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社会学研究的现实社会问题

社会学在中国_社会学

第三节　社会学在中国

清代末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知识和社会思想，按照西方社会面貌自上而下地改变中国。在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推动下，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几乎在同时，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稍后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通常人们把这视为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起点与分期，我们这里采用三阶段论: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末至1929年)。以1919年为界，前期可视为传入期，后期可看做传播期。中国社会学的建设(1930—1949)。以1937年为界，前期称为成长期，后期可视为建设期。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1950—1989)。以1979年为界，前期为调整与停滞期，后期为重建期。

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

(一)社会学的传入:19世纪末至1918年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先是学习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即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保持中国的伦理纲常。甲午战争及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使中国人认识到，学习西学不但要学自然科学，而且还要学西方的社会科学，并偏重于后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被介绍到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

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通过外派留学生、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人办学等多种途径。中国留学生主要被派往欧美和日本，其中以留日生最多。1905年以后派出及自费留日学生每年竟达1万～1.5万人之多，留学生中学习师范、法政、经济者居多。19世纪末，日本的一般学校均已开设社会学课，尤其在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更为普遍，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学过社会学。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传播社会学的先导，中国第一位讲授社会学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学法政的留学生。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和讲义，其中不少含有大量社会学的内容。早期社会学书籍多译自日文，如1902年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同年另一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的中译本问世。1903年吴建常转译市川源三的日文译本(原为吉丁斯所著)《社会学提纲》，1911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等。

中国学生大批去欧美留学是1909年设立庚款奖学金之后。留美学生朱友渔较早主修社会学课程，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中国慈善事业》。回国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早年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15年与梁宇臬合著《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社会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并主持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早期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学界的先导。

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或设置社会学系。教会学校也成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重要场所。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A.孟教授任教，采用白芝霍特的《物理学与政治学》一书为课本。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学者B.葛学博创立社会学系，由葛学博、白克令、狄莱等任教。清华大学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C.G.狄特莫等来华短期任教。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社会学调查。沪江大学1917年成立的沪东公社，在上海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并进行社会调查。1917年清华大学狄特莫教授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195家居民的生活费进行调查。1918年他又指导清华学生，对校役的生活费进行调查。1918—191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J.S.伯吉斯(又译步济时)与美籍教士S.D.甘博，对北京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发表，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

在社会学传播的过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是较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瞿秋白、陈长蘅、陶孟和等是其主要成员或负责人。该会宗旨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该会会刊《新社会》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有关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记载社会事件、批评社会缺点、反映社会实况的文章。特别突出的是大量讨论了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妇女、婚姻、劳工、自杀等。

(二)社会学的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播时期大致在1919—1929年。

1.主要教学机构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国内许多大学利用这一条件，纷纷成立社会学系，扩充社会学课程，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据社会学家许仕廉统计，1927年60所大学中开设社会学课程308种，多设社会理论、社会问题等课程。1921年厦门大学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由徐声金主持，是国人办系之始。1922年燕京大学设社会学系，由美国学者伯吉斯任系主任，1926年中国社会学家许仕廉接任。1917年清华大学开设社会学课，1925年成立社会学系，由陈达任系主任。1921年复旦大学开设社会学课，1925年设系。1927年中央大学设社会学系，1929年由孙本文任系主任。20年代末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的工作主要由中国学者主持，中国教师肩负起培养新一代人才的责任。

2.重要学术团体与刊物

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学术团体是1922年余天休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会刊为《社会学杂志》。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主持创办了《社会学界》。1928年为联络东南的社会学者，由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出版《社会学刊》。

3.社会调查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学者在中国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对生活费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随着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形成，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主要的调查研究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尤其注重调查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和人口问题。该所调查研究成果颇多，其中篇幅最大、材料较丰富的是《中国劳动年鉴》，研究方法上贡献较大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对农村和都市的工厂进行了调查。陈翰笙于1929—1934年对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调查。

这一时期的调查注重经济因素，侧重了解工农阶级的生活。与前期不同的是，社会调查研究有专门的机构，调查由中国社会学工作者主持，规模和范围也比较大，强调实地调查与统计相结合，调查以认识中国社会状况为目的。

二、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

1930年，中国社会学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由传播阶段进入了成长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步入学科基本建设和系统研究的阶段。社会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进入了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大体以1930—1936年为界。

1.理论社会学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逐渐呈现两个传统，或曰两种倾向，即西方社会学传统与唯物史观社会学传统。

