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跌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有没有，当然有。但会不会落入，至少要有多个条件。第一，两个国家都把军事和战争当成竞争和制胜的唯一手段，两国关系又降到了最低点，冲突一触即发，要么就是出了希特勒和类似山本五十六那样的人，有一种“闪电癖”，看谁先下手为强。第二，两个国家实力相当，或者各有胜算，同时又有地缘甚至领土主权的冲突，又缺少化解的智慧和手段，只有诉诸武力与拳头。至于看着别人开始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劳师远征，或者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从欧洲打到非洲，又从非洲打到亚洲。但这似乎又都不是跌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因素。

中美之间

以前述条件去看美国与中国，似乎哪种情况都不是。中国没有把战争当成竞争和制胜的唯一手段的传统，反倒有时会吃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亏。美国也不是战争狂，即便是有几个硬派军人，都说不上是类似希特勒或者山本五十六那样的人，即使要打仗，也会明着去干，闪电偷袭不是他们的军事传统。中美两国综合实力也还相差较远，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排在第二，即便有一天中国的GDP赶上了美国，人均生产效率和人均GDP依然相差很大。这笔账这么算，中国人清楚，美国人更清楚。但美国的中情局一定要死抱那个并不科学的购买力评价理论，在其新出炉的《世界概况》里讲，2015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7.1%，排在第一，美国只占15.8%，落在第二，有意要刺激一下美国的当政者，让他们如芒在背。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中情局给美国人自己设计的一个套，又会是什么呢?再说，在那本《世界概况》里，不是说美国依然保持全球的霸主地位，依然是世界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依然是最强的军事大国和全球信息文化网络所有主要品牌的生产商，何以轻易地落入那个“修昔底德陷阱”呢?

然而，中美之间的竞争也还符合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另一方是守成大国。尽管“修昔底德陷阱”为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设计的格局，要放在具体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去看，但有了这一点，也就构成了“修昔底德陷阱”得以满足的一个表面上的条件。对于这种态势，我们不妨称为偏于“预防型”的“修昔底德陷阱”，关联双方并没有进入恶性竞争的状态，谁都不希望落入这种陷阱，也深知落入陷阱的严重后果，但眼前的心理“邗沟”又是跨不过去的。

“子之无罪，怀璧其罪”，就是这种“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出现的一种根源。不是一方讲“和平崛起”，就可以轻易消弭对方的疑虑，而是你的崛起本身就造成了影响，即当你的崛起危及对方的“霸权”存在，必然会引起心理反弹，对方在战术上防控，在战略上“抵消”，不仅是为了取得某种均势，而是想在你还没有完全崛起之前就要遏制与取得压倒优势。这种格局对于后崛起者是不利的，但只能面对和用真诚与智慧去逐步化解。

在2016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基辛格与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题，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谈到中美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时，基辛格博士明确地讲，中美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他以亲身经历的20世纪70年代中美达成《上海公报》谈判背景为例，谈了很久，但中美双方都知道，要想达成一个“说服对方的绝对性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此“选择宏观、原则性的阐述立场”，形成公报。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有长远的眼光”，他期待“中美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他说:“中美之间并没有相互取代的关系。也没有这样一种意图，中国并没有意图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他还认为，中美关系不同于“一战”前的英国与德国的关系。“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已经大不同”，没有一个国家有野心能够去挑起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和平意识在提高，军事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不必然导致军事冲突，反而可以用来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他在谈到世界秩序的时候，明确地区分了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两个概念，认为从政治秩序上看，不同的地区都有危机，尤其在中东地区，在经济秩序方面，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合作更会造福两国与整个世界。“中美面临许多问题，双方都想妥善解决，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由分歧引发对抗”，“需要做的是在短期的具体策略和长期的战略目标之间找到一些合作的领域”。他告诫，美中之间出现冲突，会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会对世界带来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戴秉国则在对话中强调:“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战略意图，不要把中国做的事情看成对美国的挑战，好好发展同中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中国也要始终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是并且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图谋去世界上称王称霸，不要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实际上，美国落入的一种“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时代就开始了，完全是为了冷战，为了意识形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一个标志。奥巴马要重返太平洋，重返亚太，但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过?眼前的“第一岛链”就是那时候形成的，第七舰队也一直游弋在“第一岛链”甚至台湾海峡内，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包括中美建交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关系有所松动，转向和平发展中的经济合作，但在政治地缘的战略棋盘上，一直有和棋中的暗子布在那里。不动或者偶动，是因为美国寄有另一种预期——虽然不能巴望中国也会变成日本那样的仆从，至少可以“掌控”你的发展走向;不料中国真的要崛起，还要在“美国梦”之外做“中国梦”，也就旧棋重布，残棋重下，上演重返的一幕。但彼时的中国都没有输，现在的中国会输吗?然而中国的一门心思还在发展，又有经济全球化大局在，除非美国一定要动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核心棋子，中国是不会主动挑战的。

