱头)组成的建筑形象称为拜占庭风格，帆拱也代表了典型的文脉特征。

哥特建筑是由技术进步引起建筑风格变化的又一例。法国工匠们在实践中发明了飞扶壁、二圆心的尖拱、尖券、骨架券等一系列新的结构方式，特别是飞扶壁的出现是哥特建筑在结构上的一大创造，由此哥特教堂无论内外都体现一种不同以往的风格：内部裸露着近似框架式的结构，窗子占满了支柱之间的整个面积，而支柱又全由垂直线组成，筋骨嶙峋，几乎没有墙面；雕刻、壁面之类无所附丽，极其峻峭清冷。而其外观上，尖券、尖塔、垂直向上的束柱、飞扶壁和小尖塔等成为哥特教堂建筑构图的母题，形成那一时期的特色，创造了许多优美的建筑，如巴黎圣母院等。

在走过了文艺复兴(新兴的资本主义同封建权贵进行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的一场革命，流派风格的形成是斗争的需要，而非技术的孵化)、折中主义、复古思潮的彷徨后，流派与技术的依存关系终于迎来了第四个高峰——芝加哥学派。路斯的“装饰就是罪恶”吹响了新时代建筑来临的号角，技术的进步也使人类走到了现代文明的门槛。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大量机械设备(采暖、照明、动力、电梯)以及新材料的广泛使用，使旧的建筑形式不合时宜，在“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下，新一代的建筑精英们(沙利文、荷拉伯特、罗许等)摒弃了折中主义按传统历史样式设计、不考虑功能特点的做法，而采用由内而外的设计思路，先考虑功能，再进行外立面设计。技术革新的要求，实事求是的设计思路使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呈现出一种完全崭新的，符合技术发展规律及其特征的面貌，完成了一次革命。

作为技术与流派相互依存关系的第四个高峰，芝加哥学派并非总结性的表演，而是由包豪斯完成了这最后一击。包豪斯风格已将新技术下的现代派建筑拿捏得淋漓尽致。在抛弃了繁琐的装饰后，包豪斯注重发挥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本身的形式美，讲求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搭配效果，发展了灵活多样的非对称构图手法，通过这些努力，包豪斯把建筑带过了现代主义的门槛，使新的“技术实现了它的真正使命”，并使包豪斯风格“升华为艺术”。

从以上几个例证看出，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催生出一种新的、健康的流派及风格，而这种健康的流派和风格所形成的建筑个体也将成为人类文化不朽的见证。技术发展是永恒的，在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必将迎来新的建筑流派和新的文脉表现。

2）建筑流派美学在建筑技术中得到升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末，建筑流派陷入了动荡、彷徨。各流派的实质是不同的文化理念对技术的诠释或补充，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五光十色的美学繁殖。

密斯·凡·德·罗潜心研究他的钢和玻璃的方盒子，秉承“当技术实现了它真正的使命，它就升华为艺术”的思路，将美学、力学、施工等精细地展现在他的建筑中，终成一派。这种流派实质代表了建筑美学对技术构造精细的追求。

粗野主义的美学根源实质是发扬包豪斯学院派中对材料和结构的“真实”表现，一种技术的夸张化表演。而以雅马萨奇和斯东为代表的典雅主义的美学根源则是致力于运用传统美学法则来使现代的材料和结构产生规整、端庄与典雅的庄严感，所谓“传统美学法则”就是建筑语言，也就是特定的文脉关系。这种语言对斯东而言是“镀金柱廊，白色漏窗幕墙”，广泛地运用于他的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美国馆等。这种语言对雅马萨奇则是用尖璇来体现他“亲切与文雅”的建筑，尖璇被雅马萨奇作为一种商标广泛地贴在他的作品上，如1964年西雅图世博会科学馆、纽约世贸大厦等。如果属于“技术夸张”的粗野主义在追求超乎直率的技术表达中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典雅主义则蜕变成一个个空洞的记忆符号、美学外衣而成了技术的寄生虫。

