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验研究作品，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

　　关键词：大众社会 社会学的想像力 米尔斯

 一、引言

“社会学的想像力”也许是我们这门学科最著名的概念之一，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也早已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人们通常从“破”和“立”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学的想像力》。“破”是指米尔斯在书中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实用性”等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倾向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批评。因此，在一些学者的笔下，米尔斯被描述为一个与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截然不同的异端人物：他没有如幻想破灭的老左派一样拥抱“意识形态的终结”，反而孤独地挑战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心态共识”（赵刚，2000；2003）；与追求体制化和专业化的同行不同，他还写作了大量面向学院外读者的通俗作品，因此也被视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或公共社会学的先驱（雅各比，2006；布洛维，2007）。从“立”的方面来说，《社会学的想像力》之所以受到重视，甚至在许多国家成为社会学入门必读书，则是由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们认为，米尔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社会研究的独特方法论纲领，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在一些学者眼中，这构成了社会学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

 然而，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解可能都潜伏着一定的风险。首先，对米尔斯边缘化历史处境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主旨理解为边缘对中心的“反叛”。有学者已经指出，在米尔斯活跃的20世纪40、5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转型期，欧洲社会科学，尤其是韦伯学说在美国的传入以及应用社会研究模式的确立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变化，米尔斯本人也深深地嵌入这一转型过程之中。在这些方面，他与其批评对象如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共识甚至要远远大于分歧（参见Geary，2004）。其次，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层次来理解的话，很容易使“想像力”被架空为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成为一个什么都往里面装的“筐”，相反米尔斯本人在使用它时原初的关怀则常常被人遗忘。此类状况其实与英国学者布鲁尔（Brewer，2004）观察到的一种倾向相关，即一方面1960年代之后新生代的激进社会学家们往往大多被米尔斯关于社会学之独特性的论述吸引，但另一方面却并不关心米尔斯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所作的实质性分析。布鲁尔的观察提示我们注意到《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具体针对性。在笔者看来，这种针对性是双重意义上的，即它不仅是对当时美国社会学学科现状的回应和批判，也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对米尔斯在其实质性的经验研究和社会分析中揭示的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形成这一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知识社会学回应。米尔斯正是要“通过保持社会学的想像力来对抗朝向顺从、同质化和工具理性，简言之，即朝向大众社会的随波逐流。”（Wakefield，2003:3）

 本文认为，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构成理解米尔斯思想的一条内在线索。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验研究著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1948）（以下简称《权力新贵》）、《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以下简称《白领》）以及《权力精英》（1956）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白领》和《权力精英》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其中《白领》在大陆先后出版过两个中译本，且在最近几年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中屡屡被引用（参见周晓虹，2007）。相比之下，《权力新贵》至今尚未受到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的梳理，来具体考察从这些经验研究中浮现出来的“大众社会”图景如何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想像力的论述，并进而试图勾勒出米尔斯的著述关怀的总体问题。

米尔斯笔下的“大众社会”

（一）《权力新贵》与“劳工形而上学”

按照世代的划分，出生于1916年的米尔斯可以算作一个“大萧条中的孩子”。但是，30年代的危机似乎并没有给米尔斯政治意识的发育造成什么影响。早年的他并不关心政治。在1940年以前，他发表的几篇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领域“相当技术性的研究”（Mills，2000:251），这也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米尔斯因身体原因没有被征召入伍，但他曾自陈“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和思考造就了一个激进的我”（Mills，2000:251）。不过，与大多数投入到应战努力的美国社会学家（例如帕森斯等人）不同，米尔斯忧虑的是，战争经济刺激了美国国内军事工业共同体的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又使得官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严密方式实施控制，军事化、集权化以及政商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使得二战期间的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见Geary，2009:46）。在这方面，米尔斯受到杜威极大的影响。早在1939年，杜威（[1939]1964:125）就提醒人们警惕战争“迫使国家，即使是那些自称为最民主的国家，都变成权威的和极权的国家”，“民主的目的要求有民主的方法来实现它们。权威的方法现在以新的伪装来向我们推销……要用一种极权制度来向极权主义进行战斗。”（杜威，[1939]1964:132-133）在杜威和米尔斯看来，美国的变化，隐约代表了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工进入了米尔斯的视野。与欧洲国家相比，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工会不是一支传统的政治力量。新政以前，除铁路业外，美国基本上没有有关规定劳资关系及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成文法，个人罢工甚至往往被裁定为破坏企业主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只有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陆续颁布了《全国工业复兴法》（1934）、《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等缓解劳资矛盾的法律，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罢工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因此大幅度增长。根据米尔斯的估算，到1944年，美国成年人口中大约有33%与工会有关。工会因此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对现状不满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将希望寄托在劳工身上，希望工会能够组建第三党，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米尔斯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在今天能够依赖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劳工。”

