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厄·文运·文脉

程志立^[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中华文明千年湮，焚坑罢禁修厄频。

谁知反者道之动，文狱兴时诗更兴。

莫道绝学已销尽，春秋大义一脉承。

传灯赖有钱翁在，桑榆霞满启后生。

一、文厄

中华文明，远绍羲黄。然而厄运频频。或逢政难、或罹水火、或遭兵燹、或因人祸。焚坑罢尊，文革荼毒，封禁删修，不一而足。其书遭毁，其人罹难，可谓血泪斑斑。其所由来，非一时一世，故于此代有新论。

隋代牛弘开其先河，谓书有“五厄”，明胡应麟则补为“十厄”，明谢肇淛的“七厄”论则另有异趣。近人祝文白以为，书厄并非皆有形，而复有“制艺”之无形之厄。而陈登原则谓政治、兵炙、藏弃、人事(水、火、虫、霉等)“四厄”乃其大端。张舜徽则以为“古书散佚之原，盖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不亡于憎而亡于爱，不亡于黜而亡于修”［1］。王炳君、廖铭德等学者认为，巩固政权，奴化统治，是历代文厄之首。政局动荡，兵火延烧，是历代文厄之最。从深层看，历代文厄的实质和根源在于文化专制［2］。其他各论，亦见仁见智。然人、文不可相离，所谓种种诸厄，皆因人发，故可总为一厄。

我国文献的流毁，史迹斑斑可考。西周末年戎狄之乱，夏、商残留简册和西周简牍就多毁于兵燹。及东周衰败，“五帝三王之文飘沦散失，弃置不省”，简册大量散佚［3］。

秦统之后，李斯谄迎始皇，以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天下图书几乎“响绝迹尽”，即使有人“心诵腹藏，壁扁岩镭，济秦之险”，也是“以通于汉者万无一二”。而且“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圣人之道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由于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然”［3］。

迨至刘汉天下，虽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4］。但“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3］。而汉武帝又对所举贤良或治诸子之言者，以“乱国政”为由“皆罢”。董仲舒谋合圣意，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乃“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及王莽篡政，赤眉兵乱，西汉200多年典章“焚烧无遗”。东汉图籍虽较西汉增加三倍，但黄巾起义爆发后，“典籍文章，竞共剖散”“符策典籍略无所遗”［5］。其缣帛图书，“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6］。

秦汉焚坑罢尊之后，历代“挟书”以愚民，列科技为奇技淫巧，视奇能异士为江山隐患与社稷寇仇，禁书不绝，而人祸更甚。西晋《泰始律》将星象、气象、天文书籍被列归禁书，违者处以两年监禁［7］。“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渠阁文籍，靡有孑遗”。甚至“黄籍”(珍贵档案)也“狗牵鼠啮，雨湿沾烂”［6］。东晋典籍散落，“十不存一”［4］。南齐“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侯景叛乱，“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梁元帝萧绎战败，将所藏图籍14万卷付之一炬［5］。

六朝禁绝谶讳图书，不分官私皆焚之。隋代相继，“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谶纬之书遂绝传［8］。又曾舟载水运，八万余卷图籍“漂没风浪，所存十仅二三”［1］。隋末大乱，汉魏石经湮灭殆尽［5］。

号称开明的唐朝，其法典《唐律疏议》亦行禁书:“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7］。而唐初购募校定经籍，图籍船运倾覆，抢救图籍不过十之一二［5］。755年安史之乱，长安图书“亡散殆尽”。880年黄巢入长安，图书文献被焚［4］。929年，定州节度使王都谋反，兵败自焚，府库所藏图籍全部化为灰烬［5］。

《唐律》禁书令在宋代《宋刑统》、明代《大明律》被全部继承和保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不仅据禁书目录禁毁图书，而且开启以人废书先例，以乌台诗案而兴文字狱［7］。946年，后晋被辽所灭，汴京图籍和珍宝被洗劫一空。975年，南唐后主李煜将宫中所藏文物图籍全部焚毁［5］。隋代书籍达37万卷，到宋初仅残存万余卷。后经搜集，宋太宗建库收藏图籍8万余卷，并屡有增进，后因纵火，书画图籍“焚殆遍”，“所存无几”。1126年，金兵攻入宋都，尽收图籍文书与“凡人间有用之物”860辆车北去［5］。后南宋“披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才使“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后元军南下，全部北运［4］。私家藏书亦复如此，所存不过“一二残零，不成部帙”［8］。