讲究“人情”与“地方性”的倾向，讲求“个性”与“象征”的倾向这两个流派也分别是技术在美学差异和地方文化以及气候等方面的表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带着对现代主义的厌倦和反叛，后现代主义来到了前台。对于现代主义条理分明、逻辑严谨的“清教徒”式外观，后现代派主张采用“隐喻”“象征”“符号”等手法来突破呆板单调的纯技术、不顾及情感的现代派外观表达。其理论和一些成功的作品也为当时广泛争论“建筑将往何处去”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稍后的解构主义，以屈米和埃森曼为代表的这一派建筑师尝试用语言学的思路来引领另一个新的建筑方向，但建筑学毕竟不是纯艺术，在技术和人们习惯的心理行为模式制约下，空泛的哲学概念对建筑流派的形成发展及稳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实际上，在拉·维莱特公园和韦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两个代表作品之后，解构主义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高技派的出现表达了对技术的崇拜和依赖。随着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广泛使用，建筑师们已不满足于将现代文明的成果掩盖在钢筋混凝土的外衣下，而要直观地表达技术本身的美。罗杰斯和皮亚诺设计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尖锐的设计理念和纯技术化的外观表达颠覆了人们长期形成的美学观念，各种管线、交通组织的暴露成全了用于展览目的庞大的内部空间，惊世骇俗的外观与其符合功能需求的内部格局相得益彰，整个设计手法虽不尽成熟，甚至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亦代表了技术革新下展览建筑的一种健康的发展趋势。但20世纪90年代初以石井和宏等青年建筑师为代表的“机器美学”派又走向另一个符号极端，机器零件式的外立面并没有否定其功能至上的内容，“机器零件”作为一种美学符号只是技术的寄生虫而已，符号式的外观具象且尺度巨大，显得矫揉造作，格调不高（图4.2）。

图4.2　技术推动了健康的建筑流派发展

来源：翻拍、整理

4.1.3　史脉的价值评价

作为史脉集中的表现形式，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反映人类过去生存状态、人类创造力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有力物证，成为城市文明的里程碑。无法复制又使他们具有唯一性特征，同时也赋予其难得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可以转化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对现代城市的精神生活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史脉的不可再生性要求必须进行妥善而有效的保护，它的文化价值又要求积极而合理地加以利用，对于史脉(文化遗产)来说，继承是最好的保护，发展是最深刻的弘扬。^[4]

1）史脉是人类生存的人文环境，是联系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

史脉最可贵的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它是民族情感连接的牢固纽带，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化遗产的物质本体保护固然重要，但是从中提炼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则更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给城市留存一些静态的历史见证物，而是通过具有活态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推动城市人文环境的塑造。文化遗产(史脉)构成人类生存的人文环境，具有特殊的环境价值，这种人文环境则成为一个民族联系的牢固精神纽带。特别是我国作为世界闻名的古国，留下了浩瀚如海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蕴藏丰富、品种之繁多、门类之齐全为全世界仅有。这些文化遗产遍布全国各地，见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伟大发展历程，蕴涵着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牢固纽带。文化遗产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力和影响力。如对于西安人而言，古城墙就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凝结，这座包裹着隋唐残垣的明代古城墙其实已经远远超出文物和城市标志物化的概念。一位作家说：“城墙是西安人心中的乡愁，它承载着历史的情感，记忆和辉煌，也见证着城市的过去与未来。”^[5]

2）史脉延续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色的重要体现

城市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反映着城市的历史以及社会思想的变迁，体现着城市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是城市生命力的根基，是今天可能触摸到的尚未消失的历史真实。由此更应该把文化遗产看作是城市生命历程中不可中断的连接，这种链接使今天的生活与历史和未来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汁原味地保持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保持城市个性和特色的需要，也是延续城市文化的需要。文化遗产在城市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天不少历史性的城市在城市建设中为了保护一道古代城墙、一座文物建筑、一片传统民居、一条历史街道，不惜代价地调整规划设计方案加以保存修复，为的就是保留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特色。

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城市发展演变的过程，每一处名人故居、官府宅邸、寺庙宫观、亭台楼阁、雕塑石刻、造像壁画和墓、碑、塔、牌坊、井、桥等文化遗存以及大量的文献史实，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中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使这种记忆变得更为真实，通过城市风貌、民风、市民习俗等，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历史的积淀。因此文化保护要远比一组古代建筑或一处古代文化遗址保护要复杂得多，同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如成都的历史文化所表达的史脉价值在于作为先秦的古城，天府之都，历时两千多年不易其址、不更其名，以巴蜀地域文化传统而独具特色，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构成了成都文化的重要内涵，极富生命力，必将生生不息发展延续。

3）史脉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在城市发展中，文化遗产的丧失是无法补偿的，其结果将导致精神的贫乏、历史记忆的缺失和整个社会的衰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已无法用简单的经济社会尺度来衡量，文化遗产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潜移默化而又深刻长远。文化遗产是不可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滋养着现代科学、教育和文化，是民族自尊和获得国际尊严的力量源泉。事实证明，城市社会越是现代化，就越会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资源的积累和保护拥有极高的潜能，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其历史和内涵需要真正的发掘。正是由于文化遗产的存在，城市发展便具有了历史的延续性，使居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使外来参观者对当地历史及文化传统有了更真切的认知。2002年英国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变化的伦敦——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古老城市》指出:古建筑不是伦敦经济增长的累赘，而是目前伦敦繁荣的基础。目前伦敦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和人们最愿意居住、工作和参观的地方，就是那些历史环境保持最完整、文化遗产保存最丰富的地方。

史脉是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是一座城市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象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只有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两者并重，城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