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思想界”在今日已是广为使用的术语，将其与晚清中国建立特别的关联，正是要强调关乎“思想界”的形成并非无关宏旨。这篇文字试图揭示作为“亚文化圈世界”的“思想界”是如何形成的，并以此检讨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密切相关的问题。“公共空间”算得上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笔者稍前已就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略陈己见。依拙见，古代社会确留下阐述“公”与“公共”的思想遗产，^[1]但近代中国对此的“表达”，却是国家与社会形成新型对应关系的产物。同时，所谓“表达”（representation），也是相对于“实践”（practice）而言的。^[2]换言之，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阐述，也有与实际相背离、乃至矛盾的一面，往往作为一种姿态，成为一种标榜。故此，审视“公”与“公共”的话题，也有必要追问：何为“公共”？谁的“公共”？^[3]

本文可算是上文基础上的申论。之所以将问题引向“思想界”的讨论，同样是基于为“公共空间”问题的讨论寻找较好的切入点。“公共空间”话语的引入对于催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无裨益，但是否陷入“中国也有”的心结，也当引起足够的重视。^[4]关键还在于，“思想界”所具有的“公共性”，当无疑问，将其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加以审察，当可为检讨近代中国“公共空间”问题提供较为可靠的基石。我想说明的是，晚清是中国“思想界”形成的关键时期，既与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的对应关系密切关联，也体现了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映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进值得关注的一幕。将问题聚焦于“思想界”的形成，或可依托于有效的历史资源将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问题具象化，并藉此审视伴随“思想界”的形成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写作状态以及社会身份有哪些重要的改变。

一、“思想界”的表述

乍看起来，“思想界”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字眼，针对古代中国思想的表述，就不乏“某朝（代）思想界”的提法。这里讨论的晚清“思想界”，所指却并非民国以降对前朝思想发展的归纳，而是关注于晚清对“思想界”的表述。有必要强调的是，以往对历朝历代“思想界”的表述，皆来自后世的总结（这样的表述是否合适且不论），晚清却首次肇端了对“思想界”的表述，且意味全然不同。尤其是“界”，不可轻易放过。这实际成为一种象征，预示着国家与社会形成新型对应关系后，中国社会在重新组织。

言及“界”，很容易就联系到在19世纪文献中频频出现的“世界”一词。研究汉语的学者已指出，“世界”这个名词是从佛经来的，本来是包括时间、空间来说的，略等于汉语原有的“宇宙”。而且，佛经里“世”和“界”的分别颇严格，“三世”指过去、未来和现在；“三界”则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后来“世界”的意义到了大众口语里起了变化，“世”的意义消失，“界”的意义则吞并了“世”的意义，大致保存着“十方”的意思。^[5]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所揭示的19世纪汉语外来新词，也列有“世界”。除指明“世界”是来自佛教的汉语词（源于梵语Loka的借词），还强调“世界”一词19世纪末作为从日语来的回归借词返回中国后才广为使用，用来表示现代意义的world。^[6]

马西尼对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只列出“世界”一词，对其他“界”却未加讨论，这是有其原因的。实际上与“界”有关的其他汉语新词（包括“思想界”在内），20世纪初才广泛使用。研究者已注意到，清末民初时，受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影响，汉语中曾出现了大量的后缀新名词，其中“～～界”（文学界、思想界、艺术界、金融界、司法界、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等），即是如此。^[7]刘禾则将此归于源自现代汉语的“后缀复合词”，在“界”（world，circles）目下举证的有艺术界、教育界、金融界、思想界、新闻界、司法界、文学界、出版界。^[8]语言学者的研究，肯定了“～～界”乃现代汉语新词。

这里并不打算将问题的讨论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希望进一步检讨晚清对“思想界”的表述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因为“～～界”提法的出现，有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

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即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特殊地位开始没落，精英从此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随之出现。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学界”、“商界”等等，是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出现的，这成为一种征象，表明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9]这也说明所谓“界”，主要是指某一社会阶层通过一定的关系“网络”组织起来。事实上，注意到“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也正是网络分析方法引入近代中国研究的产物。^[10]“公共空间”与“公民社会”概念的流行，也预示着网络研究的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探讨近代中国各阶层与群体，如何经由地缘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关系联结为网络，介入到公众事务中。^[11]笔者也曾立足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对此有所讨论。在我看来，集团力量兴起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一种纽带。检讨读书人聚集方式的转变，以及“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有助于揭示读书人在形成集团力量时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12]

涉及“思想界”的表述，或当紧扣这样的问题背景。重要的是，与“思想界”的表述密切相关的还有其他的“界别”。亦即是说，尽管问题围绕着“思想界”的表述展开，却当看到“思想界”是与其他“界别”的表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此甚要紧。这里不妨透过梁启超的论述，对此略作梳理。之所以选择梁，原因无他，在晚清“思想界”（或者表述为“学界”、“报界”、“舆论界”），梁启超堪称中心人物。他在20世纪初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字，正展现了“界”在晚清是如何被表述的。^[13]

