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与后意识形态空间

世界的概念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就是覆盖我们所有空间和时间的一个巨大指称。比世界更巨大的概念是宇宙，宇宙的无边无际也只是存在于地球人的理念之中。世界自然便是人类生活空间的全部涵括，世界性的组织机构自然也是人类社会的权威机构。然而，现实并不像逻辑推理那样简单明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性组织也就不见得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它有时候更像联谊会一样松散，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种甚至饮食的差异，往往会导致这种国际性组织决策时顾此失彼，如果再加上各自的意识形态在作祟的话，这种国际性组织很难顾及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因而它的权威性受到限制也就是很正常的。

有权无威、有令不行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常有的事，最明显的要数联合国这个最宏大叙事的机构。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的联合组织机构，理应拥有足够的权力和不可藐视的权威，事实上，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当中，也曾经发挥过这种权威作用。但在不少的时候，联合国的权威却受到了嘲弄和挑战，比如在一些敏感地带，不仅联合国的法令不能得到执行，甚至它派出的观察员和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都难以全身而归。因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就宣布联合国是一个过时的机构，言惊四座，倒也道出了几分真情。

或许联合国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或许联合国容易被一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因而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国际足联的权威性却远在联合国之上。国际足联对所属各协会的领导像一个威严的皇上对子民一样至高无上，国际足联的每项决议都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都不例外，没有人用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差异来进行篡改。虽然联合国拥有动用军队的权力，但联合国的命令却不如国际足联的命令落实得好、落实得快，没有任何武力的国际足联对属下发号施令像军队的司令部一样，军令如山。比如伊拉克，对联合国的各种决议从来都是软顶硬顶，明抗暗抗，甚至在经历海湾战争的残酷打击之后，对联合国的“命令”也是软泡硬拖，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让步。但伊拉克对国际足联甚至亚足联的决议，却一点脾气也没有，可以说言听计从，要它禁赛就禁赛，要它参加什么样的分组赛就参加什么样的分组赛，没有丝毫的抗拒，与它对联合国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态度也是如此，虽然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种种制裁，但还有一些国家变换着花样偷偷地与伊拉克进行某种经济活动和交易。而在足球问题上，从来没有人敢和遭国际足联禁赛的伊拉克队、南斯拉夫队、朝鲜队比过赛。

这并不是说国际足联这个国际组织如何纯洁、公正，事实上它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一样均有偏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约翰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就颇为阴暗、肮脏。国际足联还是联合国的“帮凶”，1992年欧洲杯赛中本已获取决赛资格的南斯拉夫队，因为有联合国的制裁令，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活生生地剥夺了南斯拉夫参加决赛的资格，后来顶替南斯拉夫队比赛的丹麦队获取这一届欧洲杯的冠军，兵强马壮的南斯拉夫队只能作壁上观。国际足联的绝对权威让人羡慕又让人不可思议。

是什么原因让国际足联拥有如此说一不二的权威？它没有武力，不能动用军队；它没有经济权利，不能给予参与国很具体的经济实惠。国际足联最有力的撒手锏不过是禁赛，禁止球员参加某种级别或所有的比赛，禁止球队参加某种级别或所有的比赛。禁赛就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伊拉克因为入侵科威特，受到联合国制裁以后民不聊生，但伊拉克并没有向联合国低头，并没有执行联合国的游戏规则。相反，伊拉克人非常在乎自己球队在世界杯赛上的位置，特别遵守国际足联的游戏规则。1993年海湾战争刚刚结束，伊拉克人甚至被剥夺了主场作战的权利，所有的比赛都被安排在美国人的盟友日本举行，而伊拉克人居然也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企图冲进决赛圈。奇怪的是伊拉克人在其他方面一直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为敌，但在足球上、在国际足联面前，它像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一样，一点也不调皮。国际足联最大的处罚也就是禁赛，被禁赛对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没有半点妨碍，对伊拉克的政治也没有任何损失，比之联合国的制裁，实在是九牛一毛。不仅伊拉克，其他联合国的“逆臣”们也看重这“一毛”。虽然马拉多纳屡次向国际足联挑战，但真正响应者寥寥，各国首脑避之如瘟疫，而受国际足联青睐的贝利、贝肯鲍尔、普拉蒂尼等每每出访都能受到各国人的欢迎。唯一给予马拉多纳上宾礼遇的是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而古巴的足球名不见经传。

