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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研究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印度社会发展水平低于西方。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年龄、社会等级、教育程度、居住地、收入等社会人口变量与受访者环境担忧程度的相关性关系。
环境社会学研究_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0)

三、环境社会学研究

环境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界的兴起与发展既是源于全球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严峻的环境问题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又是对逐渐崛起的公民环保意识以及愈发壮大的环保运动的回应。在当今环境社会学研究看来,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或者法律问题,更是一种嵌入到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针对如下领域:对公民环保态度以及环保行为的研究、对于环保运动的研究、对于现代科技风险评估的研究、对于环境保护政策的研究等。

在《东方的困境与西方的繁荣:一项针对印度某地区环境担忧现象的经验测量》(Oriental Disadvantage versus Occidental Exuberance:Appraising EnvironmentalConcern in India:ACaseStudy in a Local Context)一文中,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Deba Prashad Chatterjee探讨了在决定环境担忧(environmental concern)的各种因素中,不同社会人口学变量之间的互动所发挥的作用。(18)这项调查的地点是在印度西部孟加拉的一个叫Tribeni的小地区,数据是通过对该地区的375名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而得。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其原因在于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担忧”现象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十分成熟了,但是针对与西方处于完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东方地区相关问题的探究却十分有限,事实上随着近几十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现代工业所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的担忧及其所开展的环保运动正日益普遍。作者既是希望通过对印度Tribeni地区居民的环境担忧现象进行定量化的测量,同时也是为寻找解决之道。首先,在将印度人经历与西方人经历做出区分的基础上,试图在印度这个大环境中理解环境担忧;其后,试图在当地框架中探索性地将环境担忧与若干变量——年龄、社会阶层、教育、收入、居住地——等联系起来;最后,在前面基础上,将研究结果与针对西方世界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以此对影响环境担忧的社会因素问题做出更为深入的发现。

在研究中,作者探讨了测量“环境担忧”现象的指标选取问题。在以往针对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学者主要采用NEP量表法对“环境担忧”这一概念进行测量。但作者认为这一方法在印度并不适用,主要原因包括:(1)统治信仰系统的差别。西方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征服自然并解决一切环境问题,而东方坚持与自然和平共处的传统信仰。(2)与西方人相比,相对的经济劣势造成印度人对自然更加依赖。(3)贫穷会造成如对旧物品的再利用等环境友好行为的出现。(4)与西方相比,印度更推崇节俭的价值观。(5)在印度,社团而不是个人成为最小的社会单位,这促使对自然资源的共享更容易深入人心。(6)印度人生活的多样性使得研究必须因地区而异。(7)印度社会发展水平低于西方。(8)NEP量表中一些主要的概念(如环境、污染、自然平衡等)是针对城市国家的,像印度这样的乡村国家并不适用。基于上述理由,作者采取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方法,通过环保意识量表(environmental awareness scale)与环保责任量表(environment commitment scale)对印度当地居民环境担忧程度进行测量,每个量表都包含11项态度问题。该研究在测量方法上的创新对于如何在东方文化圈中更好地理解和研究“环境担忧”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年龄、社会等级、教育程度、居住地、收入等社会人口变量与受访者环境担忧程度的相关性关系。研究者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1)年龄对环境担忧无显著性影响;(2)社会等级对环境担忧有显著性影响,并被教育和收入两相似变量所加强,在该研究中,很明显地社会等级高的人与环境担忧有更积极的联系,但这点仍值得商榷;(3)教育与环境担忧意识的相关性强于对环境担忧的承诺,即教育对环境担忧意识的影响强于对环境担忧行为的影响;(4)居住地对环境担忧有显著性影响,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有更强烈的环境担忧,并且在意识方面比在行为方面表现得更明显;(5)收入对环境担忧有显著性影响,收入高者与环境担忧有更高程度的联系;(6)环境担忧的意识与行为之间也有高度相关性。