梁启超所表述的“～～界”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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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列表所梳理的文字，只是梁启超1901—1903年间撰写的部分文字，展示了“界”是如何被表述的。只是，梁对“界”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似还没有什么“自觉”。没有明确区分各“界别”，也未指明此对于中国社会具有的意义。具体到“思想界”的表述，则有两点尤可注意。其一“，思想界”与“学界”的语境差不多完全一致，也难以区分。譬如在为《自由原理》一书作序时，梁称道“弥勒约翰在数千年学界中之位置，如此其崇伟而庄严也”；又指出吾国人于其学说“近数年来始有耳而道之”“，我思想界之程度，可以悼矣”。^[14]这里就对“思想界”与“学界”未加区分。其二，所表述的“思想界”，也没有区分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情况。内中除所言“我思想界之程度，可以悼矣”，是对现实的描绘，其他的表述，无论是表彰“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还是哀叹“全国之思想界销沈极矣”，或赞美古学复兴“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均是对历史的描述，并非针对当下社会，似乎中国社会早已存在一个“思想界”。这一点尤其需要予以辨析。事实上，“思想界”及其他的“界别”的出现，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梁启超之外，还可通过其他例证展现“界”是如何被表述的。杨度1902年在《游学译编》“叙”中，不仅以中国之“学术界”、“兵事界”、“政治界”、“文学界”对比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还用“思想界”一词描述当下社会：“我国民若能发舒其固有之特性以竞争于思想界，使中国明年之现象，大异于今年之现象，朝夕异状，以为世界之日日新闻，增异常之色彩，此亦岂待他求也哉？”^[15]杜亚泉1903年发表于《科学世界》的一篇文章，本是论述“吾国植物学中，可谓黑暗已极”，却推论说，“以现在言黑暗如是，以未来言艰难如是，推而至于全学界，至于政治界、经济界、实业界，其黑暗与艰难，殆有甚于此者。”^[16]柳亚子1904年发表于《江苏》杂志的诗作，其中一首也写道：“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1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该文明显是将晚清思想人物在“思想界”的架构进行评价：“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然而，“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耳，其兴味之所有，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思想界也。”伴随法国18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介绍到中国，又激起学海波涛，“其有蒙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于吾国思想界上占一时之势力者，则有南海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浏阳谭嗣同之《仁学》。”^[18]

尤值一说的是严复，和他人相比，其身份无疑是特殊的，他并没有在日本生活、写作的背景，然而，严却提供了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而接受“～～界”用语的例证。1902年2月创刊的《新民丛报》第1号“绍介新著”栏，曾介绍了严复所译《原富》一书，表彰之余，梁批评“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藉此也阐明“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的主张。此外，文中还频繁用到“学界”一词，因为严复曾表示对于此学，“欲译最古者一书，最新者一书”，梁就表示乐观其成：“吾欲代我学界同志要索斯编之速卒业，吾欲代我学界同志要索其所谓最新者之一书，吾更欲代我学界同志要索他诸学科中最古最新者各一书。”^[19]严复不仅看到了这篇文字，而且梁启超所寄《新民丛报》前三期，他也收到，并对各期文章都有所回应。重要的是，严复在回应梁提出的问题时，就明确阐明其立场“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甚至表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20]很显然，严复这里所用“文界”一词，乃袭用梁启超的用语。有意思的是，对梁、严二人争论文体问题有所回应的黄遵宪，1902年致函严复，同样用到“学界”、“文界”。信中推崇严复说“：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还表示“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21]

这些用例产生怎样的影响，严复并未加以说明，可以明确的是，自此以后“学界”即在其论著及书信中频频出现。约在1902至1903年间严复致函张百熙，内中即多处提到“学界”，认为“私家译著各书，互相翻印出售，此事于中国学界，所关非尠”，并表达了他的看法，如中国“郑重版权，责以实力，则风潮方兴，人争自厉。以黄种之聪明才力，复决十年以往，中国学界，必有可观，期以二十年，虽汉文佳著，与西国比肩，非意外也”。^[22]《群己权界论》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在“译凡例”中，严复也写道：“谁谓吾学界中，无言论自繇乎？”^[23]稍后，在所撰《〈袖珍英华字典〉序》中，他一方面指出是书“一时号渊博，为学界鸿宝”，另一方面又肯定商务印书馆排为袖珍之本，“于学界意良厚已”。^[24]联系上下文，可稍作辨析的是，严复所言“学界”并未严格限定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当下的意义上使用。

结合梁启超及其他晚清人物对“界”的表述，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界”的表述滥觞于晚清，已是无可置疑；“政界”、“学界”、“生计界”“、文界”“、诗界”、“史界”及“思想界”差不多同时出现，更是意义深远。这是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描绘中国社会，不同“界”的出现（尽管还有些随意性），显示了中国的社会力量在重新组织。而这一切的发生，又与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萌生密切相关。

换言之，有了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中国社会才获得重新组织的契机。内中所发生的最显著的转变，便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逐渐围绕“业界”展开。这也正是“亚文化圈世界”形成的基本标志。以读书人的聚集来说，最初的聚集往往凭借“地缘”因素，“省界”也成为读书人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标志，并集中体现在所办刊物上。以《浙江潮》的创办来说，即是依托浙江同乡会而成（编辑兼发行者均署“浙江同乡会”）。其《发刊词》开篇即谓，“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25]其后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才构成了聚集的基础。1903年《浙江潮》所刊登的《非省界》一文，就显示了在破除“省界”的呼声中“业界”意识如何浮现出来。“自省界之说起，而国界种界反退处于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之间。”甚至还表示，“吾颇闻今人有一二喜言破坏者，我独谓，欲破坏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要不可不先破坏省界。”^[26]原本是同乡会刊物的《浙江潮》提出“非省界”问题，无疑说明“省界”问题之严重。这里阐明了所以要破除“省界”，是基于“国界”、“种界”的立场；不独“省界”，连“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俱在破坏之列，则表明“业界”意识已流行开来。由“省界”到“业界”，正展现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新气象。同样创刊于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单从名称即可看作由“省界”向“业界”过渡的产物。

