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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实践的论述

时间:2022-03-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在不同方面对亚氏的实践观点都做过延伸的解释。这是因为事物绝不能仅用意识显现来解释,现象学对教育实践的启示和对深入研究教师实践的局限同样地明显。尽管存在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从来不谈实践哲学,他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发展成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

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实践的论述

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在不同方面对亚氏的实践观点都做过延伸的解释。康德等把亚氏的道德实践发展为本体论实践,在康德看来,“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涉及现象界和自然的必然性,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则涉及物自体界和自由。因此,决不能以第一种活动作为基础去统摄第二种活动,而只可能以第二种活动作为基础去统摄第一种活动。但是康德的探索也并不是空谷来音,它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历史延续。

黑格尔认为:生产活动,即创制活动,与道德活动一样,是人的本质活动,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具有总体性。亚氏对实践的庸俗化遮蔽了自己早就强调的一种思想:实践是实现最高善的一种活动,一种终极关怀。如果没有超验的纬度、失却总体化的规约、放弃人的自由,活动只是活动,只是知识生产或运用技术的生产,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黑格尔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7]“自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在黑格尔实践观的深层意味。

此后,很多西方哲学家都对实践作了重要的论述,促成了西方哲学的所谓实践转向。

韦伯和胡塞尔看到西方哲学的危机,看到工具性的(科学)“规律”对语言(人文)创造性的压抑,表现为“公共领域”和政治的“科学化”。

特别是胡塞尔反对所谓科学与实践分离的认识论,提出生活世界的重要概念,批判没有人文关怀的西方传统认识论的冰冷,其中“面向事物本身”的口号对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发挥了推动作用。这个口号既不是从思想的事情后面的某种原则出发,也不是从事情之外的同一事情的特点出发,而是从事情自本身出发,即从现象也就是意识的显现出发,从而揭示事情的本质,对于事物自身本质做直观洞察和描述。不过,“事物本身”既是现象学之开端,也是现象学的终结之处。这是因为事物绝不能仅用意识显现来解释,现象学对教育实践的启示和对深入研究教师实践的局限同样地明显。

杜威,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关注知与行的关系,强调知识具有实践的意义,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使得知识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指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方式,知识的确定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实用主义把实证主义功能化,强调生活、行动、实事和效果;把知识视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在注重特殊实事方面,实用主义和唯名论是一致的;在着重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8]实用主义是一门强调行动的哲学。突出效用的实践观和方法论,主张认识与实践、需要和兴趣、身体与社会应相互结合;强调实践是判定思想的标准,是证实事物属性和价值的准则

尽管存在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从来不谈实践哲学,他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但他的基础存在论思想却给实践哲学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和生产概念的独特理解基础上展开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产与实践的根本分别是前者以自身以外的东西为目的,而后者以自身为目的。海德格尔坚持此在为自己的缘故而存在,所以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操劳都是非本己的存在方式。实践将过去与未来统一在一起,而此在的时间性,即他的存在方式,也是一个未来、过去和当下统一的结构。此在就是实践。作为实践的此在是在世界存在,世界不是现成事物的总和,而是此在本身的开放,是事物得以显示自身的意义境域。[9]

哈贝马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作了新的理解,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在规范内容和论证方式两个方面与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政治文化四个层次上的“实践”密切联系,做了深度阐释。

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发展成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提出了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在他看来,在所谓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方面,实践理性问题不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且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首要地提了出来。Humanities,即“人文科学”在科学领域中究竟具有何种位置?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才为精神科学合适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实践,注重参与。实践中始终存在着理论因素。这一点可以得到词源上的证据:“理论”(Theoria)这个词的古希腊文原意是“参与”(Teilhabe)某种祭祀庆祝活动,它和“同在”(Dabeisein)相关联,因为同在即参与或介入。按照这种理解,旁观者的态度或秉持对象化思维的态度并非理论应有的态度。“Theoria是实际的参与,它不是(主观的)行动(tun),而是一种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10]

伽达默尔认为,理论就是实践,理论决不只是与实践相对,而且本身是最高的实践,也是人类存在的最高方式。实践的意义在于实践的超越。

顺便说一下,“实践智慧”(phronesis)是个古希腊术语,它是指一种理性的用途,这种用途并非计算的推理问题,而是伦理判断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这一术语有时译成“实践理性”,讲到了如何对实践中所涉及的诸“善”进行整体考虑的问题,按照伽达默尔的意见,它是一种智力德性,而非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德性,但它与伦理问题相联,当作懂得和选择善的智力。也就是说,实践智慧并非抽去向善和德性的技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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