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外国哲学

第五节　当代外国哲学

一、当代外国哲学研究的开端

当代外国哲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1979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甘肃王履安、范汉森、袁义江等人参加了会议。同年12月，兰州召开了西北地区外国哲学讨论会，主要讨论了存在主义的性质和政治倾向等问题。此后，甘肃的当代外国哲学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

从1981年起，兰州大学哲学系、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委党校、西北民族学院等相继开设了现代外国哲学课程和专题讲座。1983年后，兰州大学哲学系李创同又开设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十几年来，围绕教学，还开展了一定的科研工作，参编教材3种，翻译著作2部，发表论文和译文40多篇。

二、当代外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参编的三部教材和两种译著

三部教材一是葛力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袁义江承担了其中第五章“存在主义”的编写，详细介绍了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的主要观点。二是《西方哲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范汉森撰写了第十二章“弗洛伊德主义”和第十三章“结构主义”。前者论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概况、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内容以及荣格、阿德勒、新弗洛伊德主义对精神分析哲学的修正和发展；后者论述了结构主义的概况以及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认知理论研究中的结构主义。三是袁义江、罗志野、李泰俊编写的《美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内容包括：美国哲学的回顾；实用主义的困境；语言分析的冲击；人本主义的浪潮；社会哲学的洪流；美国哲学的危机等。该著资料翔实，观点新颖，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美国哲学史的著作，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在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协会第二届优秀图书评奖会上获优秀图书二等奖。

译著两种，一是袁义江、雷念增、高湘泽、黄莉莉等人翻译，菲尔·斯莱特著《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二是李创同翻译，美国学者欧文·拉兹洛著《系统结构和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二）论文40多篇

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是：

从总体上探讨现代西方哲学特点。张学军《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西北五所高师院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哲学、政治经济学专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认为，可以把主观主义的经验论看做当代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特征。此外，还有张廷国《从黑格尔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变》（《社会科学》（上海）1989年第2期）。马名驹《奥哈根博士谈当代西方哲学和哲学人类学》（《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2期），介绍了奥哈根来兰讲学的一些情况。

对唯意志主义流派哲学家的研究。袁义江、康军玉《论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渊源、特征和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从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基础——悲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哲学谈起，通过他的艺术形而上学及有关悲剧和音乐的观点评介了他的美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张学军《尼采哲学是一座墓穴》（《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指出，尼采的哲学要把普通人埋葬，使超人降生；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中否定了人类文明的近代形式，他所期待的超人，只是权力意志的化身。

对新康德主义流派的研究。袁义江、沈伟《评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讨论了朗格对康德认识论的改造，认为朗格的先验认识论就实质说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着阐述主体能动性的合理因素。此外，袁义江、杨昌录《从李凯尔特关于两类经验的划分看其价值观》（《德国哲学》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认为，李凯尔特主张用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划分来代替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这两类经验科学的区别在质料上表现为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而历史的个别化方法也就是与价值联系的方法。李凯尔特认为哲学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价值的实质在于其有效性，这种看法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片面性。

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袁义江用力甚勤，他在这方面发表了10篇系列论文，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袁义江、谭先高《论“无”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地位》（《现代外国哲学》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文，探讨了海德格尔关于“无”的理论，并与我国老子和庄子的哲学进行了比较。他的《雅斯贝尔斯哲学基本概念的剖析》（《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介绍了稚氏的生平、时代和思想渊源，通过剖析雅氏哲学中“包容者”、“超越”、“人”等基本概念，揭示了雅氏哲学宣扬信仰主义神学的实质。袁义江、王俊华《雅斯贝尔斯哲学自由观评析》（《江海学刊》1989年第5期）指出，雅斯贝尔斯的自由观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危机下向往自由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徬徨、消极而又不甘心屈服的矛盾心理的反映，这就决定了雅氏的自由观的矛盾性：既有可资借鉴之处，又有不合理的因素。雅氏强调交往和自由舆论，反对专制和盲从，但又肯定人的意志绝对自由，否定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表现为唯意志主义、反理性主义，把自由作为通向上帝之路，具有较大的欺骗性。袁义江《〈辩证理性批判〉中主要范畴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通过对萨特一些哲学范畴的分析，指出了萨特思想的复杂多变，其中既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积极影响的成分，也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探索的内容，但是萨特的根本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以至发展到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袁义江、童国木的《论萨特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与继承》（《外国哲学》第6辑，商务印书馆，1985年）从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与康德的“本质先于存在”、萨特的“绝对自由”与康德的“意志自律”、萨特的“选择”与康德的“至善”以及萨特的“责任感”与康德的“道德义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探讨了存在主义同康德哲学的关系。袁义江的《评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通过分析萨特“人学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范畴以及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指出萨特的根本立场是用存在主义消融马克思主义，萨特标榜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只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化为存在主义。袁义江、马燕平的《评萨特自由观的变迁与发展》（《兰州学刊》1986年第2期）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萨特自由观的变化发展情况。袁义江、张廷国的《梅洛——庞蒂哲学述评》（《外国哲学》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从六个方面分析指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主义无论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是一个典型的折中主义哲学，无法“超越”唯心主义固有的困难。袁义江、吴梦柳的《为什么说卡夫卡是个存在主义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论证了卡夫卡思想中的存在主义哲学。袁义江、夏洁《浅谈罗洛·梅的“原始生命力”》（《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一文指出，罗洛·梅的“原始生命力”理论与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很类似，是一种神秘的力量。罗洛·梅把原始生命力看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途径，企望以此来克服西方社会的弊端和异化现象，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幻想。

