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溯源和现代公共关系的发展

2.1　公共关系溯源和现代公共关系的发展

公共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现象。它是近现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民主化浪潮日益高涨和大众传播日益现代化的产物。公共关系的产生、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准公共关系观念与不成系统的公共关系活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共关系才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萌芽。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成为一门科学。

2.1.1　公共关系溯源

公共关系的源头可追溯到古代社会人类文明开始的地方——古埃及、古巴比伦、波斯和中国等国家。朴素的公共关系思想和原始的公共关系活动古已有之。自告别灵长类祖先形成人类社会之日起，人类就在相互依存中结群而居，为能安定生活，必须和相邻的人们友好相处、友好往来。这种相互依存、友好共处的观念可以说是最古老悠久的公共关系思想之一。当时的统治者虽然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机器——军队、监狱等暴力工具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但舆论手段的运用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当时的统治方式的反映。虽然“公共关系”这个名词几千年前根本没有出现，但在当时，它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却已有之。

1．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

在中国，古代的朴素公共关系思想及活动已相当丰富。确切一点来讲，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是从春秋战国时出现的。在当时社会，由于国家分裂，各种势力不断重新组合，造成了一种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氛围，这在客观上为各种思潮的发端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各种思想、言论的冲撞与吸收，终于造就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讲学。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古代公共关系思想的极好表现。乡校是古代养老和比赛射箭的场所，老百姓常在那里议论和批评政府。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子产不毁乡校，重视群众呼声，颇得百姓爱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举足轻重，深受诸侯君王的器重与信任，形成策士游说成风、舌战艺术发达的局面。战国时期君子士大夫争相养士，这些幕僚策士常常为其统治者的利益而四处游说，向对方或民众宣传本国或本君主的政策与方针，争取民心或动摇敌心。战国的孟尝君礼贤下士，门下食客三千，其中一个食客冯谖，擅自将孟尝君在某一领地的全部债券付之一炬，使得不久后孟尝君政治失意逃亡时受到该地区人民的欢迎，并在该地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最终得以东山再起。可以说，冯谖为孟尝君作了“公关投资”。刘备三顾茅庐，才使诸葛亮为汉刘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顽固的孟获终有所感激，归顺汉室，成为汉室的可靠后方。战国的游说，以闻名中外的合纵连横之术为最高境界。此外，在那时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和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孔子在《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同现代公关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基本一致。诸如这些重视宣传、重视民众的思想，都是我国古代原始公共关系观念与活动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商鞅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特地在城门口放了一根树干，并贴出告示说：谁能将此树干从这个门口扛到另一个门口，就可以赏其十金。开始人们都不相信，但有一个人完成了此事，真的得了赏金。第二天，许多希望这样轻松得到赏金的人又聚集到城门口，但这时没有了木头，而贴出了政府变法的公告。变法因商鞅“言必信，行必果”，从此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威信，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公关策划，在历史上被称为“徙木立信”。当然，这些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这种意识很分散，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只是公共关系的萌芽活动。到了明清时期，公共关系思想开始进入商业活动中。如酒店门口悬挂的写着“酒”的旗帜，店铺门上的“百年老店”招牌，人们经商活动中遵循的“和气生财”准则，都是公共关系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2．西方古代公共关系思想与活动

在国外，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1800年古巴比伦王国的一份农场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如何灌溉，如何对付病鼠害，如何收获庄稼，这与现代社会中某些农业组织公关部的宣传材料很相似。在古希腊，一些精明的统治者和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沟通技术对于影响公众及其舆论的重要性。统治者亲自进行宣传鼓动活动，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导致公众代表会议和陪审团制度的形成，它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舞台，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在当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从事法、道德、宗教哲学研究与演讲的教师和演说家，他们在当时被称做诡辩家，他们的演讲技巧被称为诡辩术，而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他们的代表。一些能言善辩的诡辩者由于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重用而威极一时，异常活跃；一些专门探讨传播技术的书籍也开始出现。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书，详尽地概括了运用语言来影响民众思想的艺术，强调语言修辞在人际交往和演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修辞是沟通政治家、艺术家和社会公众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寻求相互了解与信任的艺术；他还提出在交往沟通中，要用感情的呼唤去获取公众的了解与信任，要从感情入手去增强演讲和劝服艺术的感召力和真切可靠性。被后人誉为最早问世的原始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书籍。古罗马时代，人们更加重视民意，并提出“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整个社会都推崇沟通技术，一些深谙沟通技术的演说家往往因此而被推选为首领。如古罗马的独裁者儒勒·恺撒便是沟通技术的精通者，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通过散发各种传单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便获得人民的支持。其自身的纪实专著《高卢战记》，曾被后来的公关专家亨利·比诺誉为是“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再有，西方宗教的兴盛流传也已出现了早期公共关系技术的萌芽。教徒们的布道演讲、礼拜庆典、诵经祈祷等宗教活动，浸透着重视宣传、重视改善传播沟通技巧、重视以舆论争取和统一民心的早期公共关系思想。

