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重要概念的界定

为后文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需要，本节对国际产业转移、垂直专业化、自主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等重要概念予以简要界定。

一、国际产业转移

（一）基本含义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即产业由一些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象（卢根鑫，1997）。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来实现的，一般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开始逐渐发展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到次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再由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过程

每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都来源于重大科技创新，依照“科学革命—技术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升级—国际产业转移”的链条循环进行（胡俊文，200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致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分化。当时的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居于绝对的国际领先地位。美国国内一方面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和半导体、通信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向日本等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70～80年代，技术革命的深化致使主要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纷纷加快发展高加工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重化工业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海外转移。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又给了发达国家一次产业升级的机会，发达国家企业把传统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际产业转移能够为其带来投资转移效应、结构增长效应、就业扩大效应等积极影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以现有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产业承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十分有限。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外溢效应大多在非核心技术领域，产业移出国在主观上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会对技术出口和技术转移进行限制，进一步强化技术差距；二是产业承接可能会承受巨大的福利损失风险。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强的产业转移移入需求，愿意承接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而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国内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困扰，往往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外转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承接这些产业的同时，引起了国内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降低了国内的福利水平。

国际产业转移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其对国家的福利水平和社会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如表1—2所示。

表1—2　　　　　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①　王雪．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及其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2）．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态势，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在研究范围上，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而当前的研究一般是从全球视角，以产业链为纽带来分析各个工序在全球的布局及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问题，不仅研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而且也研究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产业逆向转移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已突破国别的限制，往往以国际区域、跨国公司、一国内部某一地区等为单位展开研究。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其发展趋势表现为不仅限于对生产领域转移问题的研究，而开始对研发和服务领域转移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已经广泛拓展。

二、垂直专业化

早在20世纪60年代，Balassa就已经涉足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专业化领域，首先提出了“垂直专业化”^【6】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开始广泛引用和转化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的研究之中。这些概念之间既相互重叠，也相互区别。为了进一步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

（一）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含义

为了对国与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现象进行描述，Krugman（1995）曾使用过“产品价值增值链的分割”这一概念。在此之后，Hummels、Rapoport和Yi（1998）对国际垂直专业化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必须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最终产品由多个生产阶段完成；

（2）至少包含两个国家，每个国家从事一个以上的专业化生产阶段，但不是专业化的所有阶段；

（3）在生产过程中，至少某一生产阶段必须跨过国界。

换而言之，垂直专业化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方式：在特定的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而成为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参与的国家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去制造最终产品并用于出口。这意味着国际垂直专业化使至少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并将一部分最终产品用于出口。这种由产品内的国际垂直分工带来的贸易被称为“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贸易”，它使得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特定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其实质是生产布局的区位选择。

与近代早期就已出现的原料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间分工相比，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发生在技术和经济属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不同行业，尤其在很多制造业部门内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与新贸易理论中的产业内分工不同的是，垂直专业化分工强调的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的国际分工。从当代全球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行为的演变来看，当代垂直专业化分工具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细致性或深化性特点，国际分工活动推进到特定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内部的不同工序和区段更为细致和深入；二是扩展性或外推性特点，国际分工推广到生产供应链各个环节和侧面的经济活动，且使之更为广泛和扩展。垂直专业化分工把不同工序的经济活动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但是生产特定产品的目标又使这些空间离散的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构成具有整合性功能的结构和系统。

（二）垂直专业化与垂直一体化

作为与垂直专业化截然相反的一个概念，垂直一体化（VI）又称“纵向一体化”，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形成的一体化组织，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生产阶段，或者将生产和销售阶段结合到一个共同的所有权支配下的活动。按照企业投入、产出的产业链方向，垂直一体化可分为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就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若干个处于生产经营环节下游的企业来实现公司的扩张和成长，如制造企业收购批发商和零售商；后向一体化则是通过收购一个或若干个供应商以增加盈利或加强控制，如汽车公司对零部件制造商的兼并与收购。

垂直一体化的实质是企业边界的拓展，是将原本由市场治理的交易关系内部化为企业治理的过程。对垂直一体化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其他社会学科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加以把握。新古典经济学的垂直一体化观点包括Stigler基于对产业生命周期的分析，将垂直一体化视为设置进入壁垒和逃避管制的方式；Bain的“技术决定论”；Karnten^【7】从缓解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体化在于确保“供给可靠性”。这些研究主要将是否垂直一体化归结为企业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垂直一体化本身是存在成本的，这也决定了其不可能从内部组织的角度深入考察垂直一体化问题。