1946年，米尔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劳工研究分部，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工会邮寄问卷调查。两年后问世的《权力新贵》真是这一系列调查的产物。在书中，米尔斯通过对410名工会领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勾勒了一副权力新贵的“集体群像”，内容包括他们的种族、年龄、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对各种实质政治问题的态度；两大工会系统（劳联和产联）领袖之间的对比；地方性工会和全国性工会的对比。

在《权力新贵》的开篇，米尔斯写道：“25年前，工会运动只是分担和弱小的，因为这个国家本身是安全和有希望的，民主本身也是安全的；而到了20世纪中叶，工会运动已经席卷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美国在世界上有了一半的发言权，而民主则到处都在受到威胁和倒退。美国现在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决定未来世界将会怎样的钥匙。劳工领袖现在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决定未来美国将会怎样的钥匙。”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繁荣——萧条——战争”的循环运动中，只有掌握着1500万工人的劳工领袖才能够阻止向战争和萧条的“大漂流”。

米尔斯不仅研究工会，也积极参与到工会实践中去。1946年，他加入工会联盟研究院，担任其下属杂志《劳工和国家》的特约编辑。1947年，他出席了当时美国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亚特兰大的年会，对第三党倾向的领导人沃尔特·鲁瑟（美国工运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的当选表示祝贺。米尔斯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工会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新贵》这本书就是献给一位劳工知识分子的。米尔斯认为，只有在热情的普通工人、劳工知识分子和政治敏锐的工会领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美国劳工运动才有可能。因此，劳工领袖应当允许和促进权力与知识的结合。

米尔斯虽然寄希望于工会，却又有所保留。《权力新贵》所体现的调查显示，工会领袖大多是白手起家，与商界和政界精英相比，工会领袖对职业起点和教育程度的要求较低，因此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将工会视为向上流动的机会。罢工虽然已经取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但在重视私有财产的美国，罢工往往被视为破坏私有财产的行为，虽然一般受访者对罢工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对煽动罢工的工会领袖并无好感。因此，工会领袖的个人利益与工会组织和工会成员的利益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米尔斯认为，工会领袖一旦成为全国性权力精英中的新成员，维持这一地位就成为其个人的核心焦虑。

在《权力新贵》的结尾，米尔斯不无担忧地写道：“从未有如此缺乏准备和如此不打算担负起责任的人被如此严重地仰赖。”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米尔斯这一担忧。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塔夫脱—哈特莱法”的通过，工会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政治氛围也使得工会放弃了成立独立的劳工党的梦想。工会领袖从此成为“不满的操纵者”，他们致力于压制普通工人的激进主义倾向，且只关心工会成员的利益，成为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而非推动整体社会变迁的、具有独立意识形态的主体。

在1954年发表的《工会领袖与权力精英》一文中，米尔斯写道，人们习惯于将商业、市场工团主义与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团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它们代表了工会的不同类型。但实际上，工会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取向。米尔斯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情境：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企业或产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米尔斯主要考察工会领袖作为权力精英的一员在全国性政治经济中的角色，他认为，工会在当今全国性政治经济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作为一个（城市中中等技术和收入者的）大众组织的压力集团。“在今天，工会领袖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法团，都不能让我们相信他们能够活着愿意超越最大化调适的策略，他们只是大漂流的一个因变量。”

米尔斯因此认为，美国民主的未来不是由劳工运动，而是由劳工运动的缺席造成的。在1960年的《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写道：“对于有些新左派作者，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强烈地坚持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视为历史主体，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虽然历史证据正站在这一期望的反面。”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几乎从未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未成为任何革命性变迁的主体。米尔斯将这种坚信工人阶级能够从自在到自为，从而成为决定性政治力量的观点称为“劳工形而上学”，认为后者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遗产”，不再现实。对“劳工形而上学”的批评和放弃，实际上也意味着米尔斯对《权力新贵》的自我否定。在笔者看来，《权力新贵》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经典论题。桑巴特将美国工会运动视为一种“行业政治”，追求职业群体的排他性和垄断，而不关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不代表非技术工人），其结果和倾向则是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