3．古代公共关系的特点

公共关系是一门实践性艺术，它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古人无意识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古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无论是张仪、苏秦的纵横之术，还是郑和的下西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都不可能产生像现代这样系统的公共关系理论。其实，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使用宣传舆论与诱导劝说等多种沟通传播手段都是颇为精通的，以树立自身的神圣的形象与地位，来争取民众的支持的。但在大众传播事业及其技术尚不发达，以竞争和开放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尚未出现之前。这些早期的公共关系活动只能是零碎不成体系的，远没有成为专门职业，更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有专家指出，这些早期的争取民心的活动与公共关系活动，有着极重大的区别：它以利用民众为目的，而非为民服务；它们多数是临时性的、投机性的；它依靠的是编造神话传奇和宗教活动，而非依靠事实真相。故严格上说，这些早期争取民心的传播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公共关系活动。它们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从自觉程度来看，当时人们所开展的各种沟通、协调活动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公共关系活动往往是某些天才人物的灵感闪现，很少能流传下来。其次，从其发挥作用的社会领域和范围来看，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经济还相对落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还相当简单，人类早期的公共关系活动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伦理色彩。这是因为，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了公关主体的活跃程度，从而使其范围大多局限于社会政治领域，或者说因为这一点把其他方面都掩盖了。纵观古代中外自发的公共关系，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盲目性；其次是经验性；最后是低层性。古代的公关活动主要形式是人际传播，其层次、范围都是很小的。因此，古代的“公共关系”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关”、“类公关”。

2.1.2　现代公共关系的发展

近代公共关系萌芽于美国。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利用集会、游行、展览、庆祝等机会，以诗歌、漫画、雕像等手段，宣传自己的政见，号召人民起来赶走英国殖民者。在美国获得独立后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现代公关中常见的一些手法已经被普遍采用，如利用报刊、小册子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与选民见面、握手等机会与民众联络感情，最终达到拉选票的目的。虽然公共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一种系统而科学的理论，其建立远远落后于实践。作为一种新型的、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它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纵观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史，大致划分为起源阶段、职业化阶段、学科化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四个时期。

1．“凡宣传皆是好事”：现代公共关系的起源

1833年9月，本杰明·戴伊创办了第一张面向大众的通俗化报纸——《纽约太阳报》，从此开启了美国报刊史上以大众读者为对象、大量发行的、价格低廉的“便士报”时期。由于这种报纸许多普通民众也买得起，因而使报纸的发行量大增，进入千家万户。但报纸售价的降低造成了另一结果，即报刊上广告费的大幅度上升。这时一些大公司为了节省广告费用，便雇佣了大批专门人员，在报刊上制造煽动性新闻，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以此来扩大影响。报纸为了迎合下层民众的阅读心理，也乐意刊登这类新闻，两相配合，就出现了所谓的“报刊宣传运动”。

当时许多企业雇佣的报刊宣传员，编造了大量离奇的新闻，以便引起公众对自己及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一个马戏团的经理费尼斯·巴纳姆。巴纳姆可以说是新闻传播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具有很强的吸引公众注意的才能。他运用他的才能和技巧，编造许多荒诞离奇的故事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和好奇，在制造新闻、愚弄公众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人女仆海斯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巴纳姆曾说，“凡宣传皆是好事”，只要别把他的名字拼错了。可见，巴纳姆对初露锋芒的大众传媒的神奇魔力的感悟能力，他已经能够熟练地应用这些手段，无中生有，编造神话。而他在制造“新闻”、愚弄公众之后，又善于审时度势、推波助澜，使事件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他走向了极端。首先，他这种宣传完全不顾及公众的利益；其次，当时的报刊宣传员都以获得免费的报刊版面为首要目的，并为此而不断地编造神话，欺骗公众，这种做法与公共关系职业的基本要求和道德准则相去甚远。这些报刊宣传员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忽视公众利益的做法，给现代公共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滥用公众信任的大众传播手段，一味地无中生有，制造“新闻”来欺骗公众，最终遭到了公众的唾弃，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因此，人们把整个巴纳姆时期称为“公众受愚弄”时代。