这里并无意说明“省界”与“业界”存在替代的关系，因为尽管破除“省界”之呼声不绝如缕，却未必即能破除。1907年《汉帜》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同样提出“破除省界”问题。该文呼吁各省急速援助湘赣之革命军，“若犹徘徊歧路，各不相援，则我国内容之砂散，正西人之笑我‘十八省如十八国，四百兆人为四百兆心’者也。各省之局外袖观，不独无以对国民，抑亦无以对各国矣。”甚至搬出了历史来证明，“战国赵被魏围，则齐救之；三国吴为魏困，则蜀应之。何我一国之利害，反不若列国之关系？岂各省或有帝王思想，统领目的，故按兵观势而不欲遽发者乎？”^[27]民国初肇，章太炎致信张謇分析当时之政情，仍然指出：“今日人情偏党，省界亦深，政党未成，一人秉钧，其乡人又连茹而至，草创之初，诚无善术矣。”^[28]与此相应的，要明确给出“业界”形成的标志，也是困难的。不过“业界”逐渐成为社会动员的标志，却有据可寻。《顺天时报》记载了1910年北京各界争相听戏坛新宠王钟声的盛况：“九城里外，举国若狂，接连几晚上，不论商界、学界、政界、女界、守旧界、维新界中人，凡知道钟声消息的，都要破点工夫，牺牲数时间，到大观园去听钟声。”^[29]此明显是以“界”来描绘各社会阶层。尚可举证的是同年《云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字。该文为滇越铁路事发出警告：“谁非滇人？谁无责任？……惟统一吾滇议员、学界、绅界、商界、军界、实业界千万人为一心，目光所射，射在赎路，心血所注，注在赎路，口所谈者，谈赎路策。以赎路为职业，以赎路为生活。精神所贯，何事不成？”^[30]其言说的对象实包括了“学界”、“商界”、“绅界”、“实业界”、“军界”。更说明问题的是，1913年出版的《中国新术语》，在“界”一栏下对此还有所归纳，收有“警界”、“权界”、“军界”、“法界”、“学界”、“官界”、“工界”、“空界”、“伶界”、“男界”、“女界”、“报界”、“色界”、“商界”、“绅界”、“省界”。^[31]以此而言，似可说，伴随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中国逐渐形成以“业界”相号召的社会。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展现，是刊物的栏目多按“界别”来组织文章。较多涉及的包括“学界”、“政界”、“商界”、“军界”、“民界”、“医界”、“女界”、“出版界”、“教育界”、“留学界”、“实业界”等。《译书汇编》、《浙江潮》、《江苏》等刊物，都设有“留学界”这一栏目。《新民丛报》最初有“诗界潮音集”、“史界兔尘录”，后又增设了“政界时评”、“学界时评”栏目。这还不算什么，1906年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新译界》，全是按照“界别”来安排栏目，包括“政法界”、“文学界”、“理学界”、“实业界”、“教育界”、“军事界”、“外交界”、“时事界”等，声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变吾国政法界为极良政法界；二变吾国文学界为绝妙文学界；三变吾国理学界为最精理学界；四变吾国实业界为至足实业界；五变吾国教育界为完美教育界；六变吾国军事界为强大军事界；七变吾国外交界为灵敏外交界；八变吾国时事界为光荣时事界。”^[32]而直接以“界”作为杂志名称的，除前述《湖北学生界》、《新译界》，尚有《实业界》（1905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铁路界》（1910年）等。民初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八大杂志：《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也醒目地突出了“界”的色彩。^[33]

这里也向我们提出了讨论“思想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他各类“界别”的表述，其具体所指，相较而言是清楚的，惟有“思想界”（包括“学界”），其内涵并不那么清晰。大致说来，基于职业进行命名的“界别”，多少让人清楚其所指；“史界”、“文界”、“诗界”之类，则关乎研究领域或体裁，也还算比较明确。相比之下，“思想界”与“学界”的内涵，却大异其趣，无论是以职业来指称，还是用研究领域来涵盖，都尚有距离，显得不是那么回事。说起来，造成这样的困难固然是因为“思想界”这一界别的职业特征尚不明显，同时也意味着“学”这一层面所遭受的剧烈震荡。而围绕“学”划分出这样多的类别，并进行“界”的命名，则与斯时“分科”观念的流行颇为有关。当时不少的杂志，其栏目往往便着眼于分科，最为典型的是陈黻宸主持的《新世界学报》（1902年创刊）。该刊“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所设定的栏目均以“～学”或“～～学”命名，包括经学、史学、政治学、法律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商学、兵学、农学、工学、理财学、伦理学、地理学、物理学、算学、辞学、医学等学科，相应也设立了18个栏目。

毋庸讳言，晚清对“思想界”的表述并不清晰，只是泛泛提及，未曾赋予“思想界”具体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转换讨论的方向，关注与“思想界”密切相关的要素。有一点当无疑问，“思想界”除与读书人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还与表达的“载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载体”，范围自十分广泛，但在晚清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报纸杂志。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或可以换一个面向关注“思想界”的成长；基于此，晚清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也可获得较为清晰的图景。

二、“思想界”的要素

由于晚清对“思想界”的表述并不清晰，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肯定的是，“思想界”与其他“界别”20世纪初年在中文世界被表述，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张灏曾揭示出，1895年至1920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34]所谓“制度性传播媒介”与“新的社群媒体”，正构成了“思想界”的要素，说到底，“思想界”的表征正依托于这些要素营造。

关键正在于，“思想界”在晚清的表述，正应对着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体现着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国家与社会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后，知识分子的角色担当，自也包括诸多环节，然而“公共舆论”的形成，却成为表达身份意义最突出的环节。换言之，“思想界”之被表述，乃至形成所谓的“思想界”，实际构成读书人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的结果。因此，尽管本文讨论的是“思想界”，却不能回避“学界”及报纸杂志等在晚清的成长，因为这些要素在晚清的呈现，映射出“思想界”的具体内涵。

