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的相关理论

1.邻避冲突的研究视角

视角一：邻避冲突的成因。邻避冲突并不会凭空产生，而是各种环境因素以及主观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公民环境权利意识的提升等。邻避冲突表明，在公共生活领域，公众既具有经济人理性，也具有公民权利意识的公共理性。沃尔辛克认为，“建立各种设施以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生活需要已是一种必然，而在众多设施中，有部分设施在给人们带来利益和福祉的同时，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核能发电厂可能有核辐射的危险; 化工厂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污染环境……随着人们对技术负面知识的增长和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产生负面影响越多或越大的设施，其选址、建设和运营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对与抗争，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邻避。”^[83]这实际上指出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它是邻避设施的负外部、公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以及公民权益意识的增强等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上述论述不仅指出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还指出了邻避设施具有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不均衡之特点。汤京平认为，“所谓邻避情结或邻避症候群是指随着环境意识高涨，居民相信其有权利抗拒危害地方环境的设施进驻其邻近地区，因此透过体制内或体制外的手段使标的设施的设置产生实际上的困难。”^[84] 该学者的观点显然与沃尔辛克的观点相似。他们都强调这一点，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邻避冲突就不可能产生。

视角二：对待邻避设施的态度。大多数文献基本上对邻避冲突均持否定态度，将其界定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反应。例如，戴维斯等认为，“邻避（NIMBY） 指的是地方居民强烈地、有时是情绪化地、常常是固执地反对那些他们认为将会导致负面影响的拟议设施设址。”^[85]邻避冲突被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来暗示公民缺乏公共精神，他们反对设施的理由往往是不合理、非理性的，甚至为了个人利益。^[86]

伯林汉姆认为，“邻避是用来描述新开发设施的反对者的，这些反对者认为某个设施是必需的，但却反对将它建在他们本地。”^[87]另一名学者狄尔从两个层面对邻避现象进行描述，民众既承担这些设施的有用性，但又反对这些设施不能修建在“自己后院里”。^[88]这既反映了公民对待邻避冲突的抵制与反对之态度，也指出了邻避冲突的具体成因。周边民众反对邻避设施的原因，在于邻避设施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

然而，公众的抵制并不是盲目的，他们邻避抗争的对象仅是“自家后院”的邻避设施。对此，Hélène Hermansson认为，公民的邻避抗争并非指向所有的邻避设施，而是有针对性的指向“自家后院”的邻避设施。他们也承认其公共效用，民众都希望从邻避设施那里享有其效用和好处。然而，民众是自私的，他们承认公共效用的前提是“设施设置在别的地方、由别人来承担设施相关风险。”^[89]换而言之，民众是希望仅获得收益而不用承担风险。Hélène Hermansson还指出，人们并不希望没有这些东西，如铁路、垃圾焚烧厂和康复中心。显然，这些邻避设施的利益分散于大范围人群时，成本（或风险） 却集中于那些邻近设施的少数人。因此，对于这个社区而言，最好结果就是这些设施迁移至其他社区，而不让这些设施靠近自己居住的社区。^[90]

视角三：邻避冲突的治理。国外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邻避冲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并依据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促进了解和促进沟通。在邻避冲突中，很多环境风险都是被无限放大。因此，客观地认识环境风险，有助于化解邻避冲突。研究表明，民众在邻避冲突中一味失去理性；如果人们认识到某种设施对于社会的必要性，那么也可能进行协作。换而言之，如果人们能够客观地认识到某种设施的必要性，充分了解到该设施存在的环境风险，那么周边民众是有可能接受的。因此，必须加强风险沟通，而居民也是愿意承担一些责任和做出牺牲的。通过风险放大过程的研究，得出基本结论：风险信号经常被个人或者是一些社会放大站进行加工处理，并且风险在放大的过程中被歪曲，以至于造成社会稳定问题。^[91]因此，必须促进风险沟通来加强了解。