在报刊宣传运动时代，每个报刊宣传员在争取顾客的关注时，都是不择手段地制造神话，甚至不惜愚弄公众。报刊宣传运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由于他们并没有认识公众的作用。从思想实质上来看，这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反公众、反公关的时期。不过，当时巴纳姆等人运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组织进行宣传，已经具有现代公关活动的萌芽。因而，一般称为现代公共关系的起源。

2．公众必须被告知：现代公共关系的职业化

公共关系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客观状态早已存在，然而它专门化为一种职业却是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那个时期，通过美国“报刊宣传活动”的酝酿，“清垃圾运动”的催化，公共关系逐渐形成一门社会职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垄断阶段。以美国为例，占人口1％的资本家却控制了国家全部财富的54％。随着经济的日益趋于垄断集中，美国少数经济巨头几乎掌握了全美大半的经济命脉。这些巨头大多数盛极一时，不注意处理内部关系，更不重视外部社会关系，一味强取豪夺。并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封闭保密政策，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辛辣地称之为“强盗大王”。垄断资本家的强取豪夺极大地激化了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这些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公众与新闻界的不满。于是，新闻界一吐为快，率先掀起了一场“清垃圾活动”。一批热血沸腾、年轻正直的记者，勇敢地充当了揭丑斗士。组成了一股为民众鸣不平、与寡头针锋相对的力量。他们锋芒所向，直指那些不顾公益只重私利的不法巨头以及政府的腐败行为。他们的新闻宣传揭开了不法巨头们的神秘面纱，将其丑恶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些正直的记者甚至专事“揭丑”活动，自己创办专门尖锐揭丑的杂志，成为美国报刊宣传活动中“清垃圾运动”(揭丑活动)的一面旗帜。这一“清垃圾运动”与当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工人罢工运动相互呼应，给那些政治巨头、经济巨头带来极大的冲击。

在“清垃圾运动”的冲击下，那些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起家的声名显赫的大财团，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怀疑与抵制，他们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封闭的“象牙塔”开始摇摇欲坠。垄断财团最初试图采取高压手段，对新闻界进行威胁；威胁失败后，他们又试图贿赂并高薪聘请新闻代理人撰写虚假新闻以掩盖矛盾和丑闻。但同样不灵，最终他们终于认识到：为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取得公众的信任。于是他们纷纷从“修建”封闭的“象牙塔”逐渐转向“建造”透明的“玻璃屋”，力图提高企业的透明度，让公众广泛地了解整个企业，以期取得他们的信任。开始正视新闻界与社会公众对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一些企业还纷纷聘请一些新闻专家来兼任自己企业的“新闻代言人”，委托他们进行传播沟通活动，增进与新闻各界和社会公众的联系，塑造和改善自身在社会大众中的形象。于是，公共关系活动日趋频繁而重要。一种代表企业及政府组织利益，为沟通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对话，并从中收取劳务费用的新职业便应运而生了。

这期间，美国相继出现了几家新闻宣传公司。1900年，乔治·米凯利斯、赫伯特·斯莫尔和托马斯·马文在波士顿创办了一家新闻宣传办事处，专为企业进行形象宣传。1902年，威廉·沃尔夫·史密斯辞去了《纽约太阳报》和《辛辛那提问询者报》记者的职务，在华盛顿创办了第二家新闻宣传公司。这些人从事的活动，都可以看成是早期的公共关系活动。但很遗憾，他们都没有将这些活动坚持到底，更没有提出现代公共关系的理念，使它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职业。