足球比政治更重要吗？

足球比脸面更重要吗？

游戏有时高于政治——这就是国际足联给予的启示。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说到底是一项游戏，但一项游戏到达极点时，像世界杯这种伟大的经典的游戏，就产生了非游戏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性就暗暗滋生。体育是游戏的产物，也会成为政治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屑一顾，却愿意在体育如足球上和西方人按照同一游戏规则同场竞技。也正因为这项游戏本身是空白的意识形态载体，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灌输自己的政治内涵、民族意志。在一些已经被西方意识形态格式化了的国际组织中，你所有的反抗也只能强化它固有的意识形态，而世界杯却是一个可以更新的意识形态载体。1986年的世界杯，正是在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之后，在马岛之战中阿根廷人虽然击沉了英国人的军舰，但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阿根廷最终还是失去了马岛。两国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可谓冤家路窄，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战场上失意的阿根廷人在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的带领下，成功地击败了英格兰，尤其是马拉多纳带球连过英队5人直捣龙门的神奇举动，一扫马岛之战给国人带来的颓气，振奋了阿根廷人的民族自信心。马拉多纳和他的队友因此成为阿根廷人心目中的英雄。足球这场游戏带给国民的愉悦和自豪感有时候足以和一些战争相比。

这也正是一些被西方人视为眼中钉的国家为什么置联合国制裁于不顾却把国际足联的禁令奉为圣旨的原因了。足球的意识形态内容为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各国喜爱足球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负面效应能缩小到最小的范围。比如1986年世界杯赛上的英阿之战，胜利了的阿根廷人趾高气扬，而没能获胜的英格兰人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受到挫伤。英国人知道那只是一场足球赛，并不是一场战争。1998年美国世界杯赛上，美国人与政治上的宿敌伊朗队在小组赛里相遇了，两个对峙多年的国家用这样的方式交锋，引起了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最终伊朗人以2∶0击败美国队，美国队的队员称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比赛完了以后，两国队员还友好地交换了球衣，甚至有人将此称作美伊关系解冻的契机。

获胜的球队往往获得民族英雄的盛誉，而被打败、被淘汰出局的球队并不会为此而丢国人的脸。2002年世界杯赛上阿根廷、法国队在小组赛中铩羽而归，阿根廷人流下伤心的泪，法国人也陷于悲痛之中，但没有人因此去怀疑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也不会失分。同为亚洲球队，韩国队以顽强的意志挺进了4强，无疑树立了韩国人在世界上的新形象，但沙特队并不因为连吞八蛋就影响它的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形象，石油大亨们的富相也不会大受损害。同理，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净输三场、一球未进也丝毫不能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它只表明足球还是中国人的一门体育弱项。中国的体育解说员可以拿乒乓球去和巴西人比，这倒不是阿Q精神，而是就体育而言体育，足球和世界杯是不承担意识形态文化符号功能的。