（三）与其他相似概念的区别

1．产品内分工。卢锋（2004）、田文（2005）认为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而每个国家都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现象，并将这种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关于产品内分工的概念主要是援引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但应当指出，产品内分工除了包括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外，还包括横向专业化分工，而这也正是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区别所在。

2．外包化生产。外包化生产是指跨国公司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主动把一些在本国生产缺乏比较优势的零部件生产阶段配置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自己则集中精力生产某种商品的核心部分。外包化生产的程度和水平通常用一国原材料总投入中进口投入的比例来进行衡量。而垂直专业化分工所统计的必须是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加工生产后又出口的部分，如果没有出口，这部分生产就不属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但是必须计入外包化生产中。

3．企业内贸易。国际垂直专业化是一种国际分工和贸易相结合的形式，它由产品的生产链复制出一条垂直的跨越多国的贸易链，具体体现在出口和进口两个环节上，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概念，是生产过程的分解。而贸易仅仅是分工所导致的结果。公司内贸易也称企业内贸易，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商品进出口交易行为。就方式来说，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除了可以以公司内贸易的方式，即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子子公司之间进行外，也可以按照市场来进行分工；就贸易内容来说，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所涉及的产品主要是一些中间产品，如零部件、组件，而公司内贸易的范围更广，除了中间产品外，还包括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

4．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既出口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在通常的研究中，同类型的商品是指按国际商品标准分类法至少前3位数都相同的商品，也就是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而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贸易所涉及的零部件与组件等中间产品，涉及的产业可能是不同的类、章、组，在这些产品中，一部分仍属产业内分工，而另一部分则已不在一个产业内了。因此，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与产业内贸易之间也是交集的关系。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概念有着它本身的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涵盖了国际分工生产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了国际贸易的方式，因此，它与产品内分工、外包化生产、公司内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等概念既有相互重叠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分离的一面。

三、“干中学”与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个将新思想、新设计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从本质上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对学习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真正强调学习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的是Arrow（1962）。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约占经济增长的87.5％，但技术进步仍然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Arrow认为，把一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此大的因素看成是外生的，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Arrow给出了一个用“干中学”来说明技术进步的内生理论。一般而言，除了正规的研究与开发外，大量的创新与进步是通过提高设计水平、“干中学”以及“用中学”实现的。这些行业中的努力水平与组织有关（主要是企业组织与制度），而且很难追踪其成本。

（一）干中学

自20世纪30年代“干中学”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不断展开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干中学”的基本含义是经济增长不仅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为要素投入所解释的经济增长是来源于伴随着投资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生产经验、认识和解决问题经验的积累。这种从投资和生产过程中学习到的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干中学”的本来意义。在现代经济中，“干中学”已经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在“干”中形成生产经验和实现成本节约的过程，以使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特定产业或部门的规模经济。^【8】从这个意义上讲，“干中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演化是国际产业转移出现新的态势和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二）创新

创新，即研究与开发（R&D）。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R&D活动是为增长知识的总量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运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

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也多为规范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往往把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R&D行为作为知识增长的核心因素，且认为非常强的R&D溢出效应足以保证R&D的边际收益不递减，从而使得长期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R&D与知识增长的关系，需要关注两个问题，即R&D在知识增长中的作用和R&D的溢出效应。R&D不仅在知识增长中起着核心的作用，而且R&D存在着非常大的溢出效应。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R&D支出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的结论和边际收益非递减性的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抓住了长期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关键（王大辉、李红刚，2005）。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资本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从早期高投资增长方式向以创新驱动型的现代增长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兴工业化道路。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含义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实现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突出地体现在经济效率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改善和环境的优化等方面。增长方式是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但仍然存在着的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时，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换具有迫切性（蔡舫，2005）。中国正在以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高速度发展经济，支撑一个非常的高速度，对相关保证因素的要求也更高。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困难、原因和应对措施

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薄弱，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象严重，已制约了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徐跃华（2008）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甚理想的原因是由历史条件、状态变量（人口、自然禀赋等）、控制变量（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和制度安排等）的制约造成的，并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来加大对可控变量的调整力度，指出以GDP为政绩考核指标是表层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政府的观念和职能的根本转变。高飞（2007）则更明确地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增长源泉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成为了必然的要求。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有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经济增长质量（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提高上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因此，就现阶段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除了表现在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上（数量方面），更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或生产效率的提高（质量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