(1)西方社会学传统。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的研究虽有所侧重，但又兼长几个领域，并有综合研究的趋势，却未形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本文、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等。代表作有朱亦松的《社会学原理》、黄文山的《社会进化》(1930)、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1935)等。

孙本文早年留学美国，师从社会学家吉丁斯等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通过授课、创立学社、创办学刊，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学说。他博采欧美社会学各家学说之长，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与方法、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将社会学的知识融为一体，建立起接近于综合学派的社会学体系。这是3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孙本文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并以“文化”与“态度”二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强调文化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

注重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者除孙本文外，还有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胡鉴民等。黄文山深受社会学中文化学派的影响，认为文化的演进既源于社会进化，又支配社会进化的方向。他进而提出，社会进化实际上是文化的演进。

注重社会整体综合研究的有朱亦松、柯象峰、龙冠海、高达观、吴文藻、蒋旨昂等。朱亦松认为社会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整体，社会学应从综合整体的角度，综合地研究社会。他主张社会学是各种特殊的社会科学的综合。

注重社会生物因素研究的有潘光旦。他在优生学方面主张，个人质量和能力的形成，取决于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两个方面。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不能仅讲个人进步，还需要讲社会进步与种族进步。健全的社会中必须注意两纲六目的平衡，即个人之纲与社会之纲的平衡，前者包括通性、性别、个性三目，后者有社会秩序、种族绵延、文化进步三目。

(2)唯物史观社会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许多学者，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陈翰笙、许德珩、李剑华、李平心、冯和法等人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社会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多篇论著中，阐明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西方社会学一些名家的观点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对中外的婚姻家庭、人口、劳工、农民、自杀等问题，以至风俗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史学要论》中明确指出，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的目的在于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他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阐述了社会结构。他说:“马氏认为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并认为上层的变动是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对社会学的指导作用。他说:“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1922年，中国共产党创办上海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瞿秋白曾任系主任。他撰写了《现代社会学》(1924)、《社会科学概论》等讲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他对社会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指明了社会学的独立性、综合性与实用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作还有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社会学大纲》(1937)，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等。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学，提出了社会结构三层次论，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变动决定于社会内部的客观条件，而不是决定于社会之外的自然条件，强调社会进化中的社会革命论。李达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历程及其理法，并推知其进行之方向，明示改造方针之科学也。”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许多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们从生产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政治诸关系，指出土地私有制是农民受剥削及产生一般农村病态的主要原因，并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以解决土地为中心的革命。这一研究的代表作有:陈翰笙的《亩的差异》(1929)、《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29)、《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0)等。

2.分支社会学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者在应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成果也较为显著。主要研究的领域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有较大的进展。主要代表作有顾复的《农村社会学》(1924)、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等。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应当改进，为此就必须充分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达到改进农村生活的目的，而研究农村社会学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步骤。研究的角度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视农村社会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表现，从各方面去分析农村社会的起源、发展、组织与控制，以发现农村生活的原理，这一类属于纯理的研究;第二类视农村社会为种种问题的复合体，从分析种种问题的内容入手，去了解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以促进农村生活的改善，这是一种实用的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家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大多是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提出的部分修正，即所谓土地改良，尚未涉及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土地革命的问题。

(2)都市社会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邱致中等。1929年吴景超著《都市社会学》，这是该研究领域中最早的专著。另有邱致中编辑的《都市社会学丛书》(1934)，其中《都市社会学原理》为该丛书的代表作。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一书中阐明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提出要把都市及其附庸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并注重研究方法，把地图记载与发展史调查作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邱致中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都市社会学是研究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问题、政策，以及未来预想的科学。

(3)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年代初期。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家庭、婚姻、人口、劳工问题，至30年代，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而对中国人口、农村、劳工、犯罪等问题的研究较多。

社会学家们注重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试图从人口问题入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其代表作有文公直的《中国人口问题》(1929)、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1930)、孙本文主编的《中国人口问题》(1932)、陈达的《人口问题》(1934)、柯象峰的《现代人口问题》(1934)等。文公直在分析中国的贫困与人口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人口增加富源不足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对富源没有用科学方法去开发，国内受封建势力的摧残，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剥削而造成的。许仕廉强调要讨论中国一切经济、社会及政治问题，必须从人口问题入手，并特别强调在弱肉强食的时代，种族质量对于社会有重大关系。陈达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他指出，为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要研究人口的数量问题;为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要提高人口质量。柯象峰认为，历来研究人口论者，往往将问题的重心放在人口与食料的调剂上。他则主张，人口问题的重心在文化而不在人口与食料，应当改进文化环境，使死亡率降低;应当发展科学、改良农业，使食料增加，等等。

