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英国记者Emilie Travel Livezey 在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上第一次提出了 NIMBY （not in my backyard）的说法。他用这个词来描述当时人们对于化工垃圾的抵制状况。“邻避”一词被媒体和学术界广泛使用。学者Focht指出，“邻避”是一种认知态度、一种社会运动、一种法律失效、一种政策失败、一种社会病态及一种争论的典范。显然，邻避是民众对邻避设施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情绪反应。
在上世纪80年代，邻避现象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 Lawrence 和James（1982）从经济人利益权衡的角度出发，认为邻避设施的兴建会对周边产生不少负面影响。特别是邻避设施引发人们对周边环境担忧而引发房地产价格回落，造成投资减少等。这些会导致周边公众利益受损，从而引发与邻避设施、当地政府的冲突。
显然，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是公众的风险认知提升的结果，也是各种邻避设施增加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公众之所以对这些邻避设施进行抗争，是因为这些设施可能产生潜在的威胁，并且可能对自身的生活品质与财产价值产生风险。在环境风险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导致敌视行为态度。因此，邻避设施建设存在着社会收益和个体成本不相一致的情况，即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面外部效果却由附近的民众来承担。由于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不一致，就容易引发当地民众的抗拒心态与反对行动。
学者Michael（1993）根据邻避设施的用途，将邻避设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垃圾处理设施。这种设施型主要涉及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的源头减量、分类收集、储存与运输、处理处置等，其具体设施包括垃圾分类场所、垃圾填埋场、垃圾焚化炉和垃圾处理厂。二是低收入者的保障性房屋社区。有不少研究表明，收入与犯罪率往往成反比率，低收入者聚焦的地区犯罪率更高。三是社会服务设施以及各种收容所。例如，给精神病患者提供的精神病疗养院，给艾滋病患者提供的艾滋病治疗医院，以及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收容所。
研究表明，民众对上述三种类型的邻避设施的抗议程度，以及民众依据不同邻避设施而对政府态度是不同的。对于第一种邻避设施，所得益处较大且对环境保护较为有利，所以民众的态度较为温和。然而，尽管第二种和第三种的邻避设施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但是，如果政府取消上述邻避设施，则会降低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能力。[81]
另一个学者M. Kang在研究邻避设施时，认为邻避设施虽然给公众带来正效益，同时它也给周边居民制造负效益。然而，邻避设施的收益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但是负外部性成本并非由全体社会成员承担，而是由生活在设施周边的居民承担。邻避设施对周边居民而言，建设带来的成本往往大于收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民众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其诉求，甚至采用集体行动来向当局施压。[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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