1279年，蒙古铁骑横扫中原，南宋亡，元军尽收宋藏图籍、珍宝［5］。其后治国，人分四等，儒列九流。因崇佛抑道，《玄都宝藏》(即《道藏》)两次罹焚，经版亦未能完整保存。《玄都宝藏》原有7800卷，而明代重编的《正统道藏》和《续道藏》，合计也只有1500种5485卷。

除了《大明律》的禁书令，明“靖难之役”后，永乐帝“出建文朝封事数千通，命解络等择有关于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6］。因多次诏求遗书，明朝藏书甚丰。“然藏书虽多，不无杂乱。积历年久，无不鼠蠹。经该人众，无不散失”，黄册库也“风雨飘淋、库房损坏、籍册退烂”。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元、明文籍“消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6］。

清军入关后，实行屠城政策，明代在各地的架阁库大都被毁，图籍尽失，以致修明史时，从考档案无几。清政府通过杀戮、笼络(科举奖励)、诠修、禁焚手段等大兴文字狱，禁毁范围空前。史书、小说、甚至宝训等，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绝［5］。邓实《禁书目合刻》跋曰:“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以本朝乾隆时焚禁之一厄为最后而最烈。”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序谓:“每叹我国古籍，自秦政禁书后，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1］

而太平天国政权更为野蛮，视各家学说为流毒，成立“删书衙”，捣毁孔庙，焚烧、删修经典，摧毁藏书楼与书院。有文载曰:“江南文物图书，大半毁灭散失”“东南图籍之厄，至今日而极”“古书自储寇乱后，散佚几尽”。正是“万卷残书付劫灰，烽烟回首尚惊猜”［9］。而太平天国形成的文件材料也一律遭清政府销毁［6］。

清代的积弱使列强纷至沓来，除了敦煌遗书等外流，京阙官藏私守图籍，散弃如粪土，被“捆载而去”。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内廷秘籍已失颇多”，火烧圆明园，“致文源阁藏书化为灰烬”［1］。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大肆抢劫，京师“各部案卷不过十存四五”。清政府非但不思补救，反而不分青红皂白下谕“着即一并销毁”，地方大员也随心所欲焚毁档案［6］。

民国期间，大批清代档案得以保存，至今数量仍在一千万件以上［6］。但所失亦令人勃然:1915年，为掩劣迹，袁世凯通令各省销毁帝制文电。1916年又下令焚毁各省区“推戴书”及帝制档案840多件。1921年，北洋政府因经费困难，将清内阁档案15万斤8000麻袋以4000大洋卖出，流散民间与海外［10］。1927—1936年，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查禁焚毁书刊2734种(不完全统计)［2］。1948年，国民党政府各部大肆焚毁档案，仅铨叙部档案就由80多人焚烧六天之久［11］。而期间日本侵华“诚中国晚近图书之一大厄也”［1］。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商务”总厂与图书馆纵火，使50多万册图书和稀世珍本化为乌有［4］。八年抗战期间，日军摧毁中国图书馆2118所，仅南京北平就达104座，藏书460余万册。而日军掠走的书籍，仅京、津、宁、沪就不下168万册，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藏书1000万册以上［2］。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各种运动不断，起初只是把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档案作为“敌伪挡案”乱烧乱扔。后来土改时，将田契、卖身契等也全部烧光，文革之后又将人事档案中的黑材料剔出销毁［6］。而文革开始后，焚烧书籍高潮空前，而且迫害“牛鬼蛇神”，对传统文化造成除根式的毁灭性打击。萧乾《关于书》一文中感慨:“本世纪60年代的‘文革’，实际上也是一次‘焚书’，数量也许打破了纪录。”［9］

