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文与写生文的“趣味”

这样的取材范围和材料性质是由小品文和写生文追求的所谓“趣味”所决定的。可以说“趣味”是小品文和写生文的灵魂。在日本写生文中，所谓“趣味”主要是指“俳句趣味”（简称“俳味”），也有人称作“超越趣味”，是带着一种超然的审美情感来看待客观事物时所产生的一种超脱、闲适的心态，一种淡淡的诙谐和幽默。坂本文泉子在《写生文杂话》一文中说：“写生文的目的就是要把俳句趣味表现在散文上。”在《文话三则》中又说：“传达出某种事物的趣味是写生文的主眼。”周作人对“日本文学里的俳味”十分推崇，认为它有“一种特殊的气韵”。在谈到自己的小品文创作的时候，周作人也常常谈“趣味”，他标榜自己的小品文是“趣味之文”，^[123]他的文章也被时人评为“趣味文学”。写生文和小品文“趣味”的共同的文化渊源是东方佛教禅宗的物我合一的悟性、老庄的超越与虚静、山水隐逸文学的淡泊空灵。其核心便是“平和冲淡”。夏目漱石指出：“写生文家要避免捶胸顿足的热烈情绪。”^[124]正冈子规也指出，写生文趣味“不是浓厚的趣味，不是高深的趣味，而是淡泊平易的趣味”。^[125]五四运动落潮以后，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上也有意识地摆脱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追求一种平和冲淡的风格。自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126]“凡是狂热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127]周作人的小品文和日本写生文的这种平和冲淡，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超然物外，淡然旁观，没有大喜大怒，大悲大伤；清淡但不无味，超然但不玄虚，有情但不矫情，有思想但不高头讲章，下结论但不强加于人，表现出东方人特有的平正调和的境界。写生文和小品文作家为了能够表现出这种平淡清丽之“趣味”，都很重视自我心性的修炼，以求保持平静淡泊的心境或心态。夏目漱石强调指出：“写生文和一般的文章有种种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的心态，其它特点皆由此而生。只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进一步解释说：“写生文家对人事的态度，不是贵人对贱人的态度，不是贤者对愚者的态度，不是君子对小人态度，不是男对女、女对男的态度，而是大人看孩子的态度，是双亲对儿童的态度。”^[128]一句话，就是超价值判断、超利害、无差别的纯审美的态度。他在《鸡冠花序》中又用“有余裕”一词来概括这种态度。按照周作人的理解，所谓“余裕”就是“缓缓的，从容不迫的赏玩人生”。^[129]也就是要有闲情逸致。事实上，中国小品文理论中的“闲适”一词与漱石的“余裕”一词含义完全相同。有了“余裕”或“闲适”，平和冲淡的“趣味”便自然而生。在写生文和小品文中，越是不触及社会人生的无关紧要、无关宏旨、可有可无的东西，就越是有“趣味”；凡是有碍于“缓缓的，从容不迫的赏玩人生”的东西，都被排除在“趣味”之外。以这种闲情逸致观察万物，则万事万物无不有“趣味”。一般人觉得有趣的风花雪月、草木虫鱼、声色犬马、琴棋书画不必说，一般人觉得无趣、甚至是丑陋的东西，写生文和小品文作家也要能够从中发现趣味。如漱石所说的，“车夫马夫的唠叨，马儿放屁，狗生崽子”等等，都有趣味。在日本写生文中，被视为写生文鼻祖的17世纪的松尾芭蕉就写过马尿，小林一茶写过苍蝇。周作人的小品文也有好几篇是这一类化丑为美的。例如他也曾饶有兴致地写过苍蝇，津津有味地写过虱子。就写苍蝇而言，周作人曾自述是受小林一茶和永井荷风的影响，这也算是一种“日本趣味”吧。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周作人乃至中国小品文作家所谈的“趣味”，所表现的“趣味”，和日本写生文的“趣味”终归有所差异。从现实上看，明治时代可谓日本的“盛世”，二三十年代却是中国的乱世。在盛世和乱世中谈“趣味”，味道自然有所不同。从文学传统上说，日本文学从古代到现代，总体上都具有一种“唯情主义”倾向，其艺术趣味是超政治、超社会的。日本写生文作家、评论家一开始就在纯文学的范围内谈论写生文。他们只谈“趣味”本身、文体本身。在连篇累牍的关于写生文的评论文章和研究论文里，他们所热心讨论的，是写生文怎样才有“趣味”、写生文的文体特征、写作方法和技巧等等。而中国的小品文作家和评论家则极少单纯孤立地谈趣味。就周作人而言，他在小品文中表现“趣味”，在他的各种小品文集的序跋中主张“趣味”，但总有点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自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评论界对小品文的闲适趣味多有责难。另一方面，在周作人的潜意识里，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趣味”与“作用”的矛盾，“积极”与“消极”的矛盾，“叛徒”与“隐士”的矛盾，“载道”与“言志”的矛盾。所以，在外界的责难和自身的矛盾之中，周作人谈趣味谈得并不坦然，既想当“叛徒”，又想做“隐士”，一会儿责备自己“总是不够消极”，“太积极了”；一会儿说自己“缺少一点热与动”，是“美中不足”。这种矛盾心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在他的小品文里，使得他小品文中的“趣味”常常显得造作和勉力为之，有时甚至使人觉得是出于迫不得已，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语）才谈“趣味”。