值得重视的是，报纸杂志在晚清的流行，并非与“思想界”的表述同步发生。而带有浓厚“公共”色彩的“思想界”，所应对的却是作为“公共舆论”的报纸杂志。这样，分析报纸杂志作为“公共舆论”的催生，正可以回应晚清“公共空间”的问题。

系统勾画报纸杂志在晚清的发展，殊无可能。可以明确的是，报纸杂志与“公共舆论”不能简单等同。譬如，从《申报》初刊时的《本馆告白》中，就很难读出其中所谓的“舆论”意义。^[35]舆论在中国之兴起，颇有曲折，晚清士人就并非皆是叫好之声。孙宝瑄即曾有言，“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原因在于，“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36]。较早注意到西人报刊的王韬，对报纸也有这样的评价，泰西日报“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37]。所谓“庶人之清议”，紧扣的正是士大夫所熟悉的职能。王所主持的被誉为“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也体现的是这一精神，以报纸之功用在于“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38]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还特别提出“设报达聪”的建议：“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同时，“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如此，则“百寮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39]。这里对报馆的定位也是清楚的。

实际上，晚清士人往往是结合学校、议院、报馆三端展开论述，此亦透露出若干枢机。宋恕《代陈侍御请广学校折》即表示，“学校者，议论之本也；议论者，政事之本也。”故“欲振作政事，必先转移议论，而欲转移议论，必先开广学校”^[40]。在别的地方还明确指出，“学校、议院、报馆三端，为无量世界微尘国土转否成泰之公大纲领。”“今宜诏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国议院、报馆详细章程，征海内通人斟酌妥善，与学校同时进行。”议院、报馆、学校既举，则“唐虞、三代之风渐将复见，英、德、法、美之盛渐将可希矣”。^[41]不惟如此，这些本是朝野上下共同的主张，兼任官书局督办的礼部尚书孙家鼐1896年所写《官书局开设缘由》就注意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各国富强之基，无非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只不过，此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始，动遭疑阻”。官书局最初的《汇报》就明确规定“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42]。但随后孙在《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折》中就奏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论”。光绪也批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43]用不着多加说明，报章、学校等新事物，皆是因为与“西方”，尤其是与富强的关联，才为士人所重。将报章定位于“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也只是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不过，在此过程中定位也在发生转变。以报刊来说，就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新的职能，直至成为某种“权力”的表达。研究者从传播的角度揭示了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新式传播媒体早在19世纪中叶就随着传教士与商人进入中国，并在某些港口已经开始商业化，可是一直无法发挥结构性的影响力。然而1895年以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关键正是“新式传播工具在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让中国知识群体主动利用此工具，撼动了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44]

胡适曾说过：“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45]《时务报》和《新民丛报》，均为梁启超所创办，不妨结合此稍加说明。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舆论界的“急先锋”，提供了颇具意味的例证。1896年办《时务报》时，梁将报馆定位于“去塞求通”，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以西人报纸为例说，“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梁把报刊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期望通过“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等项，以广开风气。他相信，“准此行之，待以岁月”，必能“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46]说起来，《时务报》作为“报章”的名分本是值得斟酌的。名为“报”，实际却是一份每期30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而且，“既在上层说服地方大吏官购报纸，明令阅读；又在基层劝人读报，广设派报处。”^[47]其言说的对象，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该报也得到官方襄助，甚至一些督抚大臣饬令官销《时务报》。张之洞就认为报纸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他评价《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为此还要求“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48]梁启超后来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就透露出发生于《时务报》周遭的诸多曲折，与当时的报纸合杂志尚无清晰的定位相关。^[49]这里无意否认《时务报》等报刊的影响，该报实际成为当时办报者主要的取法对象。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原即拟名《广时务报》，“盖以示推广上海《时务报》之意也”。^[50]其办报宗旨，也与《时务报》颇为相似。吴恒炜所撰《知新报缘起》，开篇即写道：“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此古今之达忧，天下之大患也。”也以此定位报章之功能：“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51]梁启超后来曾总结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并且“《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52]这表明，《时务报》实际成为转变的象征，乃过渡时期的产物。报刊对促成“思想界”的形成，其作用越来越明显。

这里的关键便是“界”。点出了“思想界”本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影响”。事实上，“公共舆论”的形成，不可或缺的是“阅读公众”这一环节，报章杂志尤其面临如何赢得“公众”的问题。^[53]以《时务报》来说，首先成就的自是梁启超本人，“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54]。而《时务报》的发行面也逐步拓展，派报处遍及全国18省，并远涉重洋，总计达到200余处；每期销量也由最初的4 000份左右，数月之间增至万余份。^[55]在此过程中，梁本人对于报刊的认知，也发生着转变，报章的定位已渐渐围绕“公共”这一环节，多有阐述。黄遵宪就有这样的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56]这多少印证了梁创办刊物认知上的转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起了《清议报》，该报就突出了“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这一性质，并且强调办报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咸知变法”，“知新法之实有利益”。^[57]这里不只是就报章的内容立说，内中所涉及的“国民”、“天下”的表述，还显示出作为办报者在为报馆本身寻求恰当的定位。这对于“思想界”的形成，甚为要紧。

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100册时所写下的文字，就有这样的用心。这篇文字首先阐明了报馆的作用，“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诚慧眼，确立一最高宗旨以守之，“若为报者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梁也清楚，就报纸来说，本有区别，“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今日之《清议报》尚处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但其理想却是“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58]。这一点，梁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得更明确，“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59]这里显示的是，“公意”、“公言”等观念渐渐催生；报馆作为“公共事务”表达者的角色，也呼之欲出。