二、文运

中华文化，先有三易，后兴诸子。盖因三代以前，学在官府，典籍文献均藏于王室，由史官等世袭，“掌官书以赞治”。百姓不得而教，亦不得而知。自“殷革夏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出奔于商”，夏之典册移归殷商。后因商纣暴虐，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奔周为文王臣”，商之文典又转归于周。其后周守藏史老聃等“见周之衰，乃遂去”。自此学散民间，私学勃兴，遂有诸子百家争鸣，文化空前繁荣［5］。

伴随着“学在民间”，统治者一方面“礼失而求诸野”，一方面通过征书修书对思想进行禁锢。历朝历代的禁书活动与文献编纂活动相伴而行。有学者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我国禁书运动的开始［7］。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指出，《诗经》三千余篇，被孔子删为305篇，《尚书》被孔子编纂成百篇，所以“《诗》《书》之见存者无几耳”［1］。汉初实行“挟书”律，禁止私人藏书［7］。唐贞观敕修《五经正义》统一异说，并将之列为教科书，以开科取士推行。所以张舜徽先生说，汉魏六朝群经注疏门派迭起，百家争鸣，但唐初撰成《五经正义》，人为明定一宗，所以“六朝遗说存者无几”［1］。

宋代理学家以疑经、改经、删经重新诠释古代经典，出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宋高宗焚毁诏书、章疏和秦桧罢相年间的全部档案，并对秦桧为相时写的《起居注》《时政记》等进行删改［5］。明代延续宋代删修诠改编纂经典的做法，编成《五经大全》《永乐大典》。

清代实施文字狱，以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征集、修订、销毁或删改图书，实施思想控制［5］。据统计，从修《四库全书》之初到乾隆47年，共烧书24次，同时对所收录书进行了大量篡改［4］。收入《四库全书》的书为3470种，79018卷，而被销毁的书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1］，数量竟相当于这部巨著的3/4，被抽毁的也相当于它的1/8，与《四库》所收相当［7］。所以清段玉裁谓:“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12］。鲁迅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章太炎指出，言语、风俗、历史是国家、种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若三者丧一，则国家、种族不能延续。所以“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州之秽德，后世不闻”［1］。

正如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也”，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历代统治者在实行思想禁锢与文化专政的得意之际，并没有看到其有弊的一面。明胡应麟就指出，典籍聚散与国力强弱息息相关，而且“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典籍蒙难之时就是政权更迭或政局动荡之日［13］。舒萱《漫谈书厄》亦谓:“书籍的命运往往与国家、民族、政治、社会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史记·儒林列传》就载:“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意思是说，秦代人亡政息是焚书坑儒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经验表明，文化专制愈烈，其反动之力愈强。暴秦焚坑结局自不必说，而强汉罢尊使得诸子尽废，道、兵、法、名、墨、农、阴阳、纵横、小说等各家学术，或被封杀，或隐山林，或流民间，或附儒流，或生变异，其反动之力终致王莽篡政，谶纬悖兴，引发赤眉、黄巾起义，促生道教，推引佛宗，虽有今古经学立官以听天下，但仍难逆改汉室悖亡命运。

必须纠正的是，世人多以秦汉为中华之强音，殊不知秦汉之强盛，并非秦汉之功，而是春秋自由繁荣、科技领先之余势使然。因为春秋战国诸子繁兴，小说杂流俱行于世，思想开放，人兴礼仪，国举贤能，崇尚文明，创造力空前，故而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物阜民丰。虽列国相争，政权迭更于权贵，城池变换于彼此，然而合纵连横互衡，勾连徙移易行，世有养士重才之风。故而良将、忠臣、明君，国之三宝时有，侠流雅士，靡不有归，干将、莫邪出而钢铁冶炼技术遥遥领先于全球。