这就是足球的奇妙之处，这就是世界杯的超越性。可以说参加世界杯是一项不蚀钱的买卖，赢了，扬国威，振民心，颂民族；输了，只是游戏，只是原本的体育精神，与民族的优劣、国家的兴衰无关。当然，足球承担的意识形态毕竟有某种虚拟性，巴西足球称霸全球，并不代表巴西在国际社会拥有主流话语权，更不是超级大国；相反，最不重视足球运动的美国却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足球胜利对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效力有时是无可估量的。作为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收获是丰硕的。《足球》报记者郭先春说：“本届世界杯带给韩国社会的极大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外交、国民精神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革，则是有目共睹的。和这些成就相比，足球队的成绩反倒显得仅仅像是一个刺激点，其本身的意义只在其次。这届世界杯，让韩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提前了五年，被认为将让韩国的国家品牌由世界第三十位，一跃而跻身世界前十二位。韩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计划，要让韩国的经济实力借世界杯东风，跻身世界前4强。”郭先春预言：“历史将见证，足球这项游戏，在21世纪初的韩国，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世界杯对韩国社会能否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能否促进社会的变革并推进韩国的历史，现在可以预言但不能断言，但此次世界杯委实点燃了韩国人的强国热情，也再次证实世界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以往韩国被不同派别的政治家分割，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因而韩国的政治很难拥有统一的号召力，“在我的记忆中，韩国人从未这么爱国，通过足球这个玩意儿，全体韩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韩国媒体评论员语）。在韩国流传这么一种说法，2002年6月22日，韩国队打入4强的这一天，韩国便出现了一个新政党——“足球党”，因为足球成了团结所有韩国人的纽带。这个虚拟政党的领袖是希丁克和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他们在韩国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是任何一个现役的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这或许应了我前面所说的“足球大于政治”“游戏大于政治”的说法，因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能愉悦百姓而又提升民族的精神，而足球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希丁克和郑梦准便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狂热的韩国民众甚至要求希丁克担任韩国总统。把足球主教练与总统相提并论并不是韩国人首创，早在1994年时英国人查尔顿带领爱尔兰队取得不俗战绩时，爱尔兰的球迷就呼吁全国的民众选举主教练查尔顿担任总统。球王贝利在巴西国内也多次被人要求参加总统的竞选，可见足球是极容易被泛政治化的。韩国人的足球热情甚至超越了民族、国界甚至洲际的限制，希丁克是欧洲的荷兰人，可韩国民众没有了皮肤和人种顾忌，要推举这么一个异族人任自己祖国的总统，足球的胜利超过了一切障碍。

希丁克参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小，但推荐希丁克并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却有希望成为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有政治评论家估计，只要郑梦准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它在12月开始的大选中极有可能脱颖而出。尽管郑梦准还没有明确表示参加总统的竞选，但最新的民意调查中郑梦准已被排在总统竞选者的第三位。在两家报纸6月17日公布的调查中，郑梦准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18.7％和15.3％，比6个月前增长了5倍，请注意，这个时候韩国还没有进入4强。郑梦准的支持者并非都是“红魔”，而是包含了各个年龄和多个领域的人，这说明足球巨大的政治超越性，也说明郑梦准将韩国带入新的政治理想之中。

“足球党”的政治凝聚力也许是短暂的，但韩国人通过世界杯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百姓踊跃捐献家里的黄金，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在国际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韩国队和韩国“红魔”球迷的优异表现，是对1997年韩国形象又一次完美的提升。在世界杯期间，有2000多万人次的群众上街游行，但激情并没有导致暴力，没有发生骚乱和安全事故，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屡次发生足球骚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国人的国民性格在世界杯上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便是他们对红色的钟爱。整个世界杯期间，整个韩国成了一个“红海洋”。韩国以前的“颜色图腾”是宁静、内敛的白色，而现在将红色作为民族性格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向上、争强的国民精神体现。韩国“红魔”球迷给世界杯留下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足球党”的说法也许带有调侃意味，但说明世界杯在韩国人心中激起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已经超过一两个政党的地位。足球能否强国，可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足球被意识形态化之后便拥有了特别的含义。都说世界杯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韩国人在此次世界杯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他们的胜利与战场上的英雄凯旋是同一级别的。

我们通过对韩国人在这一次世界杯上种种变化的认识，可以看到足球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意识形态化的。如果追溯韩国与日本争办200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历程，就会更清晰地昭显其意识形态色彩。韩国人在申办世界杯时与日本人平分秋色，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又与日本人一起挺进16强，但在其后的赛程中，日本人止步不前，韩国人却一直冲进4强，在日韩两个老冤家的竞争中，韩国人历史性地战胜了日本。