关于劳工问题研究的代表作有: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1933)、何德明的《中国劳动问题》(1937)、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1929)等。陈达提出劳工问题可以从三方面研究:其一，关于工人本身的问题，如生活费、工资等;其二，关于资本和劳工两方面的问题，如劳资争议、罢工等;其三，关于社会方面的问题，如福利设施等。他认为，中国工界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劳工阶级的生存竞争与劳工阶级的成绩竞争，前者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后者属于社会性质的问题。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几种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骆传华提出，对劳工问题的解决，必须做历史的探讨与现状的观察，然后从民族意识中去寻求解决的途径。

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以严景耀为代表。他曾亲尝铁窗之苦，搜集第一手资料。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犯罪的社会现象。其代表作有《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4)等。

(4)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20世纪30年代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在北方有李景汉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和梁漱溟对山东邹平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在南方较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有: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刘保蘅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广州岭南社会研究所的《沙南民!调查报告》、朱汉章的《泗阳县社会调查》、岭南大学伍锐麟的《旧凤凰村社会调查报告》、言心哲的《农村家庭调查》、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的《南宁社会概况》等。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代表作有黄枯桐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张锡昌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等。

三、社会学的中国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学界的许多教学和科研机构向西南迁移。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云南、贵州、四川成为社会学重要的教学和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社会学中国化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以吴文藻、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2]为此，他主张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小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孙本文1948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具体阐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建立中国理论社会学。其重要工作有: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包括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社会运动、社会行为等问题的数据;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做详尽精密的调查与研究，以彻底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建立中国应用社会学，其重要工作有: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培养和训练中国的社会学人才。

(一)小区研究

1937年1月，中国社会学社召开第6届年会，主题为“中国社会学之建设”。在会上，赵承信宣读了《小区研究与社会学之建设》一文，建议将小区实地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途径。随后，陈达提出“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小区研究”的提案，这一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中国社会学界形成了小区研究的风气。

主要代表人物与主要观点。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中国努力倡导并从事理论或实地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李安宅、杨庆、费孝通、林耀华、赵承信等。

吴文藻积极倡导小区研究。他认为小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小区研究”，“民族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小区，或殖民小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小区，或移民小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小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小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小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13]在小区研究中，他采用了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小区研究。

吴景超明确把小区当做社会研究的对象之一，并认为小区研究有两种优点:小区是具体的，是极易捉摸的;社会学的范围如规定为小区生活的研究，可以与别的社会科学不发生冲突。他指出小区研究可以从综合的、某一方面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个观点下手来进行研究。以小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矫正学术界空谈阔论的流弊，社会学的根基在事实，根据小区的事实来证实或修正社会学的理论，这是社会学者的基本工作。通过小区研究还可以根据小区搜集的事实和分析所得到的理论，提出社会改革的方案，这种经过艰苦工作所得到的改革方案才是有价值的、建设性的，对人民必有其贡献。

费孝通在小区研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5年，他深入广西大瑶山做实地调查。1936年又以一个村庄为对象，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他的《江村经济》一书，详尽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易等活动，阐明了“江村”经济与周围地理环境的联系及其与这个小区社会结构的关系等。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对中国不同类型的农村和工厂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调查，完成了第一期的实地小区研究工作。1944年以后，开始了第二期的工作，即通过实地小区研究所得的材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加以分析，在理论上总结并指导实地研究。他相继写出《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等著作。其中，《乡土中国》一书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态。费孝通在该书中，对小区研究做了理论的概括。他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小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标，这就是小区。每一个小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小区研究，也称小区分析。”他认为，小区分析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画出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则是在此基础上做比较研究，比较不同的社会结构，发现与每个社会结构相配合的原则。

(二)主要研究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小区研究机构在抗战时期主要有3个: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由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主任，戴世光任统计主任。该所就中国的人口、农业和劳工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现代式普查。他们在昆明市及其附近的4县进行了中国初次挨户普查的实验。根据普查数据，先后写出《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云南呈贡昆阳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在此基础上，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1946)一书，详尽分析了人口的各种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介绍抗战后方云南几个地方从事现代普查实验及人事登记的方法。这些调查为以后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取得了经验。