避免美国进一步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最好的方法是沟通中形成共识，最有效的途径是寻找有利于世界的共同行为取向，需要共同行动的事情太多了，从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再到反恐和推动世界性的摆脱贫困。在这些事关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大问题上，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走向乐观。2016年习近平主席赴美参加核安全峰会，中美不仅在主要议题上达成一致，中美元首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同时共同发表了第三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在4月22日签署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习奥会中，习近平强调，中美间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双方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或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一道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奥巴马则表示，美方欢迎一个和平、稳定、成功的中国崛起，这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双方在亚太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方愿意同中方一道建设性地管控分歧。

合则两利，不合则两败，即便是“修昔底德陷阱”阴影一时笼罩，但历史学家们也注意到，在500年中出现过6次，其中4次还是避免了冲突。中美之间的相互需要大于分歧，这是事实，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也是天下至理。“修昔底德陷阱”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地缘的心理疾患，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其实正是“修昔底德陷阱”政治地缘的心理疾患的过激反应。有评论者认为，因为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才有了奥巴马的重返亚太，这是颠倒时空的一种因果倒置。谁都知道，是先有美国的“重返亚太”，后有“一带一路”包容性发展思路在2013年夏季的提出。前者以政治为前提，后者以经济为内容，在性质上完全是两样的，如果一定要对立起来，那也是化被动面对为主动化解的一种努力。更何况，“一带一路”的历史再现和重新铺建，是实现和推动全球化的正面战略，怎么能与另一种重返战略类比呢?就其建设性来讲，“一带一路”的构想是长远的宏大的，要比任何多变的政治地缘战略长命得多得多。它是关于发展利益的战略学问，而不是关于权力利益的战略学问，更不会是基于“修昔底德陷阱”思考与选择的学问。

英国的《泰晤士报》网站发表了一篇《我们不要对中国的威胁患上“妄想狂躁症”》的文章。文章说，“仅仅因为强大并不会令中国成为一个威胁”。“中国估计得很正确，那就是美国想要遏制其力量的增强”，“因此，日本和美国表明它们并非正在建立任何反对中国的联盟是一种好策略”。文章在结尾时问道，究竟“阻碍中国实现其合理抱负的和平途径的逻辑是什么呢?”这的确需要一些人认真思考。

这篇文章把日本和美国的“联盟”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倒使人进一步警觉，真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日本

日本完全符合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全部可能条件，并且在历史上和现实表现中已经落入过和正在重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较早受惠者，也是在东亚地区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明治维新给其近代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维新运动虽然起势较晚，保皇势力的反弹使“百日维新”陷入停顿，但在此前此后，中国的国力在“师夷之技”中有了发展，并拥有当时在亚洲堪称一流的北洋水师。中国的改良运动虽然不能改变腐朽的帝王封建制度对发展的制约，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力衰微的局面，但毕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发展。正如拿破仑所言，东方睡狮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发抖，因此，在列强分食中国的同时，这个“一衣带水”的日本也看到了机会和耽搁机会将会带来的潜在“威胁”。它提前就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里来了，伊藤博文的政策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笼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政府倾其全力做的事情，就是打断中国的发展节奏，进而分裂中国，占领中国，先后发动了甲午海战，以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一系列战争。从遏制到侵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日本推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直圈到了印度东部的岛屿，说是要与西方抗衡，其实是要动手灭亡中国。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发生在1931年?因为美国刚刚发生了大萧条，西方经济陷入困境无暇东顾。为什么七七事变又发生在1937年?也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商业出现了发展的势头，如果再不下手，日本也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反弹力。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政权是不容中国喘口气的，它对“修昔底德陷阱”情结的高敏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强权国家。