梁启超后来在一次演说中，就明确将报纸作为其与“国家”发生关系之始：“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60]其他人也有此认识。当《时务报》陷入经营管理上的纷争，黄遵宪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反复说明这样的意思，报馆“既为公众所鸠之赀，即为公众所设之馆。非有一定章，不足以垂久远昭耳目。”既为公众所设，“当如合众国政体，将议政（于馆中为董事）、行政（于馆中为理事）分为二事，方可持久。”^[61]不管黄的建议是否另有隐情，但明确是将报馆定位于为“公众”所设。谭嗣同也有“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的认识，甚至比附梁启超“君史”、“民史”之说，强调“报纸即民史也”。“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且影响“不徒一省”，还可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以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使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62]。

上述对报刊作用的定位，于讨论晚清之“公共空间”，不无裨益。国家与社会新型对应关系的形成，为社会留下可供拓展的空间，由此也才可能导出“公共舆论”。事实上，所谓“舆论”之权，正由此确立。杨度即曾有“舆论即武力”的论辩，有人责难杨说，“观各国往事，其仅以舆论而奏功者甚鲜，且揣中国之前途，亦未必可不用兵力而能遂其开设国会之愿。”杨度就有这样的回复：“谓无兵力而仅有舆论之决不能成者，乃过甚之词也。”^[63]再以《苏报》来看，“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是该报自我的定位，也以此探索报纸之作用。1903年该报发表的一系列论说，就显示出这方面的用心，不惟强调报馆之天职乃“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甚至指出报馆之为物，自文明之眼窥之，“当视如国会议院之一部分”。^[64]以报馆比之于国会议院，固属误导，但以报馆代表某种权力的意识，却甚为分明，只不过还不清楚“舆论”之权究竟应该怎样命名。不难看出，随着报章杂志的流行，对“公共”的表达逐渐逼近“舆论”这一环节，并且“舆论”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言者，也被揭示出来。当“苏报案”发生，舆论方面就颇为关切此现象的象征意义，不只追问“章炳麟、邹容之罪，在文明之国又果何罪也耶？”关键是这样的言说方式，“压力重则公论难伸，报馆之公论难伸则国民之前途必碍，是此案之关系于国民前途者又乌可以道理计耶！”^[65]这是将报馆与“公论”联系起来，肯定“舆论”的重要性。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66]。梁启超1904年的观察，多少说明晚清报纸杂志流行所催生的结果。与中国社会重新组织息息相关的是，报纸杂志也成为各“业界”及各“阶级”发出自己声音的主要媒介：“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67]总起来看，晚清对“思想界”的表述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对于报纸杂志的作用却有颇多的论述。报纸杂志作为“制度性传播媒介”，可看作“思想界”的有形部分，因此，略为分析晚清报纸杂志的走向，对于呈现晚清“思想界”的图景，也不无裨益。通过报纸杂志的走向，不难发现“思想界”作为一个舞台，是与读书人对“公共事务”的介入密切相关的；有关晚清的“公共空间”，于此也得到较为明确的呈现。不过，除关注“制度性传播媒介”对催生“思想界”所具有的意义，还当重视读书人在此过程中的走向，毕竟读书人乃促成晚清“思想界”形成的另一极。

三、读书人表达方式的转变

略为勾画晚清对“思想界”的表述，及“思想界”与报纸杂志的密切关联，可以进一步分析伴随“思想界”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内中尤值注意的便是读书人“表达”方式的转变。读书人为文总是“预设”其读者对象，是针对当下的社会立言，还是撇开现实性的考虑？用学术性的语言，还是大众接受的语言？凡此等等，都是为文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不难看出，晚清读书人写作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写作方式与报纸杂志的流行颇有关联，此也构成“思想界”具有“公共性”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没有写作方式的转变，哪里有什么“思想界”？谭嗣同在一篇文章中，即曾针对文章体例进行疏别，他将辞赋等“不切民用者”排除在外，区分体例为十，而以报章之文为“总宇宙之文”，盛赞天下文章“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68]

关于此，可以联系晚清白话文运动遭遇的曲折，稍加辨析。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通上下之情，因而主张以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浅近文宗”作为传播“现代思潮”的利器。^[69]然而，此并未打破士大夫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屏障，也毋庸置疑。士大夫也许会降尊纡贵用白话文教化细民，但对白话文本身的价值却是怀疑的。如胡适所强调的，晚清以来白话文的推展，主要有不相关联的两幕：一幕是士大夫阶级努力用古文应付新时代的需要；一幕是士大夫中的明白人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教育“芸芸亿兆”的老百姓。^[70]然而整个社会被分作“他们”与“我们”：一边是应该使用白话文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71]这样势必会影响到白话文的推展，钱基博就指出，“梁启超创新民之文体，章士钊衷逻辑为论衡，斯亦我行我法，脱尽古人恒蹊者矣。然袭文言之体，或有明而未融之处。而士钊之逻辑文学，浅识尤苦索解。”^[72]

前已述及，创办《时务报》使梁启超名重一时，部分即在于其“语言笔札之妙”。对此梁本人后来也有所论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73]文体问题在当时确是见仁见智，章太炎对此就提出尖锐批评：“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在章看来，“人学作文，上则高文典册，下则书札文牍而已。”高文典册固非人人所有事，书札文牍则未有不用者。“然林纾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74]这里也道出了报章杂志流行后所引发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办报者如确立面向公众的理念，便不能不考虑表达方式当如何配合。