能激起韩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原因，还有历史的缘由。早在1966年，朝鲜队也曾经击败意大利队挺进8强。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两次由同一个民族的球队有所建树，以至韩国媒体用“重现1966”“金主席，下一次让我们并肩作战”这样的标题表达“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之情。

当然，足球的胜利也可能被夸大，被意识形态泡沫化。韩国人想在经济上进入世界4强的设想便是被足球宏大叙事之后构筑的乌托邦。足球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它的特殊效应，但足球水平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世界杯成绩与国家的国际地位更不成比例，世界杯能激活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并不是一个国家腾飞的翅膀。

韩国人的胜利是亚洲人的胜利，也是东方人的胜利。当然韩国人的胜利，也招致诸多的非议，这些非议大都是对韩国人胜利的不服气，对韩国足球进入4强的不满意。一时媒体广为渲染，乃至认为整个世界杯都贬值了，关于黑哨、裁判、阴谋的种种猜疑四起。在这些舆论当中，有一些是来自韩国队对手的媒体，像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的媒体大肆夸张裁判的不公正，大肆宣传国际足联与郑梦准的“阴谋”。这很正常，一是失败的一方总是为自己找理由；二是韩国队本不入流，这一次踢得这么好肯定有“猫儿腻”，心理上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对方的舞弊。

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反应。日本媒体发过这样一条消息：如果韩国队进入决赛，日本人将拒绝韩国队入境。这当然只是一种态度，按照赛程的规定，韩国人真的进入了决赛，日本人是没有理由拒绝韩国队进军横滨的。很显然，日本人对韩国人的胜利是有些难受的。这种难受是由于一种嫉妒，出于心理不平衡，因为韩、日同时举办世界杯，日本队只进入16强而韩国队却超水平发挥，进入4强。日本人心里酸着，拒绝入境便带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或许是最经典的东方式的嫉妒。

日本人的嫉妒、愤怒乃至仇恨，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媒体的反应就有些出人意料。在韩国人进入8强、4强之后，中国的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用各种各样的腔调来挖苦、讽刺、嘲笑韩国人的历史性突破，最著名的观点便是央视一主持人的“小人得志论”。作为韩国人的近邻，中国人对韩国人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应该欢呼、激动，虽然中国足球队在首次进入世界杯吃了9个蛋、零得分、零进球，但也不能怨韩国人打得好，把韩国人的顽强拼搏精神视为“小人得志”。

诚然，韩国足球队在本次世界杯上的优异成绩与天时、地利、人和是分不开的。作为东道主，韩国人得到便宜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1986年墨西哥举办世界杯，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进入了8强；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捧走了大力神杯，虽然有实力的因素，但与地主之利关系极大。在这之前，法国队多次有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就因为缺少那么一点点的“便宜”，让一代球王普拉蒂尼扼腕长叹。人们没有指责1998年法国队利用主办国之利挤走巴西获得世界冠军，却对韩国的第四名嗤之以鼻，说到底还是一种“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在起作用。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揭示了西方对待东方文化的误区，西方人总是按照某种想象的“东方”来看待东方、对待东方。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又反过来影响了东方人的思维，“他者”“被看”便成为东方的景观。应该说，东方主义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之中。后东方主义则是由于东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滋生出来的一种价值系统，像央视主持人由于平常担任欧洲联赛的解说，他们的立场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为正统，其他的如韩国、塞内加尔当然是异类，他们打败了正统，胜利自然是名不正言不顺，不是国际足联的阴谋，就是黑哨。这种偏见是典型的“后东方主义”的错误。

“后东方主义”在“冷战”结束之后会有更大的市场。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西方文化以强势进入，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潜在的渗透会销蚀掉很多的民族主见。西方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话语中获得主宰的地位，或许，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困惑，就像足球一样，西方人制订的游戏规则，你想战胜对方，就必须遵循对方制订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意义上，韩国人，整个亚洲人，甚至整个东方都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是足球的深沉的意识形态。

（大家杂志·多维游走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