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是由吴文藻创建的，后由费孝通主持工作。参加该室工作的先后有林耀华、陶去逵、许?光、瞿同祖、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王志诚、王康等。他们在选定的小区中，对某一问题做较长时期的实地观察。起初，他们注意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重点研究土地权是怎样集中的。因此，挑选了3个不同的乡村即禄村、易村、玉村来观察土地权的集中与手工业、资本累积、家庭组织等因素的关系。后来，他们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在昆明的工厂里研究劳工从乡村及其他行业转入工厂的过程。又在云南边疆地区研究当地非汉民族的团结力，以及他们和汉人相处的问题，并在内地乡村中研究基层行政机构、经济分工和贸易的方式。虽然他们的着眼点是一些小区，但所研究的却是中国各地小区共同遇到的问题，即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内地女工》(1942)、《芒市边民的摆》(1946)，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论著。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于1941年由李安宅创建。他们在一定的小区里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观察，以非汉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侧重对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进行研究，用当地的事实来检验人类学原有的各种理论，并加以新的申引或修正。

1931年在杨庆、黄迪、赵承信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平郊区建立的一个农村实验室，对村民生活进行研究。林耀华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研究川康诸土著部族的生活，1947年著《凉山彝家》一书，影响较大。

四、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学在中国经历了调整、取消、试图复兴、再次沉寂、重建与发展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停滞

调整与停滞主要指1950—1978年这一阶段。从1951年起，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3次院系调整:1951年11月、1952年7月，教育部先后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和农学院院长会议，拟就了工学院与农业院校的调整方案。1952年12月，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进行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工作。经过此次调整，设有社会学系的大学仅剩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1953年，又做了局部调整，中山大学与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均并入其他专业，社会学被正式取消。此后，近30年的时间，大学不再讲授社会学课程，科研单位也不再研究这门学科，同社会学关系密切的社会心理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社会工作等也都被相继取消。

院系调整是当时学习前苏联“经验”的一项措施，取消社会学也是受前苏联影响的结果。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社会学采取了批判、限制的政策，30年代初，社会学终于被取消。主要理由是，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取消社会学。还有一种天真的看法，认为社会学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而社会问题则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阴暗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这些问题，也就不需要这门学科了。

(二)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重建工作大体经历了1979—1989年10年时间。其中1979—1982年可看做恢复的草创阶段，随后可称为发展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奠定了基础。杜任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首先提出恢复社会学的意见。1979年春节期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约见社会学家费孝通，希望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社会学。

1979年3月15～18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还是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他表示愿意尽力支持社会学界成立社会学研究会，研究许多迫切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他认为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要及早建立研究所和社会学系，注意解决后继无人问题，抓紧培养社会学人才，并且希望大家不必再有什么顾虑和害怕心理。这次座谈会对过去否定社会学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加以澄清。

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和有关方面的支持，1979年3月18日，宣布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一致通过了研究会的工作条例，选出了50人的理事会，聘请顾问20人，会议希望海峡两岸同行共同协作研讨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的社会问题。会议推选费孝通为会长。

1979年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开展重建工作。为促进国内各方面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会议一致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设立社会学研究所的决定和在大专院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建议，还分别草拟了社会学研究规划和建立社会学系培养人才的方案，供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规划局及教育部参考。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学在中国的正式恢复，从此，结束了近30年停顿的状态，踏上了学科重建的新的旅途。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为了改变社会科学落后的状况，他希望“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这是第一篇正式公开提及社会学的中央文献，是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希望，对刚恢复的社会学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1980年初，研究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随后上海市等地也陆续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1980、1981年的两个夏天，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两期“中国社会学讲习班”，共有100人次参加，讲习班得到了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杨庆教授及岭南基金会的资助，美国匹兹堡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派来了教师。1982年4月，研究会协助湖北省社会学会和华中工学院举办“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参加学习的有120人。“北美华裔社会学人协会”同研究班进行了友好的合作。这些都是针对中国社会学的实际需要采取的培养人才的方式。学员经过紧张的、速成的关于社会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先锋”和“种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学的正规教育逐步建立后，这种讲习班的形式仍在不同层次上为普及或提高某些专业知识继续发挥良好的作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国内陆续编写、出版了供教学用的基础教材。社会学老中青学者共同协作还出版了一些译著，开展了多种专题的实际调查研究，为决策部门或有关业务部门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

1980年4月，上海大学(原复旦大学分校)成立了重建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南开大学于1980年11月设置社会学专业，1981年2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协作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社会学专修班”，接着于1982年3月成立了社会学系并招收了重建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相继成立了社会学系，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突破了长期文理分立的模式，建立了理工大学中的第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到1981年底，北京、天津、上海及湖北、吉林、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先后成立了社会学会。经过3年的努力，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在全国逐步奠定了基础，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