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辩，值得作为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曾以达尔文与赫胥黎来比喻严复与梁启超，认为推动“启蒙”更有力的是梁启超。^[75]所谓更有力，很大程度便是由两人写作方式的区别所造成的。1897年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梁刚走上办报之路，其为文遭到严复的批评，于是梁作了如下的解释：“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征引，便在于梁启超对于在报刊“匆迫草率”发表的文字，也不无遗憾，然而，考虑到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于是又不免“自恕”。而在回应严复对其《古议院考》的批评时，梁又明确指出报刊之文不过是“为中等人说法”：“《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76]所谓中等人之类，同样关乎于中国社会的分化，可见在报刊发表的文字，秉笔者也有这样的自觉，此并非针对士大夫立说，乃是面向更大的受众发言。后来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中，梁对于自己办报所追求的方向，也有所揭示，“计鄙人十八年来经办之报凡七。自审学识谫陋，文辞朴僿，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职，惟常举吾当时心中所信者，诚实恳挚以就正于国民已耳。”原因就在于，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早已不是办《中外公报》“沿门丐阅”的时代。不仅言明其发言对象是“国民”，同时还强调，其立言之宗旨，仍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乃“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77]可以说，梁启超之为文，确是明确考虑到阅读对象，这也是其文字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原因。李提摩太反思中国的维新运动，就特别指出梁启超的文章，“介乎仅为少数学者所懂的古文，及劳动者所能了解的俗语之间”，“是如此的雅洁，因而得到每个学者的赞美，可是又如此的明畅，使得每个地方的读者能够了解”。^[78]

以此而言，严复当然是反面的例证。其选择投士大夫所好的文字进行表达，就阻碍着其译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吴汝纶曾推崇严复，“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79]。对此，梁启超就指出，严复译文“太务渊雅”，由于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这样自会影响到思想之传播，“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80]。严复对此也辩解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还强调其所翻译的正是“学理邃赜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81]严复选择投士大夫所好的文字进行翻译工作，自然有其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对此，鲁迅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解释：“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82]

严复与梁启超的论辩，凸显了晚清读书人写作方式面临的抉择，发生转变的契机正是报纸杂志的流行。研究报学的学者戈公振曾大致勾画了其间所发生的转变：清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文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而“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83]。分析那个时期所创办的报纸杂志，我们确可注意到当时刊物从业人员的追求。譬如，《湖北学生界·叙论》就批评那些“以奇古渊邃自矜”的所谓“专门名家”，之所以“纡轸其词，故作瘦语”，不过是“为一己之名誉计，非为国人谋公共之幸福也”，强调读书人要做到“今日所学，明日即思饷诸国人”。^[84]这还是就内容而言，渐渐的，刊物的办刊方针也渐渐涉及文体。如1902年创刊的《启蒙通俗报》就表示“本报为中等人说法，文义浅显，兼列白话”。^[85]更为极端的观点还时有流露，《中国白话报》的创刊就显出了这一用心。该报的创办人林獬就认为“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而“如今这种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因此，“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当然，文章也该写给他们看。“我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86]研究者也揭示了，正是在那段时间，白话报刊有了长足的发展。^[87]

不过，报刊文字的通俗化只是问题的一面，还需注意的是文章风格的变化。因为报纸杂志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争夺读者，办报者为文的风格也逐渐显出鲜明的特色。黄遵宪1902年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因为其对于“自由”的看法与梁有所不同，就提醒说：“公所唱自由，或故为矫枉过正之言，然使彼等唱自由者拾其唾余，如罗兰夫人所谓‘天下许多罪恶假汝自由以行’，大不可也。公所唱民权或故示以加倍可骇之说，然使彼等唱民权者，得所借口，如近世虚无党以无君无政府为归宿，大不可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88]这显示出读书人对于报刊言论的影响，已有充分的认知。既如此，如何在文字上体现鲜明的特色，压倒对方，也成为办报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实际的结果是，报纸杂志的出现使读书人获得了公开论辩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也使文字犀利有力者大放异彩。这尤其增添了“思想界”所具有的“公共”的属性——“公共”也加入塑造过程。

对此并非没有警觉者。早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严复就颇有意味地表示，“今世学者，为西人政论易，为西人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89]还不乏论者对当时笔走偏锋的情形表示了忧虑：“今之号称志士者，吾必有以主于中国也；而是人者，乃或口不能举经史之名，手不能行通常之简，语以儒言国故，则漫然嗤之曰，是何足取。”^[90]然而，批评归批评，读书人依托于所办刊物互相攻讦，却是愈演愈烈。《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争论，便呈现了晚清“思想界”形成过程中读书人之间的剑拔弩张。梁启超对此便毫不讳言，认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激焉而不为病。”原因何在？“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而且，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乃人之本性，“若相率以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驯至举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无足以相骇，而人智之程度乃达于极点。”^[91]如此一来，笔走偏锋不仅不为过，还是主持舆论者必须把握的尺度。

因此，对于形成“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还体现在读书人表达方式的转变上。说起来，晚清“思想界”的形成，昭示于公众的便是思想交锋的加剧。以往读书人评论人物，往往具有很强的“私人性”，是在不公开的文字中进行表达，也许年深日久之后才可被后人发掘出来。而选择报刊，却意味着全新的表达样式。作者可以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为了追求表达的效果，还要标榜“矫枉必须过正”。由此，“思想界”所具有的“公开性”也有了更直接的呈现，影响所及，读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日渐突出。