但秦汉以来，历代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实行文化专制，所以中华文明犹如挥刀自宫，自此便失去了阳刚之气与创新发展能力，科技停滞不前。尤其蒙元、满清以降，抑道崇佛，剪除异能，弱化人心，致使华夏日渐式微，积弱难返。若非西方1500年黑暗时期，根本就谈不上后来的盛唐气象与两宋繁荣，更遑论明代中兴。所以鸦片战争与满清国祚衰亡只不过是文化专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已。有识者指出，秦汉开始的焚禁方书之举，与“古代科学著作不受重视而导致相当一部分散失亡佚，乃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断时续而最终落后于西方”，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7］。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而吾国愚辈，不诛大盗窃国愚民，不诘春秋大义不存，反讥祖宗章法谬成，归咎传统农耕文明。先启打倒运动，后兴文化革命，界宗庙寺观为封建迷信，辟知识名流为牛鬼蛇神，邯郸学步而不知其可。故而绝学断阙流殇，礼乐湮没不继。至今代相递延，能思接千载博通古今者，得无其人。是故焚书坑儒以绝民智，罢黜百家而行独专，秦皇汉武罪莫大焉!

汉代百家之黜，不仅使天下三分，而且人心思迁，以致魏晋南北朝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经学主流为玄学取代，佛道二教盛况空前。虽然出现300余年政权割据，治乱兴替，但思想文化自由，民间、民族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因而造就隋唐繁荣，顺承春秋科技领先之余势而缔造盛世，谱写出中华文明最为灿烂的一章。

魏晋玄学的适性与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使南北勾连，商贸发达，丝绸之路再次释放社会繁荣的景象。政治的开明孕育出盛唐气象，故而大漠孤烟与清明上河的图景不断。虽然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短暂变乱，但是文化仍然在繁荣中推进。禅宗一花开五叶，道家八仙显世间。春秋记载的河图洛书不再是谬传，而成为现实太极与无极的真诠，北宋五子亦将中华文明再次推向辉煌。

禅宗空谈心性与宋代理学对顺民的成功驯化，导致南宋失去了自强机制与抵御外辱的能力，以致社会精英“平时静座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终被蒙元消灭而中华文明断亡。

有明汲取宋亡教训，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兴起，虽立道以复汉唐文明，奈何平民立国，眼光陋浅，无有大略，未能骤变遗风恶习，致使官僚集团腐败而为满清取代，终难遏止中华文明颓势与亡国之结局。

满清政权固步自封，奴化流兴，文狱莫名，君子缄口，社会逆行，考训朴学成为主流学术。而彼西方，蒙遭1500年中世纪黑暗，拱让中华文明得以绵延领先，随着文艺复兴，人才迭出，科技飞速发展，工业文明崛起，其势其实逐渐遏超满清帝国，终以列强而鱼肉中华，饕餮肥豚，殖民而化，致使国人不认祖宗而天下亡。

然天佑中华，吾国文化自有其回天之道。盖因文书多“书于竹帛，镂之金石，探之盘盂”［3］。岩画铭刻，古墓传薪，简牍帛书，遗书屡新。深山藏宝典，民间隐真人。诬河图、洛书为臆说者，至宋初易道图显而默言。疑夏商无有典籍者，到清末甲骨文出乃无语。更有志士仁人，以“天地间万物，难聚而易散者，莫若书也”［8］。从而不惮生死，冒险藏书。以致春秋至六朝藏书家人数相差无几，而隋唐五代后，藏书家人数直线上升。明清教育家人数比宋元少近1/3，而藏书家人数却是宋元人数的3.5倍［14］。这说明，有识之士在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已经自觉加入了留传文化的行列。而另一些学者，则审时度世，因势而导。

故而唐有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以复古载道，宋有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以开万世太平，明有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存文化。其后章太炎治小学以传经义，善推孔子广《春秋》之德而“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使人民“知民族之可爱”［15］。

正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精神，使得中华文化随着思想的禁锢和文化专政，却更加繁荣。故而清代文字狱最烈，小学也空前发展，一度成为引领时代主流的“朴学”与“实学”，进而形成历史上有名的乾嘉学派，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又一翻版。

方今之时，若转换时空角度来看待，恰可比于春秋战国时期。若视寰球为中原，视联合国为周室，视各国为诸侯，视中欧美澳日为齐楚秦晋宋，视科学家为方士，视外交为纵横，视互联网为乡校，视航机为车马，则当世之趋，未来之势，明若灿星矣。而人才之争，地域之竞与文化之运，不亦了然乎?