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华中工学院合作，在该院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年会，到会者有各省市社会学教学、科研和学会、有关业务部门及研究班的同志300余人。年会总结了3年来的“补课”工作，展望今后发展前景，共庆学科的恢复重建，在会上决定把研究会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从恢复阶段，进入了发展时期。^[14]

五、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

经过20多年努力，恢复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社会学教学机构迅速扩大。据1999年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统计，初步结果是: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所属院校中，已有社会学专业37个，其中社会学系33个;已有社会工作专业30个，其中社会工作系9个。到2004年，社会学系已超过60家，社会工作专业和系为152个。2008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机构已经有50多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40多个;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和专业有80多个，社会工作系和专业有200多个，专任教师约4000人，在校本科生和专科生约4万人。这一方面表明体制条件的改善、社会的需要、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冷门学科向社会学、社会工作这些新的热门学科找出路的考虑。

第二，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相对完善和独立的分支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包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理学、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企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国外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学、社会调查学、体育社会学、法社会学等。

第三，社会学的课程体系已经建立，社会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已经确定。1999年7月于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确定了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10门专业主干课，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或中国社会学史、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现代化)。会议同时决定:以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名义编写和出版这10门专业主干课的教学大纲(该大纲已于2003年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共识和做法得到了教育部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此外，还达成了对本、专科社会工作专业8门专业主干课的共识。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生活保障、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学课程已在各类高校普遍开设，成为大学生最为欢迎的课程之一。

第四，社会学学位体系完整设立。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到2007年，中国内地已经拥有社会学学科硕士授予点有115个(其中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18个)，博士授予点(含人类学)有25个，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一共16个单位的社会学系(所)拥有社会学博士授予权。并已建立博士后流动站3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3个。

第五，社会学研究机构普遍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各省社会科学院几乎都有社会学研究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浙江、辽宁等省的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都有很强的实力。在研究机构方面值得提及的最新发展，是教育部从新世纪开始，在全国建立的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社会学学科就有三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六，社会学学术团体的成立发展。中国社会学会已经经历5届。各省市也有社会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近40个。中国社会学会还建立了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的“年会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年会已经召开了10多次。学术年会越开越兴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年会设立的众多的分论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第七，社会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社会学课题是增加最快的学科之一。在“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社会学的课题共立项210项，其中重点项目42项，一般项目116项，青年项目52项。到“九五”规划，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学项目的立项数，就与前三个五年计划的立项数相差无几。除经济学科之外，社会学立项数的增加，是最快的。在“十五”规划中，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2001年申报社会学项目的有446项，立项44项。到2005年，申报732项，立项78项，2007年、2008年分别立项103项。

第八，1992年底《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卷首文中，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社会学的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学对象，性质、功能、地位等，描述了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对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趋势也作了分析。该卷辞书收集了千余条词条，概括和总结了社会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了社会学知识，成为社会学学科的一本总结性成果。

第九，社会学学科有《社会学研究》、《社会》、《国外社会学》等专业性期刊，出版了《社会学年鉴》，国内综合性学术杂志大多设有社会学专栏。从2004年开始，《新华文摘》每月也设一次社会学专栏。国内还有一些出版社，如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还设立“社会学文库”，出版研究性的社会学学术著作。

第十，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学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1995年底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004年7月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分别代表了中国社会学走出国门，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历程。其中，中日韩三国社会学会发起的东亚社会学学术会议已经举行了3次(2003年首尔;2004年北京;2005年东京)。

六、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任务

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任务有很多，集中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制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化;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过程中，目前和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15]但是，如何处理、协调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社会利益的满足”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因为它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三种基础机制。过去，我们主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怎样运行?社区如何建设?公民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些是摆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总之，社会学需要寻找当今社会现实的“真问题”，在努力扩展学科话语空间的同时，为社会发展探寻“良方”。

因此，社会学专业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要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并且侧重培养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社会工作、城市发展、人力资源、人口生育、大众传媒、社会调查、教育培训、家庭婚姻咨询、社会安全等方面的职业人员和专门人才。上述人才多了，社会建设的速度就会加快。

复习思考题

1.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定义?

2.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

3.什么是社会学范式?

4.社会学的方法论有哪几种?

5.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注释】

[1]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许德珩:《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社会学讲话》，北平:好望书店，1936年。

[4]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韩明谟、王思斌:《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

[5]杨懋春:《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6]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7]龙冠海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一册·社会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

[8]杨心恒、宗力:《社会学概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9]庞树奇、蒋雅容:《普通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

[10]于光远:《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11]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13]《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14]王康主编:《社会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5]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