余论：隐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完成了对“思想界”的表述，但何谓“思想界”却并没有明确的指称。到五四时期，时间过了差不多10年，“思想界”便隐然存在，而且似乎已不需要讨论。尤其突出的是，评品思想人物也热衷于对其进行“思想界”的定位。晚清卓有影响的思想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便被后世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表彰。“五四”之辈也不例外，而且，五四时期对于“思想界”所涉及的若干要素，有进一步检讨。尽管这里无法把问题延伸到五四时期展开讨论，但稍作补充，却有助于说明在激烈变动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界”不断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92]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止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将这两个时段打通，多少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知近代中国的问题（自然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以“思想界”的表述来说，就是一个延续性的话题，并且首先发生在对晚清思想人物的定位上。胡适自言“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93]1912年在梁启超结束14年的流亡生涯从日本归国之际，胡适在报上读到有关消息，在日记中即表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主义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94]后来，胡适又语梁启超，“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这也成为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的“动机”之一。这部完成于1920年的著作，其显著的特征即是针对晚清人物进行“思想界”的定位。内中评价康有为，乃今文学运动之中心，其《新学伪经考》诸所主张，“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又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其脱尽旧思想之束缚，“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对于自己，梁则表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因此，“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95]1923年梁启超所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又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演化分为三期。（即“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结果，第一期他点出了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第二期举出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96]

由于“思想界”已被广泛接受，活跃于五四时期的思想人物，当时就获得了“思想界”的定位。譬如，1919年7月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97]胡适则为文热情介绍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称赞其用最严厉又最平允的方法打扫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乃“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98]胡适本人也曾被人期许，钱玄同就鼓动胡适说，尽管“不致于如吴老先生那样激烈”，但“我们实在希望你也来做‘思想界底医生’”，并且要针对《华国》和《学衡》“打些思想界底防毒针和消毒针”。^[99]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有时候“思想界”也会为人所用，用以攻讦对手。1925年8月4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等随时为副刊撰著，后来有人便以此来讽刺鲁迅。陈源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就不无意味地写道：“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100]

由此我们也看到，到五四时期“思想界”不仅已隐然存在，而且“思想界”的派别之争亦愈发突出。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流露出这样的看法，“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101]胡适却以为，“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尤其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在他看来，“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他们捧着一张用画片放在聚光点外的照片，真心认作吕祖的真容，甘心叩头膜拜。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102]所谓“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倒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之所以值得重视，原因就在于，指出“思想界”并非谁都当得起，实际涉及划分“思想界”的标准问题。稍后一篇文字，胡适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他认为今日思想界，“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因为“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103]显然，胡适是依据“思想的方法”划分中国的思想界，虽未自我标榜，却也明确表示了与其他思想派别的分歧。^[104]

问题回到针对晚清“思想界”的评价，可以说明的是，思想交锋的加剧，也使得“思想界”的问题愈加凸显。这里又要提及王国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基于“学术”与“政治”的分野，王国维对晚清报章文字流行后衍生的种种弊端，就表达了其忧虑：“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有学术上之议论，不过剽窃灭裂而已。”^[105]要说针对晚清“思想界”的评说，此文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展示了“思想界”形成后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此也有所检讨。书中评论康有为，也认为其所持论不无可议之处，关键就在于“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而且“实则其主张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不单苛责乃师，对于自己，梁也有深刻反省，“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当然，梁也对此辩护说：“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思想界之陈涉。”而“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106]关乎此，胡适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有所评说，在他看来，晚清的“保存国粹”运动，其参与者“大多是抱着种族革命的志愿的，同时又都是国粹保存者。他们极力表彰宋末明末的遗民，借此鼓吹种族革命；他们也做过一番整理国故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他们的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107]。尽管只是针对晚清“国粹运动”言说，却足以涵盖整个晚清“思想界”所表现出的种种。

上述诸人对晚清思想的检讨，都涉及对“思想界”的评价，而且点出了攸关“思想界”的大问题——“学术”与“政治”。这是值得深思的。原因在于，“思想界”的形成，本预示着“学术”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但最终牺牲的却反倒是“学术”。而且，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事后往往都有回归“学术”的呼声。联想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所发生的围绕“学术”与“思想”的争辩，更能了解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延续性。难道“思想界”形成后，这样的局面便难以避免？本乎此，讨论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也不免增添一份沉重。

（原刊《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实际上，有关此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即是关注于明末清初之际“公”、“私”论辩所显示的新视野。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黄宗智在研究清代法律制度的专著中，已揭示出清代法律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只有两者兼顾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刘昶、李怀印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3]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收入《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因讨论问题的相关性，该文部分资料在本文也有所使用。

[4]参见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13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年3月。有关这一理论的述评，参见魏斐德：《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收入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3页。

[6]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附录2“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第240页。

[7]参见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总第68期，1958年2月。实藤秀惠还将“～界”作为“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31页。

[8]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附录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第439页。

[9]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0]注意到网络视野的重要性，在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早有体现。在有关区域的研究中，无论所针对的是大的区域板块，还是中心城市，或更小的基层单位，一旦研究者将其所关切的“问题”导入其中，相应地也构筑起一张联结空间的网络。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的“市场网络体系”、黄宗智的“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网络”，即是体现这种网络眼光的典型例证。参见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以及William Rowe两本关于汉口的书：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 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2]见本书引论：《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

[13]表格资料取自：《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梁启超：《〈自由原理〉序》，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141—142页。

[15]文章写道：“试于我国学术界中，求一能为国民开自由之路索，为国家定权限之孟德斯咎，为人群增进化之达尔文者谁乎？儒墨之俦，能当之乎？我国兵事界中，求一乘革命而起，遍播自由于全欧各国如拿破仑；率十三州之众，一战而立自由平等之国于新世界如华盛顿者谁乎？汉高、明太能当之乎？我国政治界中，求一以蕞尔之撒尔尼亚，而成意大利统一之功如加富尔；以濒亡之普鲁士，而建德意志联邦之业如毕士麻克者谁乎？管、晏、诸葛能当之乎？我国文学界中，求一能以文字唤起国民之精神，而使之独立，如德之洛丁、英之意克里夫者谁乎？左、国、司马能当之乎？然则我历史之不如人，我国民之不如人也。”杨度：《〈游学译编〉叙》，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56、259—260页。