艾维·李是开创这一崭新行业的先驱者。艾维·李(1877—1934)是美国佐治亚州一个牧师的儿子，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就学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曾经是《纽约时报》与《纽约世界报》的一名记者。几年的记者生涯使艾维·李深感社会关系的不协调，误导了社会大众。于是，在1903年，艾维·李辞去记者工作，和乔治·派克合资成立了“派克和李公司”，为社会公众提供收费的公共关系服务。这是美国，也是世界上较早的公共关系性质的专门公司之一。从此，艾维·李开始了他的公共关系的职业生涯。艾维·李认为，解决企业的形象危机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新闻界，采取信息公开的政策，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误会，还可以促进企业完善自己。艾维·李坚持自己的信念开展公众工作，使他的公司成为公共关系公司的前身，公共关系从此进入了职业化时期。

1905年，美国无烟煤业工人大罢工，整个无烟煤业陷入一片混乱。艾维·李临危受命，受聘前来解决这一难题，协调各方关系。艾维·李提出两项要求作为受聘的前提条件；第一，必须有权与行业最高层决策者接触；第二，必要时有权向社会公开全部事实真相。在严重罢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老板们只好接受了这两个条件。艾维·李一举成功，顺利地处理了这次大罢工事件。就在解决罢工事件期间，艾维·李通过报界对外发表了著名的《原则宣言》，全面阐述了他的事务所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代表企业单位及公众组织，就对公众有影响且为公众乐闻的课题，向报界和公众提供迅速而准确的消息。”这就是“门户开放策略”。艾维·李的公共关系思想与宣传思想是“公众必须迅速被告知”——对公众“讲真话”。这一原则的提出，彻底改变了过去企业宣传愚弄公众，欺骗新闻界的传统，为日后公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一改过去企业界蔑视公众，回避记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向报界提供各种有关的资料，以便公众能够获得和他们利益有关的情报，通过沟通来改变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经常对报界免费提供新闻公报，只是要求在公报上标明公报的作者和他所代表的组织名称而已。公开提供客观的新闻材料，放弃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行业秘密，久而久之，艾维·李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起自己的良好信誉。一次，洛克菲勒财团凶残对待一名员工，引发科罗拉多州的大罢工，令洛克菲勒骑虎难下，处境十分为难。艾维·李受命于危难之时，接受了这一特殊业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与工人领袖会晤，聘请国内有名的工运专家撰文并演说、分析罢工利弊，抚慰受伤害工人及家属等，又一次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大罢工。对此，洛克菲勒曾感激地赞叹道：“在科罗拉多州的大罢工中，艾维·李扮演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角色，为约翰·洛克菲勒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十分重要的一页。”专家认为，《原则宣言》的提出，标志着公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现代公共关系真正的开端。他从事公关工作的原则是“公众必须迅速被告知”和“向公众说真话”，使公共关系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艾维·李的咨询指导主要还是凭经验和直感而进行的，还缺乏对公众舆论的严密、大量的科学调查。因此，有人批评艾维·李的公关咨询只有艺术性而无科学性。但无论如何，艾维·李作为公共关系职业的先驱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后人称艾维·李为“公共关系之父”。

3．投公众所好：现代公共关系的科学化

公共关系职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公共关系由简单零碎的活动上升为规律性的较系统的原则与方法的探索，使公共关系自立于学科之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成熟。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就是公共关系科学化的一名旗手。

出生维也纳的奥地利裔美国人爱德华·伯尼斯是著名心理学泰斗弗洛伊德的外甥。1923年，他以教授的身份首次在纽约大学讲授公共关系课程，同年出版了被称为公共关系理论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的专著——《公众舆论的形成》。在书中，伯尼斯首先详尽阐述了“公共关系咨询”这一概念，而且提出了公共关系的原则、实务方法和职业道德守则等。1925年，他的一本教科书《公共关系学》出版。伯尼斯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把公共关系学理论从新闻传播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对公共关系的原理与方法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使之系统化、完整化，最终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新兴学科。而在这些原则和理论中，他的公共关系核心思想是“投公众所好”。他认为，以公众为中心，了解公众的喜好，掌握公众对组织的期待与要求的态度，确定公众的价值观念，应该是公共关系的基础工作；然后按照公众的意愿进行宣传，才能做好公共关系工作。伯尼斯不仅是一位公共关系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公共关系的实践家。他与妻子合作进行公共关系咨询，接受过多位美国总统和实业界巨头的委托，运用公共关系实务成功地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有人评价道：“他同公共关系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并且考虑得更深远、更全面。”伯尼斯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公共关系事业。正是由于他孜孜不倦的努力，最终建立了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公共关系理论，从而使得公共关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4．“双向对称”：现代公共关系的迅速发展