现在，在对昔日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迷恋中，日本的右翼势力借着安倍政权的上台再次复活，又是通过“安保法案”，又要修改“和平宪法”，说到底，还是要用各种武力的形式去干扰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安倍的策略是步步为营，步步进逼，表面上要谈缓和日华紧张关系，打破“经热政冷”的局面，实则加剧关系紧张的动作不断。不断插手与它无关的南海问题，从升级炒作“南海议题”到帮助菲越升级军备，推出“遏制中国扩张”“维护航行自由”的理由与借口，四处活动，形成遏华同盟。安倍政府不仅在日本举行的“7G峰会”上提出与中国南海有关的文件，还借它们的右翼学者之口在欧洲去渲染，说中国才是“真正的大威胁”。日本在军备上也在不断升级，除了准航母，还要加入美国主导的第六代战机的研发项目。日本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很深，近于难以自拔。表示支持安倍“防卫改革”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格林就说，日本安保政策的这些变化，意味着日本多年表面上的“不在现场”，转为“将美国拉入”。挟美国以“令天下”看来是日本最终对付中国的一招。

其实，美国也是知道日本的心思的。有趣的是，日媒非常敏感地报道了刊载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关于“奥巴马主义”的封面文章，其内容是关于美国总统与各国领导人“私人关系”的排位名次。在这份排位名次的封面文章里，中东的美国盟国领导人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领导人位次靠后，在欧洲，排名仅次于教皇方济各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是上台不久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因为他的外交政策“更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设想”。排位靠前的还有新加坡的李显龙，因为他有“冷静和理性的技术官僚的名声”。而日本首相安倍远低于李显龙好几个位次。分析者说，尽管安倍在重新定义美日同盟中很卖劲，但“没有达到最好的融洽关系”，有消息说，在较近的一次奥巴马访日行程里，“奥巴马拒绝闲聊，只谈防务与贸易问题，据说安倍被奥巴马的冷淡伤透了心”。他们评论说，“领导人之间的亲和力不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但肯定可以帮助推动双边议程”。据说，这份排位名单是制作者多年来与奥巴马和其工作人员交谈总结出来的，有一定的参考度。如果真是那样，无疑是一种花絮性的佐证，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是由两种不同的“修昔底德陷阱”情结交叉的结果。对于日本的拉人下水，谁都会防着一手。

日本右翼政府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很显然。中国在几年前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一个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未来会发挥多大的潜力，那是不难想象的。这对于日本的右翼会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心理冲击，如果中国出现现代的盛唐景象，究竟是再次主动接受丝绸之路曾经带过去的发展与振兴，还是随着日本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一同经济老化?每思及此，如同安倍这样的深陷“修昔底德陷阱”的人，真有些坐不住。

但更让他们坐不住的是日本的经济现状与走向，在2015年到2016年的货币动荡里，日本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每况愈下。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射完了，货币超级宽松政策带来的负利率并没有见到效果。新的“三支箭”或许可以试一试，但心里也是越来越没底，因此也不敢随手满弓射出。日元单边贬值，汇率却意外抬升，刺激出口的计划落空了，工资涨幅放缓，个人消费疲软，日本央行2013年承诺的两年内通胀率升至2%的目标至今没有实现，而日本GDP的六成来自消费。企业收益降低，经济下滑风险继续加大，安倍经济学期待着通过提高企业业绩和扩大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如今是阴云笼罩，没有几点亮色，日本政府实施的“机动性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尤其是旨在提升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战略”，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但也不知何时才能生效。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指出，日本的生产率出现停滞，日美发展差距在拉大。日本短期的货币变化当然还有自身的运行曲线，为了防止继续可能出现的经济萎缩，也会出台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比如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甚至是向居民发放“购物券”等，都在预料之内，但经济的低迷已经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