该研究的结论指出,在印度社会中,对于环境的担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精英意识。往往是那些教育程度较高、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收入富裕、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才会表现出较强的环境担忧意识以及对环境质量的追求,而那些下层民众大多处于最低层次的环境条件之中,他们既没有条件支付保护环境的费用,也没有意识去“奢侈”地追求所谓的环境质量。这一研究结论在其他针对印度社会的相关研究,如Dunlop教授在1993年根据Health of Planet(HOP)调查得出的结论相仿。事实上,尽管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在印度正在逐渐兴盛,但是由于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社会上的固有缺陷(如贫穷、阶层分化等)阻碍了环保意识在大众中的传播,而这恰恰是在未来制定旨在提升民众环境担忧意识时需要突出研究的领域。这项研究的两个创新之处在于:其一,通过总结以往西方研究测量“环境担忧”现象的经验,探讨了如何运用针对于东方社会的测量指标;其二,通过分析各社会人口因素与居民环境担忧程度相关性,得出了在印度这样的欠发达地区中,社会分层机制对于民众的环境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该研究的这些结论一方面还有待于通过其他相关调查进行充实,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其作用于其他与印度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中进行检验。但无疑,对于同样正经历着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同样面临着贫困人口众多与贫富分化现象加剧的问题,同样面临着巨大环境压力又正在致力于加大环保工作的中国来说,这项研究无疑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与前文作者将对居民环境担忧与环境参与意识的研究纳入到非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框架中不同,在《环境运动的参与:对于欧盟的分析》(Particip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一文中,作者Patrick F.Gillham则试图探讨哪些因素影响欧盟成员国居民参与到环境运动的意愿。(19)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将环境运动看成是广义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将其与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等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环境运动在现代社会运动中表现最为频繁,也成为公民参与的主要渠道。环境运动在参与目标、参与能力、参与途径、参与者的构成等多方面都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有本质的不同。

同时在该文中,作者试图将宏观与微观视角同时纳入到对问题的分析当中。从微观视角上来看,人们参与环境运动的意愿可能会受到年龄、教育程度、信仰、工作性质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而从宏观视角上来看,个人的环境运动参与意愿又会受到其所处的国家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如一些学者曾探讨过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或人口密度对于其环境运动开展情况的影响(Garner and Zald,1987;Jenkins,1998;McCarthy and Zald,1987)。基于上述两种视角,作者在研究中试图验证居民个人的价值观、年龄、家庭负担、所处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人口密度这五项因素对于其参与环境运动意愿的影响。

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1986年对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的11831名居民所进行的访谈,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materialists)来说,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postmaterialists)更有可能参与到环境运动当中;(2)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高收入对环境运动的参与有促进作用,但年龄和性别对环境运动参与的影响不明显;(3)家中有8岁以下或8岁至15岁的孩子并不能阻碍个人参与环境运动,并且在家中充当领导角色者参与环境运动的比不充当领导角色者多16.8%;(4)认知的调动对参与环境运动有很强的作用,政治活跃也促进环境运动的参与,自我定位对参与环境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即认为自己开明者与中立者相比,开明者会更多地参与到环境运动中,但认为自己开明者与认为自己保守者相比,自我定位的影响此时变得不明显;(5)国家对参与环境运动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不同国家国民参与环境运动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差异;(6)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参与环境运动程度也低,与其他宏观变量相比,人口密度的影响最大,人口密度越大,参与环境运动的可能性越大。

基于上述结论,作者做出了如下层次的探讨:其一,年龄对参与环境运动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是对环境问题的担忧扩展到几代人;其二,家庭责任也没有限制环境运动的参与是因为现代人拥有“强制管理技能”,能合理地安排各种事情;其三,开明者与保守者之间差别不大是因为环境运动广泛反映了人们对工业化带来的影响普遍感到不安;其四,参与到环境运动中的个体很难被区分为政治左派和右派,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家之主,有唯心主义价值观。另外,高水平环境运动常出现在经济实力强、社会稳定的国家。讽刺的是,那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受益最大并且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国家往往成为工业化最热心的批评家。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如何消除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保护已成为各个学科都在研究的跨学科话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科技的进步、司法的界定以及政治的管理,更需要动员各类社会组织与广大公民,共同投入到环境保护之中。上面两篇涉及环境社会学的论文尽管在研究角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在探讨“环境保护中的公民参与”这一议题。同时,两篇论文都采取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不仅分析了影响公民环保参与的个人因素,也探讨了对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结构的影响。这些创新不仅是对环境社会领域研究的扩宽,同时也对于如何在当前全球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与动员环境保护力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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