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对策研究要来源现实高于现实

应用对策研究要来源现实高于现实

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是时代赋予地方社科院的历史使命。新智库建设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加大对当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其首要的任务。所谓应用对策研究，就是回答某一地域或领域社会实践中遇到或提出的需要作出回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是回答“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新智库建设中的“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旧智库是指各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类别，确定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学部，一开始就侧重于而且也只能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学术层面的研究。这种研究，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成果、造就学术人才乃至大家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继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政育人，产生了巨大作用，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文明、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进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智力支持、精神支柱和人才支撑。但从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上看，这种服务就其本质而言，还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是潜在的而不是显现的，是长远的而不是当下的。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也同样具备了为党和政府工作、为社会和人民、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三个文明建设，发挥智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但由于它的这种作用，受到基础理论和学术研究服务形式的限制，这种智库的作用还不被人们所认同，智库的真正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我们把这种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学术研究的智库称为旧智库。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都开始思考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方位和功能定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适应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仅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回答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而且要回答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和面临的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直接服务于党政决策和社会现实需要。这种需要就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走出书斋，走出学术的殿堂，走向实际，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关注发展，关注民生，关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满足现实对理论的需求，用从实践中提升总结的理论来指导引导实践健康地向前发展。这种功能和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智库。

新智库肩负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当好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

在探讨了新旧智库的区别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新旧智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相互割裂和排斥的，而是相互作用、依存和联系的，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种关系都统一在为现实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之中。就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于经济社会的范围和时间跨度而言，有长期和中短期之分，就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形式而言，有直接和间接之分，所以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新旧智库的关系。旧智库的建设为新智库的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知识的积累和方法论基础，这是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新智库建设无法与旧智库建设相脱离，基础理论研究不光具有指导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作用于研究过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更高层次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提供有用的有效的咨询服务，就必须进行观点创新、方法创新等，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最高追求和境界。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充当智库角色的有很多。就宽泛的智库而言，所有党政工作部门和机构，都应当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库、智囊，都要通过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就工作职能相对集中而明确的党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也集中承载智库的功能。但这些直接隶属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部门，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当前眼下需要提出对策建议的，而就对策建议而言，往往仅限于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往往是召之能来，来而能用，用而有效。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充当的新智库而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往往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和前瞻性的。既不像旧智库那样，关注相对稳定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也不像党政研究部门那样应急而具体。这种智库建设的特殊性决定了应用对策研究的高度和难度，也决定了这种研究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入钻研探索，组织协同攻关，努力拿出无愧于时代的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当好思想库、智囊团。

新智库的这种功能和定位，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研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问题的提出要来自实践，问题的研究要来自实践，研究成果是否有用也要用实践来检验，甚至研究的方法也要注重实践。这种鲜明的实践性特点，也决定了应用对策研究首先要来自实践，从实践中获取研究的问题，从实践中获取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再由实践来印证研究问题和对策建议是否科学，是否对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有用等。

来自实践而应用于实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用对策研究要真正发挥思想库的作用，充当党和政府智囊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经世致用，资政育人，还必须高于实践。所谓高于实践，指的是这种研究，要对冗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综合观察和思考，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推陈出新。不仅问题的提出是这样，问题的研究更应是这样。来源实践而高于实践，就是要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演绎、推理等，把局部的问题放在更大的层级去研究，把点上的问题放在面上来研究，把现在的问题放在将来去研究，把片面的问题放在系统中去研究，把特殊个别的问题放在普遍性中去研究，总之是要突破一时一地一点一面的限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比较分析，使问题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进行典型化的创造创新，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结论和对策。只有这样来自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应用对策研究，才能靠得住、叫得响、用得上，才能有价值，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体现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来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要求，从根本上注定了应用对策研究根本而重要的方法就是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火热的社会生活，深入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这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根基根本所在。

来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要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应用对策研究是一种高级的实践活动，是对获取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提升的高级理性思维活动，是对问题进行典型化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所以这种研究是一种高级的创新活动。这也正是应用对策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来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是应用对策研究能否有效服务于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应用对策研究是否具有质量的标准之一。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检验地方社科院的应用对策研究实践，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虽然经过多年的智库、智囊团的建设，各研究机构都特别强调要从实践的层面选择研究的问题或课题，坚持把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遇到的或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研究的第一需要，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应用对策研究的实践性问题，但是就我们现实研究的现状看，除了注重选题的实践性以外，就研究本身而言，还有两个环节上的实践还远未很好地解决。一是研究来源现实的问题还有相当的差距。研究问题确定之后，如何更好地深入实践，深入社会现实，获取和感受丰富的资料和信息，而且还要确保获取的资料和信息与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完全一致，不失真、不走样，这是完成研究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获取的东西没有掌握实践中的真实性的话，那么我们来源于现实的问题就大打折扣了。应用对策研究正是这样，就必然要求应用对策研究者经常地深入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应用对策研究的第一需要、第一环节来看待。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当然都比较重视，但仍然是个薄弱环节。主要要解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作风漂浮、浅尝辄止的问题；方法不正确，手段落后的问题；掌握情况不全面、不系统的问题。一句话就是信息失真的问题。所以要真正做到来源于现实，还需要去走更长的路，下更多的工夫。二是研究高于现实的问题差距更大。高于现实是应用对策研究的难点所在。只有高于现实，才能指导和服务现实，才能体现研究的价值所在。高于现实的基础取决于来源于现实的准确和真实。只有在准确和真实的基础上，研究者经过加工整理、归纳推理、比较验证等方法，把握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把握客观真实，才能提出符合实践需要的对策建议，达到“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目的。高于现实不是凭空想象和臆造，而是对规律的把握和揭示。正因为此，高于现实，体现了对应用对策研究的最高要求，也是最高标准。所以，要高水平高质量地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智库，必然重视研究的实践性问题，即来源现实而高于现实。笼而统之，一是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实践的需要；二是研究要出自于实践；三是对策建议要高于实践；四是科研成果由实践检验。这些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更是重要的工作环节和工作要求。

（2009年11月　刊载于《新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