1952年，美国的卡特利普和森特等人出版了权威性的公共关系专著《有效公共关系》，论述了“双向对称”的公共关系模式，在方法上坚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传播与沟通。此后现代公共关系得以迅速发展。

根据“双向对称”模式，组织必须区分那些对组织影响较大的公众，通过调查研究并展开适当的公关活动，以协调和这部分公众的关系。这种公关理论比伯尼斯又进了一步，因为它把公共关系看成了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才是现代公共关系的真正本质。《有效的公共关系》一书提出的四步工作法，成为公共关系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流程。四步工作法是指公共关系活动的一般程序和过程，其内容是公关调查、公关策划、公关实施和公关评估。至此，现代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基本构成，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此后公共关系的技巧虽然不断发展，但体系基本稳定下来。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卡特里普和他的学生们根据全世界公共关系的发展，不断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修订。2000年，格伦·布鲁姆也加入这一工作，该书已经修订了8版，成为公共关系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教科书，此书不断再版，成为畅销书，被誉为“公共关系的圣经”，使作者成为享有声望的理论权威。至此，公共关系正式进入学科化阶段。一门充满时代特征的、具有强大实用性的新兴学科以其崭新的身姿崛起于学科之林。

公共关系一经产生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极快的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纷纷建立公共关系机构，公关公司也有较快发展。在美国，早在1908年，艾维·李的早期客户之一，有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率先在公司内部设置公共关系部及分配一名副经理主管该部工作，并长期聘用公共关系顾问至今。该公司将公共关系纳入了公司经营管理的范畴，凡公司的一切重大决策若未经公共关系部门参与研究，不能作出决定和付诸实施执行。1930年，在克利夫兰市由约翰·希尔和威廉·诺顿成立了“希尔·诺顿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在希尔经营下迅速扩大，拥有600多名工作人员，遍及美国40多个城市并扩大至20多个国家。

其次，公关职业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美国一所大学进行一次公共关系人员“职业意向”调查表明，美国在职公共关系人员自认为本身职业的社会地位不低于物理学家、律师和大学教授，高于记者、推销员、飞行员、设计师。对职业自感满意。不少新闻界人士、广告师和推销员也都纷纷转行搞公共关系工作。公共关系在美已成为受人注目、令人羡慕的时髦行业。

再次，公共关系迅速传遍世界各国。早在1920年，公共关系由美国传入英国。1926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公关机构——皇家营销部。为弥补经济萧条的重大损失，皇家营销部竭尽全力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支持首相“买英国货”的号召，这次大规模的成功的公共关系活动，使人们认识到公关能创造社会与经济价值。1940年，公共关系传入加拿大。1946年，公共关系在法国崭露头角。1946年，荷兰出现首批公共关系事务所。紧接着，加拿大、英国、挪威、比利时、瑞典、芬兰、联邦德国等相继成立了公共关系协会。1947年，美国盟军将公共关系引入日本，强行设立公共关系机构并举办了多种演习会、训练班，广为发动宣传，在日本兴起公共关系热。“日本的PR王国”——电通公司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57年，成立了日本首家公共关系公司。1950年至1955年间，公共关系的种子在中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南非扎根。1955年，“国际公共关系协会”(IPRA)在全球公共关系热潮中宣告成立。30年来，该协会已发展了6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750名会员。

最后，公共关系学科化发展的步伐也很迅速，公共关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仅在美国，1955年就有28所院校创设“公共关系专业”，招收学士生和硕士生，66所院校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到1970年已有100所院校设置此专业，约有300所院校开设此专业课程。其中设有博士学位的有10所大学，设硕士学位的有23所大学，设学士学位的近100所大学。1948年，上万名“有信誉公共关系专家”成立了“美国公共关系协会”(PRSA)，成为美国公共关系最高组织，迄今有会员11 000名，分会87个。1968年，由在校的学生发起成立了“美国公共关系学生协会”，当下即拥有80多所院校的3 000多名学生会员。这些人成为美国社会各业从事公共关系活动的一支后备力量。197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美的公共关系从业人员中已有54％具有学士学位，29％的人具有硕士学位。进入80年代以来，公共关系的教育已开始按不同的行业分门别类进行，各有一套不同的大纲要求，逐步向更细、更深的领域健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