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哲学”这个提法，最早出自于康德。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这本小册子中对“纯粹哲学”作出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人们可以把全部以经验为依据的哲学称为经验哲学，而把完全以先天原则来制定自己学说的哲学称之为纯粹哲学。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称为逻辑学;当它限制在知性的一定对象上的时候，就成为形而上学。”[1]显然，康德所说的纯粹哲学，除逻辑学外，主要是指本书在前面所评介的坚持思维本体论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哲学思潮概括为四个: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进而又将这四个思潮归结为两个理论领域，一是由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为代表的“纯粹哲学”领域，一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理论”领域。哈贝马斯所说的“纯粹哲学”在含义上可能比康德更宽泛一些，但被他划入“纯粹哲学”领域中的那些哲学一般都具有康德所说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特征。这样看来，所谓“纯粹哲学”是指“元哲学”层面的理论研究，以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等形上问题的探讨为主要论域;所谓“社会理论”则是对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探究，其中特别是对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哲学层面的批判性考察。应当说，哈贝马斯的这一归结，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路向。[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发展的这两个基本路向是什么关系呢?在现代社会理论研究领域，马克思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他的思想不仅构成了这个领域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可以被看成是贯穿这个领域的灵魂。不仅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种学说、流派、思潮均直接宣称自身来源于马克思外，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阐述自身的理论时也不能不把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作为问题的来源、理论的参照或批评攻击的靶子。因此，在这个领域，要绕开马克思，绝无可能产生好的社会理论。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纯粹哲学”的关系而言，我们就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多少令人尴尬的窘境，即在当代西方纯粹哲学领域，马克思基本上“不在场”。这不是说这个领域中的哲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绝口不谈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说当他们在创立和阐释自己的理论时，基本上不需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取理论资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西方纯粹哲学研究已经完全改变了纯粹哲学研究的传统风貌，有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形上问题的探讨已经转变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体验的哲学界说，用全新的理论思索和风格迥异的话语方式理解和诠释现代社会发展过程衍生出来的巨量经验和问题，并由此形成了足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总体见解。然而，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却很少涉及对纯粹哲学问题的系统探讨。面对这种情况，国内不少学者都力图从当代西方纯粹哲学中汲取理论资源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因而一度出现了所谓“以西(西方哲学)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的理论努力。但是，尽管这些理论努力在透视现代纯粹哲学深层理论问题、探究其发展趋向和吸收其积极成果方面收获颇丰，却依然没有使我们从根本上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现代纯粹哲学领域遭遇到的“窘境”。因为，当学者们面对现代纯粹哲学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时，他们很少能够从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找到直接可用的话语，以至于在深入阐释纯粹哲学理论问题时经常“忘掉”马克思。这种境况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否具有进入现代“纯粹哲学”论域的可能性?或者说，能否以及如何在现代纯粹哲学研究领域确立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话语权利?
很明显，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明构成现代纯粹哲学之理论起点的“原初性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最高的统摄性，现代纯粹哲学的一切问题和最基本的理论进路都是从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中延伸出来的。如果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根本没有触及这个原初性问题，也没有蕴含着解决这一原初性问题的独特思路，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不可能进入到现代纯粹哲学的论域之中。同理，如果我们对这个原初性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的哲学是否触及这个原初性问题，从而也没有发现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否蕴含着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思路，那么即便我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强行拉入现代纯粹哲学的论域中，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外在于现代纯粹哲学论域这一境况。理论上的精心构造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和现代西方纯粹哲学理论之间进行话语转换和思想附会。因此，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纯粹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话语权利，就必须探讨和解决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否触及作为现代纯粹哲学理论起点的“原初性问题”?从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中是否可以延伸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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