三、文脉

自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后，不世而亡。故而西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汉书·艺文志·序》)，黜百家而奉孔圣，独尊今文经学。然而诸子废而灾异、符瑞兴，谶纬泛滥，今文经学逐渐妄诞衰变，进而被古文经学取代。

古文经学是考据、训诂、音韵等通经明道的方法学，强调文字训诂，注重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根脉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因其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弱，故而绵延传承，历代不绝。而且每有文字狱兴起时，古文经学就与政治更加远离，以专治小学而保留其通经文脉。从西汉扬雄《方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到明末顾炎武《音学五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文经学代出其圣，卓有其成。

清代思想禁锢和文字狱，迫使文人埋头训诂旧籍，博稽故实，缄口时政，反而成就了以考据文字、音韵和训诂为主要内容的古文经学，遂有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的乾嘉朴学诞生。

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朴学隆兴，乃是清代文化的反动。盖因满清入关后，不仅烧掠屠城，而且改造原有文化。顾炎武认为文化是天下兴亡的象征，“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乃著书立说，开朴学之先河［16］。

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所以他一生致力于中华文化最基础的小学，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有诗自勉曰:“老柏摇新翠，幽花茁晚春。”并自比于精卫曰:“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16］

其后，被梁启超誉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和中国近代科学界先驱者的戴东原，继承并发扬顾炎武“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遵循“由声音文字求训，由训诂以寻义理”的方法，主张寓义理于考证。他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之中，义理最为重要，应当由训诂以寻义理。他说:“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於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17］

东原先生提出，为学在于“由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他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中乎辨言，终乎闻道”，如果“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有志闻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后人评价他，“抱经世之才”“学问精诣深造，胸有真得”。“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17］

戴震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后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将其学术发扬光大，使成于汉代的小学走向巅峰。尤其是段玉裁，铭守“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毕生以撰述为乐，治学严谨，注释《说文》，“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他用30多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30卷，又用全部积蓄刻成付印发行。因健康每况愈下，当完成《说文》注释时，他谓学生“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12］。

自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后，清代经学研究直推春秋。而段、王之后，朴学就训诂考据而训诂考据，远离亭林先生之初衷。直至清末衰亡之际，古文经学才由章太炎再续顾氏“稽古通经，明道救世”之主张，使朴学复兴，古文经学亦再现辉煌。

章太炎先生以经为史。他认为，历史中包含着中国国民精神，以民族精神而言，历史(即六经)的价值不可估量［15］。故而他说:“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此可为流涕长澘者也。然则继魏而后，民且世世左袵，而为羯胡鞭挞，其憯甚于一朝之溺。《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18］意谓孔子编订六经之功比大禹治水更大，除了使“学在官府”转变为下及庶民，使之不致于因一国亡而亡之，而且使人民自觉一国之所以为一国，一民族之所以为一民族。所以能够聚民族意志，使国家得以成立，人民国性不堕，不会忘却历史身份［15］。太炎先生复谓:“若夫孔氏旧章，其当考者，惟在历史，戎狄豺狼之说，管子业已明言……故仆以为民义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19］章太炎先生指出，在认清“六经皆史”的前提下，要以考史事、明制度、通语言的方法治经。治经应依照明文，不可迷于汉代之说或一师之说［18］。

清儒提倡的“通经致用”的朴学，在于传承春秋大义，祖宗德业，保留中华文明的根脉，发扬中华民族爱国向上的精神。他们在考据和文字音韵训诂之小学上苦下功夫300余年，实乃留传解读古圣先贤经典的工具和方法，期冀后学有心者发扬光大之，使后世儿孙能再识祖宗本来，其心何苦也!