尽管周作人在标举“趣味”时有这样的矛盾，但总体上看，中国小品文和日本写生文所追求的这种“趣味”同样都是超社会性的、纯粹的个人趣味，是个人的感受、癖好、兴趣、心境和日常琐事的抒写和记录。所以写生文和小品文既是平和冲淡的趣味文体，又是非常个性化的文体。日本写生文一方面反对在文中流露强烈的感情，以免失去清淡平和；另一方面又反对做纯客观的、死板的描述，反对摹仿古人，主张写生应该渗透着作家的个性和悟性，要做“活写生”，不做“死写生”。如坂本文泉子就认为，把眼见耳闻的东西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并不就是写生文，重要的是要有“个性的发现”。^[130]伊藤左千夫也认为，“从前的文章由于过分注重文章的技巧，作者的人格脾性均被淹没不露。写生文则不能如此”，所以要打破旧的技巧的束缚。^[131]同样地，中国小品文也非常注重文章的个性。周作人在他的小品文集《自己的园地·旧序》中，声称写文章不必“想于社会有益”，否则“就太抹杀了自己”，“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林语堂更明确地主张小品文要“以自我为中心”，并扼要地把小品文的文体特征概括为“个人笔调”。^[132]从文体上说，写生文和小品文对个性的强调也就是对个性化文体的强调。但是，在文体的意义之外，中国小品文和日本写生文对“自我”、对“个性”却有着不同的定位和不同的理解。日本写生文所谓的个性是相对于客观自然而言的作家的个性，强调的是写生文作者对外界自然的独特观察和表现，是把个人的体验投注到客观的写生中。为了表现个性，日本写生文家努力把客观具体的描述性的“科学的记事文”同写生文区别开来，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写生”和纯客观的“写真”（照相）区别开来，把表现审美感受的写生文和不计美丑的“博物图”区别开来。同时，为了避免写生文过于散漫、无中心，从正冈子规开始，日本写生文就特别注意文章的“山”。所谓“山”，要有跌宕起伏，要有脉络，要有中心，要有高潮。也就是要有作家个人的主观的情思贯穿文中。和日本的写生文不同，中国小品文中的个性不是和客观自然相对而言的个性，而是和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相对而言的个性。日本写生文作家强调“个性”，是为了矫正初期写生文过分客观的写实和写生；中国的小品文作家强调“个性”，则是为了矫正五四时期杂文的强烈的社会性，是对社会政治和人情是非不做置喙。换言之，日本写生文在人与客观自然的关系中理解“个性”，中国小品文则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理解“个性”。

【注释】

[1]《观戏记》，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第68页。

[2]季子：《新剧与文明之关系》，原载《新剧杂志》第1期，1914年。

[3]曹聚仁：《上海舞台的春秋》，载《听涛室剧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

[4]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2～3页。

[5]欧阳予倩：《谈文明戏》，载《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85页。

[6]欧阳予倩：《回忆春柳》，载《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85页。

[7]欧阳予倩：《回忆春柳》，载《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8]欧阳予倩：《回忆春柳》，载《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60页。

