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的当代哲学

我们这里对“现代”和“当代”的区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而仅仅是为了便于说明不同哲学取向之间的差别。从以上关于现代哲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把20世纪初到上半叶开始在西方哲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归为“现代哲学”的范畴，因为与后来的哲学家相比，他们已经成为前辈，他们的思想甚至已经进入了哲学的传统。如果仅从时间上来规定的话，我们可以把黑格尔之后到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称作“现代哲学”，而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哲学称作“当代哲学”。进一步地说，“当代”这个概念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时间，更是意味着与我们当下的社会和生活密切相关，是我们可以通过感觉直接体验到的现实存在。

当代西方哲学家曾把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古代的本体论时代、近代的认识论时代和现代的语言哲学时代。如果我们把这种划分继续下去的话，当代哲学则应当进入了一个实践理性的时代。我们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逻辑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首先论述了世界的存在，这被看作是古代本体论的缩影；随后从事实的存在进入到了对思想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近代的认识论缩影；然后开始了对命题的分析，并且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与语言的战斗；但在最后，当维特根斯坦把他的哲学使命说成是为可以说的东西划定一个界限的时候，他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不可说只能显示的世界。其实，这个不可说的世界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显示出来的东西。由于一切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用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也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了可以说出的东西，因此，对于不可说而只能显示的东西当然就应当归于可以说的东西之外，也就是落在了实践的层面。这样，从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古代哲学重在本体论，近代哲学重在认识论，现代哲学重在语言哲学，而当代哲学则重在应用哲学，这就是哲学的实践理性性质。

当然，我们把关注现实描述为当代哲学的特征，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或仅凭对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一种分析，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根据。这需要从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在英美哲学方面，当代哲学家关注现实的突出情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复兴，这带动了当代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的共同合作，使得哲学研究具有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其二是美国实用主义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复兴，这使得以往纯粹的理论研究必须在经过了实践的考验之后才具有更为有效的作用。这些都是英美哲学家们的自觉行动。一方面，哲学家们也看到了逻辑经验主义所面临的困难，包括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在内的分析哲学都必须首先解决如何使语言分析具有经验的性质这个问题。这里的“经验性质”不是针对逻辑或超验之物而言的，而是指一种理论应当具有的在现实中的有效性问题。特别是语言分析本身就直接关涉到我们的日常活动，它就更需要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所贡献。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具体问题也对哲学家们提出了挑战，按照以往的哲学理论已经很难解释一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需要哲学家们对紧迫的社会问题给出某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这就促使了当代哲学中的应用学科的产生，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应用伦理学以及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应当说，在当代哲学中目前最有活力，或者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些具有应用性质的哲学分支。也正是由于它们的作用才使得哲学本身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人类自我的价值问题才得到了真正的重视。

实用主义的复兴使得英美哲学家们把研究的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现实生活，更多地关注这个时代给我们人类提出的现实问题，如资源的匮乏、公平的缺失、战争的阴影、政治的动荡以及技术的滥用等等。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就是把人类的现实活动看作是一个有限时代的产物，属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哲学家首先放弃传统的“神目观”，即从上帝的超越式眼光看待世界的观点，把人类理解为一群有限的生物，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和思想；而且，所谓的普遍原则或定理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中才是有效的。也正是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美国的分析哲学家们大多放弃了对世界的逻辑重构的概念，更多地是以自然主义的方法描述我们的认识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作用。我们从蒯因、普特南、戴维森等人的思想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同时，罗尔斯、罗蒂以及塞尔等人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也使得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直接介入现实不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总是以理论研究的形态出现的。法国的德里达和德国的哈贝马斯就明显代表了这样的倾向。我们知道，德里达是以他的解构哲学而著称的，但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考，而是负载了很多现实的关怀。无论是他早期的《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还是晚年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等著作，这些都竭力从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探求适合现代社会表达习惯的说话方式，而这样的习惯就来自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要求。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完全符合法国哲学思想的传统。我们前面曾指出，法国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重视感性的作用，一切理论的问题都需要从感性上加以解释。所以，我们从当代法国哲学中更多地是看到关于声音、身体、知觉、记号、行为等问题的讨论，或者是关于人性、道德以及人类行为方式的描述。这些讨论和描述构成了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斥在从德里达、利科到拉康、利奥塔等人的著作中。

我们把哈贝马斯看作是当代德国哲学的代表，完全因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人物中的佼佼者，也是能够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尝试沟通的重要人物。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使得当代德国哲学具有了实践理性的色彩。一方面，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带有明显的理性特征，即他们注重从概念出发去讨论现实问题，同时又希望能够以合乎理性的原则去解释现实并重建理论。另一方面，哲学家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自己理论的重要动力，是否能够解释现实问题就成为哲学家们形成自己思想观念的主要标准。这些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进程中都有明显的表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在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影响下，对现实的政治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以理论解释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他的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都明显地表明他的学术志向是与现实问题讨论密切相关的，对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基本上采取的是理论批判的态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西方社会开始处于相对稳定并逐渐发展的时期，哈贝马斯的批判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向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作出论证。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著作就明显地反映出他的理论观点在面对现实问题上开始趋于保守，如《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哈贝马斯更加关心个人的道德意识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把社会的稳定归结为个人之间的协调合作和建立共同的规范。这表明进入晚年的哈贝马斯把对社会的关注转向了对个人内心以及人性的讨论。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都试图从维护人性的立场对社会的规范性问题提出辩护，如《道德意识和交往行动》、《现代哲学对话》、《后形而上学思想》、《事实与规范》、《包容他者》等。应当说，正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哈贝马斯的思想才具有了深远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当代英美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哲学家，他们的研究目光都投射在了现实。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但实际上包含着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因为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从来不是哲学家在书斋中把玩的物件，不是象牙之塔中的冥想，而是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而哲学则是为了探求人类自身的秘密。如果我们把纯粹的理论理性看作是人类思维的至高能力，那么我们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则更为明显地充满了人类智慧，是人类一切思维活动的直接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表现出的实践理性智慧，应当说正是使哲学回到了她原本的涵义，找到了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