利益补偿。由于邻避设施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因此存在对邻避设施周边的居民进行补偿问题。换而言之，通过利益补偿，可以弥补邻避设施给周边公众带来的负外部性损失。如果周边民众获得了相关的补偿，这将降低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抵制和反对。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有关核废料储存场设置的案例研究发现，如果政府对邻避设施周边的居民采取利益补偿，那么公众会更加支持该设施。调查结果显示，在利益补偿的意愿显示后，居民的反对比例从 71%下降到 47%，补偿由此被认为是化解邻避冲突的重要途径。

公众参与与增加信任。风险沟通的鼻祖Peter Sandman认为在风险管理中，由于不同主体所处的立场与位置不同，例如政府、专家、大众、媒体等相关主体，他们会对风险有不同的认知。显然，不同的风险感知会产生迥异的预防风险行为。如果政府希望预防和降低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这就需要在风险决策时，让公众参与到其中。同时，加强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专家与大众的沟通，从而取得相互信任。基于相互信任的角度出发，有文献将风险沟通定义为，利益相关者在一起，经过商量来共同决定如何管理（预防、减少）风险。^[92]这不仅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还希望利益相关者可以达成共识，从而将信任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2]〔英〕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143 页。

[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美〕 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钱勇、曾咏梅译，上海财经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157页。

[6]〔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美〕马克斯·考森、肯那·泰勒：《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

[8]〔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 页。

[9]何明修：《社会运动概论》，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76—196页。

[10]Ralph H. Turner and Lewis M. Killian，Collective Behavior，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87.

[11]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Marietta，Georgia: Larlin，1982.

[12]T. R. Gurr， Why Men Rebel，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13]N. J. Smelser，“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1；15: 532-546.

[14]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orristown，N. J.: 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1973.

[15]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New York: Free Press，1959.

[16]D.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17]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18]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9]Peter K. Eisinger，“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7，1973.

[20]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1]何明修：《政治集会结构与社会运动研究》，载《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刊》，2004年第37期。

[22]C.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1978.

[23]〔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4]Jerry Lee Lembcke，“Labor History’s‘Synthesis Debate’：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s”，Science & Society，Vol. 59，No. 2，1995，pp.137-173.

[25]Jean L. Cohen，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Social Research，1985，p.52.

[26]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1974.

[27]David A. Snow，E. Burke Rochford Jr.，Steven K.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 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1986.

[28]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29]〔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30]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31]〔美〕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6页。

[32]〔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3]〔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34]〔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35]〔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36]〔美〕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均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37]〔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38]〔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39]〔美〕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

[40]〔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41]〔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42]〔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43]〔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44]〔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45]〔美〕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孙立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0页。

[46]〔美〕科塞：《社会思想名家》， 石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47]〔英〕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48]〔英〕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49]P. Slovic， S. Lichtenstein, “Rating the risks”，Environment，1979，21(3): 14—20．

[50]〔英〕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51]〔英〕尼克·皮金等：《风险的社会放大：15年研究与理论评估》，谭宏凯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52]〔英〕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53]〔英〕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54]〔英〕玛丽·道格拉斯：《纯净与危险》，黄剑波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

[55]M. Douglas，Risk accep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5: 68．

[56]〔英〕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57]Ian H. Langford， Stavros Georgiou， Ian J Bateman，“Public perceptions of health risks from polluted coastal bathing waters: a mixe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using cultural theory ”， Risk Analysis，2000， 20(5)．p. 693.

[58]V. T. Covello, P. Slovic, & von D. Winterfeldt, “Risk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Risk Abstracts, 1986(4): 172.

[59]林爱珺、吴转转：《风险沟通研究述评》，载《现代传播》，2011年第3期，第36—41页。

[60]Lundgren, R. E.，and McMakin, A. H.，Risk Communic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Ohio: Battelle Press, 2004，p. 438.转引自：夏建红、王临虹、朱明若：《风险沟通与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有效管理》，载《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08年第2期。

[61]Sandman， P. M.， Responding to community outrage: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New York: America lndustrial Hlygiene Association, 1993.