[9]伊原敏郎：《明治演剧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和八年，第654页。

[10]《观戏记》，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第72页。

[11]张德福：《学戏秘诀》，上海中央书店，1915年。

[12]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践》，原载《戏剧》第1卷第1期，1929年。

[13]赵太侔：《国剧》，载《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

[14]坪内逍遥：《小说神髓》，载《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第4卷，东京：讲谈社，1980年。

[15]坪内逍遥：《小说神髓》，载《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第4卷，东京：讲谈社，1980年。

[16]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第50页。

[17]陈独秀（三爱）：《论戏曲》，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第54页。

[18]无瑕：《新剧罪言》，载《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4年。

[19]王梦生：《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1915年。

[20]隐严氏：《改良新戏考》，1912年。

[21]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12、40页。

[22]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24～25页。

[23]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践》，原载《戏剧》第1卷第1期，1929年。

[24]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第51页。

[25]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践》，原载《戏剧》第1卷第1期。

[26]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践》，原载《戏剧》第1卷第1期。

[27]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3页。

[28]欧阳予倩：《谈文明戏》，载《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第190页。

[29]瘦月：《新剧中之外国派》，原载《新剧杂志》第1期，1914年。

[30]欧阳予倩：《回忆春柳》，载《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第166页。

[31]田汉给郭沫若的信，原载《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32]田汉：《编辑后记》，原载《南国月刊》第1期，1929年。

[33]田汉：《日本新剧运动的经路·续完·附言》，载《南国月刊》第2期，1929年。

[34]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载《田汉文集》第14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327页。版本下同。

[35]厨川白村：《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载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36]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载《田汉文集》第14卷，第20页。

[37]田汉：《菊池宽剧选序》，原载《日本现代剧选》，中华书局，1924年。版本下同。

[38]田汉：《菊池宽剧选序》，原载《日本现代剧选》，中华书局，1924年。版本下同。

[39]同①。

[40]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载《田汉文集》第14卷，第314页。

[41]田汉：《菊池宽剧选序》，原载《日本现代剧选》。

[42]田汉在：《白梅之园的内外》一文中曾说过：“日本现代的西洋文艺批评界中，使我受感动最多的人物除厨川白村之外，当推松浦一。”他还特别推崇松浦一的《文学之本质》与《生命之文学》两部著作。

[43]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载《田汉文集》第14卷，第313、246页。

[44]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载《田汉文集》第14卷，第313、246页。

[45]菊池宽：《文艺作品的内容的价值》，载《日本现代文学全集57》，第213页。

[46]田汉：《菊池宽剧选序》，原载《日本现代剧选》。

[47]②分别由上海东南书局和上海金屋书店1928年出版。

[48]中村武罗夫：《通俗小说的传统及其发达的过程》，原载《潮》1月号，昭和五年。

[49]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载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50]转引自枕流译：《家·译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51]郁达夫：《林道的短篇小说》，载《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第250页。

[52]有关日本学者对私小说及其特点的论述，可参见胜山功著《大正私小说研究》，明治书院，昭和五十五年。

[53]转引自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载邹啸编《郁达夫论》，北新书局，1932年。

[54]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55]丰田三郎：《理想派与现实派》，原载《新潮》，昭和十二年。

[56]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集》，载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57]郁达夫：《北国的微音》，载《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91页。

[58]鲁迅：《书信·330813·致董永舒》。

[59]鲁迅：《译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日本的说明》。

[60]《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77～1988年，第23页。

[61]鲁迅：《译文序跋集·〈鼻子〉译者附记》。

[62]鲁迅：《故事新编·出关》。

[63]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64]鲁迅：《译文序跋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65]鲁迅：《译文序跋集·〈鼻子〉译者附记》。

[66]鲁迅：《译文序跋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67]鲁迅：《译文序跋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68]林焕平：《鲁迅与夏目漱石》，载《林焕平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446页。