时至今日，国家开明，提倡中华文化复兴与文化强国。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复兴离不开有文化的人，或者能够传承文化的人。文革浩劫对“封建书籍”的查烧和“牛鬼蛇神”的迫害，使诸多典籍不存，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和精于诂训、博识古籍者寥乎其人，而“封建传统”与家学家风传承也已荡然无存。所以，必须找到贯通古今的桥梁，重新掌握音韵、训诂、文字考据等传统文明的“小学”，才能真正实现古人与今人的交流与沟通，也才能够真正继承祖先遗留的文化遗产精髓，并将之发扬、发展、利用和创新，造福于后代子孙。而耄耋之年的钱超尘先生，则正是当前文化复兴和传承绝学的国之“瑰宝”。

钱超尘先生师从我国著名古汉语专家陆宗达教授，而陆宗达先生师承黄侃，黄侃师承章太炎，是乾嘉学派正宗传人，因此近而论之，钱先生的学术可直追顾亭林先生。钱先生历经文革浩劫，深受顾炎武“非关六经者，一字不书”的影响，一生治学谨严，非关学术，不议不书。而且秉承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黄侃和陆宗达等前贤精研《说文解字》的治学路线，谨遵师训，“以经考字，以字考经”，积数十年精力倾注于往圣绝学中，并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考据学作为研究中医古籍的手段，寻根溯源。改正《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书相沿已久的许多讹字，如考证《伤寒论》《金匮要略》6175字，确证《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搏”皆为“抟”字繁体“摶”之讹。指出《内经》中有些“搏”字也是“抟”字繁体之讹［20］。

钱先生平生最重《伤寒论》，他认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中医的灵魂。他指出，《伤寒论》据《汤液经法》成书，是理法方药融汇于一体的中医经典与临证圭臬，是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富有魅力、永恒可传的民族文化瑰宝。因此，他一生精力贯注于《伤寒论》研究，对《伤寒论》版本传承脉络自殷商伊尹《汤液经法》到2014年出版的《宋本伤寒论考笺》，一一搜集，条分缕析［20］，其年代跨越之大，考证时间之久，资料收集之难，超乎想象，可谓访遍青山，踏破铁鞋，方见其真。

为了研究《伤寒论》版本传承，钱先生自1983年开始，用三十余年时间遍寻碛隐，找到明代刻印的曾被视为“枕中鸿秘，不轻视人，流传日希”而清代修四库全书时“遍求不得，时称已亡”的《宋本伤寒论》，而且找到《宋本伤寒论》收藏处五处五版，皆“手抚之，目击之，笔录之，拍摄之”，考清各本传承脉络。对有未能一睹亲见的台湾故宫本版本叹曰“深愧人意”。后来机缘成熟，“趁便饱览”，此前不清之处“视此涣然冰释”［20］。由此可见钱先生治学之严谨，学术功底之深厚。

为了进一步发明《伤寒论》的学术渊源，钱先生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花了近20年的时间搜集、整理、研究，先后获得十四个不同抄本，并加以对比和筛选，最终确定底本、主校本、旁校本，重新校注，五易其稿［21］。钱先生有关《伤寒论》研究的编著，目前已有《伤寒论文献通考》《唐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考笺》等十数种出版。听过“寻访”的经历才知道，钱先生的每一次寻访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版本都有几多考证，每一本著述都有无数辛劳，每一篇文章都有殷殷心血。他的严谨、认真、坚毅、刻苦令人肃然起敬而生惭愧。

钱先生以傅山为人生的标尺。傅山“于学无所不通”。因字青主，故有诗曰:“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他提倡学问要博采诸家之长，认为“道本不息，如川之流”，故治学极广，“好学而无常家”，常常“黄冠坐佛阁，高哦诸葛书”。儒释道三家兼采并蓄，并成为清代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22］。

傅山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尝谓“事产营家易，文章负荷难。神明生骨肉，丹彩受心肝”［23］。意思是说人的精神意志从骨肉而生，而文章的道义文采是从心肝流露出，所以经营家产容易，撰写担当道义的文章就艰难得多了。他评李白道:“对皇帝只如对常人，做官只如做秀才，才成得狂者。”又曾释《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曰:“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他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22］。清·戴梦熊《傅征君传》载傅山“举博学鸿词，屡辞弗获，抵都门，复以老病恳辞，未就试乃归。后授中书职衔，山不欲违厥初志，避居远村，唯以医术活人”［23］。

时人评价傅山曰:“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其才学品位“海内无匹，人不能尽识也”“扫除百年芜秽靡蔽，一意孤行”［22］。顾炎武有诗赞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23］

