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到文化研究……又回到社会学

从社会学到文化研究……又回到社会学

文化主义的冲击唤醒了部分陷入确定性和僵化概念的社会学主义理论，这是一大功劳。但是，文化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的另一种发展并不冲突。这种思路的发动机是怀疑，并因此渐渐聚焦于个体及合理性的组合，正是这些组合使个体显得生机勃勃，而不是被简化成结构的效果或追求效果优化的原子。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出现了，已有的成果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也不被认为是透明的。这方面的标杆之作是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贝克指出，社会学是与现代性同时立足的，因此社会学体现了在20世纪大获成功的现代性的独特形式，即工业化、民族国家、男性、社会阶级组成、专业分工、专家与外行区分等。可这种形式（尚未消亡）越来越相对化了。休闲与工作、私人与公共、类别、政治与非政治等划分日渐模糊，科学战无不胜的说法被发现原来是个神话，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在个人主义的迫切要求之下，社会阶级的概念的意义淡化了。民族国家的秩序被跨国的维度挑战。贝克对这些变化做了深刻的描述，他认为工业现代社会正在向反思型现代社会过渡，前者否定了在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传统表现出来的认同迷思（这些迷思又创造了自己的传统——社会阶级、国家、类别），后者将工业现代性去传统化，否定了已有的类别，实际上那些类别早就变成了僵而不死的空壳。贝克研究了对风险的认知，他表达的意思大概是，个体以前是遭受来自上帝的命运打击，或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如今要承受的则是个人的失败（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行动的外在性不复存在，行动首先以自己和自己的集体构成为参照，而不是参照外部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个人主义的发展和民主（不局限于从体制出发）的发展之间确实有一些渊源。行动社会学的下一步就是走出比方和矛盾，对多元行动的动力进行系统分析[贝尔纳·拉依尔（Lahire），1998]，并把这个分析纳入民主理论[弗朗索瓦·杜裴（Dubet）：《经验的社会学》，瑟伊出版社1994年版]。

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不是消失，而是多元化。批判思潮开始批判自身，去自然化思潮让自身告别自然的范畴。当社会变成解释的场所，就要让文化脱离自然的范畴，把话语权交给那些被排斥的人。这一思潮被埃里克·马塞（2002）命名为“冲突主义的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ime conflictualiste）。它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放弃真理在手的想法，同时又畅所欲言（介入因此成为智力活动的一部分）。进入有结果的辩论，意味着事先有观点，但观点会在经验和情境重新定义的压力下发展变化。与相对主义相反，这种立场假设存在科学的、有方法保障的日常知识，只是这些知识组合的效果事先并不知道。布鲁诺·拉图尔在研究科研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关系的文章中（或政治学术活动，因为二者的区分本来就是迷思），写到了新公共领域的运行规律（《潘多拉的希望》和《自然的政治》，1999）。拉图尔用“集体的”（collectif）这个新实体取代自然和文化的对立，集体的就是“人”和“非人”在经验领域的互动。^[2]在每次公共事务的讨论过程中，都会出现新的行动者、新的实践和新的结果，滋养着讨论，“集体的”也就随之增长。“争议”（controverses）指的是社会扩张的方式，介于探索可能的新世界和“集体的”构成之间，为的是寻找共同世界。按照这个理解，传播就不只是一种功能或者一个应该实现的理想，而是多元化自我实现的过程。

对自身开始反思的知识分子变慷慨^[3]了，他们不再一味批判，而是尊重对话者，不再把他们当做纯粹的对象。知识分子从此告别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的错误不是反思太过导致滥用，而是反思得还不够：他们故意忘记了理性的集体层面，回避怀疑自我，他们自己也是被他们评判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他们对此却视而不见。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理性者唯一的居所，接受这一点，说到底并不会令人不快或不安。在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领域，帕斯龙和格里尼翁等学者卷入的程度，德塞尔托主动抗拒学院知识分子的学者暴力，都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体现。体制最后的暴力（学者所做之事为什么用这个名字而不是那个名字？是否应该坚持“社会学”这个名称？）显然不是为了帮助体制捍卫者保留学科，不是为了维持统治而采取的技术手段。我们经常用“社会科学”这个词把社会学民主化、多元化，针对“社会科学”一词，没有什么能够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除了“民主化”或“多元化”，但是“民主化”或“多元化”不能成为符合逻辑的学科。社会学研究的严格特性——与文化研究浮动多变的特点对比鲜明、对文化/权力关系问题的重视（摆脱了决定论或批判理论），要求21世纪初的学者找回被抛弃了几十年的立场和角度。尼克·库卓（Nick Couldry）[《在文化内部——重新想象文化研究的方法》（Inside Culture. 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2000]引领的英国第三代文化研究学者号称沿着霍加特和莫利的思路，只是角度更宽广，他们还挖掘出澳大利亚学者的成果，开始了真正的社会学方法。为了让曾被传播学疏远的概念显得富有活力，宗教社会学的词汇也被借来描述通过大众传媒建立联系的新方式。詹姆斯·凯里、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仪式的电视》， 1992）推动了涂尔干的仪式概念的使用，使社会学研究开始涉猎更为复杂的现象，如大型电视活动（肯尼迪之死、奥运会等）和跨国媒体行动，后者表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的个人主义化和体制化的双重进程（贝利贝斯和卡瑞，1998），《老大哥》（库卓，2002）和粉丝崇拜的媒介化[勒盖尔（Le Guern），2002]就是其具体表现。围绕这一转变，学界也存在有分歧，因为“仪式”这个概念的使用本来就是一个打比方性质的现实。它几乎没有反思，因此造成了实际上的争议。即便在宗教研究的范畴内也有问题，因为它属于古典社会学分析的范畴，是第二层次的工具。从这方面说，它不足以解释正在构建、需要新分类的新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