日本的经济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将会与中国拉开总量规模上的差距，而且会越拉越大。这无疑又会刺激经济发展政策濒临失败边缘的安倍政府更多地转向非经济政策策划的进一步加速。奥巴马在2016年初谈论中国时，有一句格外引人注目的话，他说，一个发展壮大的中国是“令人可怕的”，再次道出美式特征的“修昔底德陷阱”情结，但他又说，一个“失败”的中国“更可怕”。如果把这些话安在日本头上，或许才令人多思。一个经济政策一直不见效的国家，由于原来就有修昔底德心理陷阱，随着政策失败的继续，那陷阱的深度更是难以测量的。“陷阱”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在“陷阱”边上徘徊也不是什么好事情，陷得越深就越难自拔，这是问题的所在。

透析“修昔底德陷阱”

对于这个有着众多分析并不断引用的“修昔底德陷阱”，有人当成是历史的一个“铁律”，有人则认为“莫须有”，但这个会引起激烈对抗的甚至战争的“铁律”或“莫须有”，除了是有某种目的的统治势力用来达到其目的的一种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封闭现象和历史国家关系中相互猜忌的心理现象。说它是历史封闭现象，是因为封闭使信息不对称成为沟通的牢狱，说它是历史国家关系中相互猜忌的心理现象，则是缺乏安全互信，不免出现“疑人偷斧”的决策心理阴影和人们常常讲到的误判。一件并不是很大的事，或者因为“对手”的强大，就会引起紧张甚至战争。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远的敌人，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最实用主义的注脚。但是，这毕竟是历史现象，是历史时代国家彼此分割的必然选择，将其当成现代国家关系中无可变化的“铁律”，是与时代不断进步和进化规律不一致的，或者只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分析，并不能作为现代国家关系的决策分析的主要依据。如果说，在“一战”以前发生的国际纠纷与战争，更多地由“修昔底德陷阱”情结在起作用，在“二战”以后，更多的战争和纠纷是把“修昔底德陷阱”当成一种说辞。

“修昔底德陷阱”更多是误判的心理陷阱。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先哲们名之为陷阱，其本意是前面有坑，掉进去是一个悲剧，既然知道是坑，为什么非要掉进去呢?“修昔底德陷阱”提示的是对避免的选择，而这对心智完善的现代人来讲，并非不可以做到，除非另有打算。在现代社会里，“修昔底德陷阱”有一种虚拟性，用来为某种战略目标服务。但是，也不能低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心理影响，对自身和别人发展前景把握不定，缺乏自信，也会在“莫须有”中把问题复杂化。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现代版的修昔底德心理陷阱，最终还不是由几个政策制定者的跌入有多深决定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有诸多因素，除了对历史教训的简单推理以及一国内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在经济普遍不景气中民粹主义抬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民粹主义本身就是历史的沉积物，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反向而行。例如在美国竞选中出现“特普朗式”的竞选言辞，提出要在美墨边境建墙或者禁止穆斯林入境，无非是要争取民粹思维中的选票。民粹主义的抬头，分化了社会的价值体系，观念裂痕进一步加深，他们通过不同的信息源获取信息，使人们无法在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民粹主义思潮一般来自经济不平衡中的无解困境，也来自不负责任的社会媒体的鼓吹与渲染和社交媒体的分化，民粹主义不仅在美国暗流奔涌，在日本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代表性人物和一定的势力。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堕力，也是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推动力。日本的媒体经常发布日本国民对中国人印象的负面比例消息，甚至还有高达80%以上的说法。抛开其调查的可疑来源不讲，右翼势力的舆论毒化与历史遗留的军国主义思维，是不可不注意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啊!海军》之类的影片就得到热捧，所谓“玉碎”情结与安倍们祭奠“神社”的政治举动内外合流，那才是亚洲最大的不幸。

一个更大的不幸是，在地缘政治中本不该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却被真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日本右翼势力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