[69]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70]如吴小美、肖同庆：《人的期待与探寻，梦的失落与执着——鲁迅与夏目漱石散文诗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李国栋：《〈野草〉与〈十夜梦〉》，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期。

[7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作起小说来》。

[72]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73]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74]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75]分别载《杜鹃》，明治三十九年11月1日；《读卖新闻》，明治四十年1月20日。

[76]分别载《读者新闻》，明治三十九年10月21日，明治四十年1月1日；《国民新闻》，明治四十一年11月7日。

[78]转引自佐藤泰正：《夏目漱石》，筑摩书房，昭和六十一年，第150页。

[80]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第135页。

[81]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82]松原新一：《近代文学和佛教》，载《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4卷，第116页。

[83]评论家伊藤整认为：《十夜梦》所表现的是“一种人间存在的原罪的不安”（《日本现代小说大系第十六卷·解说》，昭和二十四年），这里所谓的“原罪”似不应理解为基督教的“原罪”。

[8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85]鲁迅：《两地书·四》。

[86]季羡林：《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载《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3～324页。

[87]余冠英：《新诗的前后两期》，原载《文学月刊》第2卷第3期，1932年2月29日。

[88]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原载《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89]周作人：《论小诗》，原载《觉悟》，1922年6月29日。

[90]冯文炳：《糊畔》，载《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91]陆耀东：《论“湖畔”派的诗》，原载《文学评论》第1期，1982年。

[92]宗白华：《我和诗》，载《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9页。

[93]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94]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277页。

[95]周作人：《〈古事记〉及其他》，载《知堂书话》（下），岳麓书社，1986年。

[96]郭沫若：《论诗三札》，载《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38页。

[97]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原载《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98]周作人：《日本的诗歌》，原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1921年。

[99]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原载《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

[100]郭沫若：《诗歌底创作》，原载《文学》第2卷第3、4期，1944年。

[101]梁宗岱：《象征主义》，原载《文学季刊》第12期，1934年4月1日。

[10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65页。

[103]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104]梁实秋：《〈繁星〉与〈春水〉》，载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72页。

[105]胡适：《俞平伯的〈冬夜〉》，载《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

[106]闻一多：《〈冬夜〉的评论》，载《俞平伯研究资料》，第249页。

[107]汪静之：《回忆湖畔诗社》，原载《诗刊》第7期，1989年。

[108]周作人：《俺的春天》，载《知堂书话》（上），第29页。

[109]朱清：《〈蕙的风〉序》，载《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8页。

[110]冯文炳：《湖畔》，载《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11]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原载《诗歌季刊》第1卷第1～2期。1934年。

[112]周作人：《美文》，原载《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113]坂本文泉子：《关于写生文》，原载《杜鹃》，明治三十九年1月。

[114]夏征农：《论小品文》，载《文学问答集》，生活书店，1935年。

[11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俳谐》，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

[116]周作人：《冬天的蝇》，载钟叔河编《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

[117]周作人：《如梦记》，载《知堂书话》。

[11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俳谐》，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

[119]周作人：《我的杂学》，载《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

[120]坂本文泉子：《文话三则》，原载《杜鹃》，明治三十九年12月1日。

[121]野上丰一郎：《作为写生文家的四方太》，原载《杜鹃》，大正六年7月1日。

[122]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北新书局，1935年。

[123]周作人：《泽泻集·序》，北新书局，1927年。

[124]夏目漱石：《写生文》，原载《读卖新闻》，明治四十年1月20日。

[125]正冈子规：《俳句新派的倾向》，原载《杜鹃》，明治三十二年1月。

[126]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二》，北新书局，1925年。

[127]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新民印书馆，1944年。

[128]夏目漱石：《写生文》，原载《读卖新闻》，明治四十年1月20日。

[129]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载《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26年。

[130]坂本文泉子：《给学习写生文的人》，原载《文章世界》，明治四十三年9月15日。

[131]伊藤左千夫：《写生文论》，原载《趣味》，明治四十年7月1日。

[132]林语堂：《关于〈人世间〉》，载《林语堂文选》（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