傅山以儒通医，“精岐黄术，邃于脉理”“诊视如神，全活甚众”“常卖药四方”，不拘权威和经典，被人称作“仙医”。“或有疾病，稍出其技，辄应手效……凡有沉疴，遇先生，无不瘳。”其擅医之名在山西无人不知，“藉以回生者不可胜数”，登门求医者，家里往往坐不下，但他“贵贱一视之”“每以一二味取验……无能传其术”。傅山“性厌纷华，交遍天下”，所以避居僻壤，常与农叟登山、喝茶、闲聊。乡里邻居有所求，必竭其心力。“日唯专医救人”，但从不见有倦容［23］。

经过详细的考证，钱先生认为傅山对中医经典著作几乎无所不读，“对《内经》，《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唐宋以后重要医家的著作淹贯精熟”［23］。他指出，傅山在亡国之际，入道蓄发，自称道士、侨民，不事王侯。以罪投牢，绝食九天，不惧生死。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怀着一个道人对母亲孝敬的心，开始学医，通过自学，向朋友学，向祖先学，而精通医学而成为“仙医”。其所反映的爱国之心与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学习中医，一定要从读书训诂开始，而读书三宝鼎是《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钱先生说，傅山学习刻苦，甚至在乞讨的路上批阅医典，他对医籍有很多精彩批注，甚至被学生抄下来作为礼品赠送［24］。

钱先生指出，傅山尤重医德，其外甥打算学医谋生，征求意见，竟被狠批［24］。傅山说，好药方与好文章一样，“亦需一味味千锤百炼”。如果“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而且行医如用兵，运用之妙，在乎一心，“非不学问人可妄谈”［23］。傅山晚年尤精医，钱先生引用亭林之句而歌仰慕傅山敬辞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铁骨铜肝，迹同翟义。博极群书，儒释道医。苏困起废，尤精轩岐。”［23］从这些语句中可见，钱先生对傅山十分推崇。

钱先生对顾炎武也推崇备至，他常常把亭林先生的语句作为座右铭，如“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等等。尤其是亭林先生关于转移人心，整顿风俗，教化纪纲“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的说法，他颇多感慨［24］。

钱先生常常引用曾国藩的话来教育学人，做学问要不拘一格，勇于创新，而且要能坐得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与无闻。比如“若非自己著述，则无所托，岂能不朽?”读书“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24］。

钱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人的一生应当对自已的行为负责，“立大志，怀大梦”。应该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勤勤恳恳，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而不能庸庸禄禄、无所事事。钱先生常说，人生的价值大小在业余。他最为欣赏傅山之语:“人无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山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24］并以此自勉。

钱先生的人生格言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始终按照孔子所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来要求自己［24］，时时重视提高自己的道德，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2009年，钱先生念自己年迈，恐绝学失传，后继无人，于是专门开设为期一年的《说文解字》计划外免费课程，有教无类，不限身份，只要愿意学习的钱先生一概欢迎。此外，钱先生还以免费或公益形式在社会上广收学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许多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都师从钱先生学习。为了将这一学术完整传承与发扬光大，钱先生还与中华中医药学会合作实施为期三年的“中医典籍与语言文化专家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计划”传承活动。

钱先生道尊孔孟，学承章黄，精诚笃学，耿介不阿。博通经史，学治音训，师古不泥，不拘成法。虽身负绝学，却不慕荣利，不羡仕途，心怀天下，甘于淡泊与寂寞，正讹《灵》《素》，考证《伤寒》，诠注医典，校传《辅诀》，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承千古之文脉，继往圣之绝学，启后来之心扉。实乃学海之津梁，传灯之明师。而今钱先生虽已八十高龄，但心如初日，赤诚满腔于绝学传承。可谓桑榆虽晚，彩霞满天。

古人言:学于诂训乃有获。吾侪自当步钱先生之后尘，传薪于来者。高山景行，心向往之。乃以子曰诗云而歌曰:仰之弥高钻弥深，瞻之在前忽焉空。所立卓尔博以文，竭才欲从何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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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钱超尘演讲实录.

【注释】

[1]张其成弟子，钱超尘再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