[16]杜亚泉：《普通植物学教科书序》，《科学世界》第2期，1903年5月。

[17]柳亚子（署名“亚卢”）：《岁暮述怀》《，江苏》第8期，1904年1月17日。

[18]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19]梁启超：《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绍介新著”，1902年2月8日，第113—115页。

[20]严复：《与梁启超书》，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6页。《新民丛报》第7号刊载了严复这篇答书，标题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目录标为《与〈新民丛报〉论译事书》），下标“壬寅三月”。见《新民丛报》第7号，“余录”，1902年5月8日，第109—113页。

[21]黄遵宪：《致严复书》《，严复集》第5册，第1572—1573页。

[22]严复：《与张百熙书》，《严复集》第3册，第577—578页。

[23]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标明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严复集》第1册，第134页。

[24]严复：《〈袖珍英华字典〉序》《，严复集》第1册，第143—144页。该文署“癸卯十一月”，当1903年12月19日至1904年1月16日之间。

[25]《〈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参见同期所刊《浙江同乡会简章》。

[26]因为内地一位读者致书浙江同乡会，“忧省界之日厉”，引起作者的同感。文章这样写道：“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广人《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如花初萌。于时各省同乡恳亲会，后先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来东土者，浸淫渲染，已成习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何处人。虽以平日之旧交，儿童之昵友，必有一画然不可合并之势。于乎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至入其社会，审其内容，则阴霾沈沈，戈矛森立。要之，无知愚贤不肖，莫不卷入此阵云之中。”文诡：《非省界》，《浙江潮》第3期，1903年3月20日。

[27]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47—856页。

[28]章太炎：《与张謇》（1912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

[29]《顺天时报》1919年1月29日，转引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30]义侠：《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云南》第19期，1910年3月。

[31]Evan Morgan，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Introduction and Notes，Published at C.L.S.Book Depot，Kelly＆Waish，Limited Shanghai，1913. pp.193194.

[32]《发刊词》《，新译界》第1号，1906年11月。此据寿从肃所写介绍《新译界》的文章，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314页。

[33]上述报刊栏目信息主要依据前述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还参考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史和、姚福申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52期，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4月。

[35]《申报》之《本馆告白》开篇即谓“：今天下可传之事甚多矣，而湮没不彰者比比皆是，其故何欤？盖无好事者为之记载，遂使奇闻逸事闇然无称，殊可叹息也。”同时强调，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而“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见《申报》第1号，壬申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

[3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2—1133页。

[37]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71—172页。

[38]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203页。

[39]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40]宋恕：《代陈侍御请广学校折》，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7页。

[41]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变通篇》“，议报章第七”，《宋恕集》上册，第137页。

[42]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官书局奏开办章程》，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45—46、47—49页。

[43]孙家鼐：《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折》，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56页。

[44]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45]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46]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原载《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收入《饮冰室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47]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48]张之洞：《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7—548页。

[49]其言曰“：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同人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50]《本馆告白》，见《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

[51]吴恒炜：《知新报缘起》，此文分三期连载于《知新报》第1—3册，引文见第1、3册。

[52]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21日。

[53]参见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235页。

[5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见《戊戌变法》（四），第47页。

[55]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6—78页。

[56]黄遵宪：《致梁启超书》（1902年），见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57]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号，1898年12月23日。

[58]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21日。

[59]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

[60]梁启超：《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

[6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8、2356页。

[62]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8—419页。

[63]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第4号，1907年4月19日。

[64]《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苏报》1903年5月26日《；论报界》，《苏报》1903年6月4日。

[65]《苏报案》，收入《黄帝魂》，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第249—258页。

[66]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

[67]《说报战》，《警钟日报》1904年3月16日。

[68]谭嗣同：《报章文体说》，原刊《时务报》第29、30册，1897年6月10、21日，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标题改作《报章总宇宙之文说》，第375—377页。

[69]黄远庸：《通讯·释言·其一》《，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70]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3页。

[71]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作品集》第8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6页。

[72]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影印本，第482页。

[7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74]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18页。

[75]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林明德、黄福庆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5页。

[76]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108页。

[77]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78]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三），第560页。本文系李提摩太著《留华四十五年记》（Forty Five Years in China，London，1916）一书中的第12章，林树惠译。

[79]吴汝纶：《〈天演论〉吴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7—1318页。

[80]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81]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页。

[82]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8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1页。

[84]《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85]《改良〈启蒙通俗报〉第二年新广告》，《启蒙通俗报》第1年第19期，1902年12月。

[86]林獬（署名“白话道人”）：《〈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19日。

[87]关于清末白话报刊的情况，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尤其是第2章“白话报刊与宣传品”，第17—47页。

[88]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

[89]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4—565页。

[90]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00页。

[91]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

[9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18页。

[93]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第55页。

[94]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一）《，胡适作品集》第34集，第111页。

[9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64、74—75、73页。

[96]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三十九”，第39—48页。

[97]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

[98]胡适：《〈吴虞文录〉序》《，胡适全集》第1卷，第760—763页。

[99]钱玄同：《致胡适》（1925年5月10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1—356页。

[100]陈源（署名“西滢”）：《致志摩》《，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鲁迅在《吊与贺》一文中曾言及此事，该文收入《三闲集》。

[101]周作人（署名仲密）：《思想界的倾向》《，晨报》1922年4月23日。

[102]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晨报》1922年4月27日。

[103]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胡适全集》第21卷，第414页。

[104]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二编：《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10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6—37页。

[10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4、73—74页。

[107]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192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