[62]Covello， V. T.， Risk Communication: An emerging area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Yearbook.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2: 359-373;

[63]Williams, D. E., & Olaniran, B. A.，“Expanding the crisis planing function: Introducing elements of risk communication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Public Relation Review, 24(3): 387-400.

[64]Sandman， P. M., Responding to community outrage: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New York: America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1993.

[65]Lundgren, R. E., Mc Makin, A. H., Risk Communic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Ohio: Battelle Press, 2004, p.438.

[66]Committe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9: 21.

[67]李杰、钱玲、马煜、葛红：《我国政府风险沟通理念及实践——以卫生部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为例》，见《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论文集》，2009年，第154—167页。

[68]R. Wilson, E. Crouh，“Risk Assessment and Comparisons: An Introduction”，Science, 1987. 236 (17 April): 267-270.

[69]K. Neuwirth, S. Dunwoody, R. Griffin，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Risk Analysis, 2000, 20(5): 721-733.

[70]Slovic, P. (1987)，“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236, 280-285.

[71]Seven Cardinal Rules of Risk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 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US). 1988 [2008-09-04]. http://www.epa.gov/ care/library/7_cardinal_rules.pdf.

[72]Environmental Politics是由英国罗特里奇（Routledge）公司自1992年起出版的环境政治学季刊，目前每年出版5期，其中1期是专辑。

[73]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74]Cable, Sherry ＆ Michael Benson, 1993. “Acting locally: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the emergence of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Social Problem, Vol. 40, No.4, pp.464-477.

[75]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Hafner Publishing, 1970/1823， p.311.

[76]Norris, G. Lachelle ＆ Sherry Cable, 1994. “The seeds of protest: From elite initiation to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vol.37, No.2, pp.247-268.

[77]〔英〕克里斯托弗·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凯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78]Arnstein，Sherry R.，“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April 1971。

[79]〔英〕克里斯托弗·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凯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4页。

[80]刘中梅等：《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风险因素的识别分析》，载《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1期，第86页。

[81]诸大建：《“邻避”现象考验社会管理能力》，载《文汇报》，2011年11月8日。

[82]M. Kang，J．Jang ，“NIMBY or NIABY? Who defines a policy problem and why: Analysis of framing in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placement in South Korea”， Asia Pacific Viewpoint，2013，54(1) : 49-60．

[83]Wolsink，M．， “Entanglement of Interests and Motives: Assumptions behind the NIMBY-theory on Facility Siting”，Urban Studies，1994，31(6) : 851-866．

[84]汤京平、翁伟达：《解构邻避运动》，载《公共行政学报》，2005年第14 期。

[85]Charles E． Davis ＆ James P． Lester (ed. ) ，Dimensions of Hazardous Waste Politics and Policy，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8，p. 34．

[86]Susan Hunter ＆ Kevin M. Leyden，“Beyond NIMBY: Explaining Opposition to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Policy Studies Journal，1995，23(4) : 601-619．

[87]Burningham，K．，“Using the Language of NIMBY: A Topic for Research，Not An Activity for Researchers”，Local Environment，2000，5(1) : 55-67．

[88]Michael Dear，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2，58(3) : 288-300．

[89]Hélène Hermansson，“The Ethics of NIMBY Conflicts”，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tice，2007，10(1) : 23-34．

[90]Hélène Hermansson，“The Ethics of NIMBY Conflicts”，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tice，2007，10(1) : 23-34．

[91]保罗·斯洛维奇：《风险感知：对心理测量范式的思考》，见谢尔顿·克里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92]Lundgren, R. E.，and McMakin, A. H.，Risk Communic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Ohio: Battelle Press, 2004: 438，转引自夏建红、王临虹、朱明若：《风险沟通与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有效管理》，载《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