对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这是袁义江主攻的领域，他有系列论文发表。袁义江、刘安诚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初探》（《天府新论》，1988年第6期）和《评〈精神分析引论〉中关于潜意识的学说》（《丝路论坛》1988年第1期）两文，探讨了潜意识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归宿，认为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类心理的多层次和复杂多样的整体性，由潜意识派生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心理也是随着社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但性本能和潜意识决定论则是错误的。袁义江、唐棣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弗洛伊德主义？——弗洛姆哲学思想述评》（《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和《弗洛姆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简评弗洛姆著〈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社科纵横》1989年第6期）指出，弗洛姆对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综合，实质上采取的是弗洛伊德的立场，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进行了歪曲，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化。袁义江、李素新的《评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现代哲学》（广州）1987年第4期）和《评弗洛姆心理革命的思想基础——社会无意识理论》（《重庆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分别对社会无意识理论的提出、社会无意识的心理机制、社会无意识和意识的关系、社会无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社会无意识的解决途径——心理革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袁义江等人的上述文章外，还有范汉森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述评》（《甘肃理论学刊》1988年第6期），通过评述，廓清了弗洛伊德主义关于医学、心理学与哲学的界限，揭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内涵、价值和缺陷，指出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历史地位。

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袁义江、黄晓敏著有《论葛兰西实践唯物主义的特征》（《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90年第3期）和《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简析》（《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前文认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探索，表现为他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独特的理解。后文指出，阿尔都塞混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无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一致性；把历史看做是结构的自我推演过程，把人看做是由结构关系支配的零件从而消融于结构之中，这种理论难以公开提出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彻底批判，在历史观中导致渐进的温和的路线。

对美国新实在论的研究。袁义江、张永义《论美国新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唯物主义倾向》（《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新实在论的很多出发点都含有唯物主义倾向，它以相信常识、鼓吹科学、标榜科学方法论以及反对一切旧有的唯心主义而风靡一时，但在对问题的深层分析上仍然陷入唯心主义。此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冯世平《简析美国新实在论的批判与合作方法》（《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的研究。袁义江、高阳《论海克尔〈宇宙之谜〉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认为，海克尔通过《宇宙之谜》，总结了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阐述了宇宙、地球、生命、物种、人类以及意识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力图用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大量事实来描绘出一幅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重要代表。袁义江《评罗素对知识、语言和哲学的观点》（《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考察了罗素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度》一书，认为罗素毕生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并以逻辑分析而见长，但最后却承认知识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承认经验主义有其限度，用概然性、概率来代替确实无误的知识。研究罗素认识论思想的变化及其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深入探讨人类认识发展的有关规律。袁义江、艾四林《评卡尔纳普的意义标准理论》（《德国哲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探讨了卡尔纳普意义标准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袁义江、柳士顺《论夏佩尔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唯物主义因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和《论夏佩尔在信息域和真理观方面的唯物主义思想》（《科学·经济·社会》1990年第3期）分别探索了夏佩尔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其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对这方面的研究，除上述袁义江等人的成果外，尚有杨魁的《库恩科学发展观探微》（《兰州学刊》1989年第2期）。

对发生认识论的研究，黄少华发表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哲学动态》，1987年第4期）和《发生认识论——一个运用系统理论研究微观认识论的范例》（《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