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他角度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读

第三节　从其他角度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读

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战争史》，是国际关系理论界较为传统和主流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批评，认为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着思想联系——但这些学者的观点互相之间也并不一致。其中，有人认为《战争史》的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然存在着价值，有人则提出当代理论家应该不再阅读修昔底德；在前一类研究者中，有人承认修昔底德属于现实主义者，但否认2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继承了他的思想；有人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其他学派和主义的角度诠释修昔底德；也有人认为修昔底德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在下面的部分中，笔者将从“破”(否认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的继承关系)与“立”（研究修昔底德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带来的启示）两个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简要的综述。

如本章前两节所阐述的那样，“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了修昔底德思想”这一观念的形成，来自理论家们两方面的努力：从思想史的角度，他们构建了自修昔底德开始，经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延续至今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思想比较的角度，他们在修昔底德著作中找出了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同或相近的字眼。因此，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往往从这两方面着手，批判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的传统解释。

首先，在思想史上，所谓自修昔底德以降的“现实主义传统”，其真实性受到人们的怀疑。批评者认为，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而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同这两位近代思想家的学说也并不一致。

长期以来，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继承关系一直被人们广泛承认，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贝里（John B.Bury）。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一关系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帕尔默（Michael Palmer）和福德（Steven Forde）的观点较有代表性。

帕尔默对两位思想家著作中两个重要的词语——即修昔底德所用的“德性”（ἀρετή）和马基雅维利所用的“美德”(virtù)进行了比较，而他对于前者的分析尤其详尽。在《战争史》中，“德性”一词共出现了43次，其中36次是在人物的对话和演说中；帕尔默所重点研究的，则是余下的7处，由于它们出现在修昔底德自己的论述中，因此被认为代表了作者本人的真实思想。帕尔默指出，“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德，也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邪恶，这要看在某个具体的时刻何者在政治上更有利。”而修昔底德的ἀρετή一词虽然有多种用法，但作者的真正意图在于强调政治中的正义和伦理。帕尔默总结说，“修昔底德希望富于洞察力的读者们明白，不论是那些雅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及其‘国家’，还是具有同样想法和行为的国家，都不会长久存在。”⁽⁶²⁾

福德认为，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对“伦理原则的地位和本质”的看法。修昔底德描绘了国内道德要求和国际政治需要之间的冲突，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治家的节制。而马基雅维利则认为，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中，政治家都应当是伪善的，要将安全和力量置于首位。虽然福德认为，“现实主义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即某些智者和修昔底德，并将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称作“现实主义传统的两个奠基者”，但他强调，修昔底德仍然关注着正义，马基雅维利则代表了极端的现实主义。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学者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立场并不相同。⁽⁶³⁾

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明确得多，因为霍布斯不仅是《战争史》一书最为重要的早期英译者，而且翻译《战争史》还被视为他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生涯的起点”。⁽⁶⁴⁾但霍布斯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思想，这在近年来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例如，阿伦斯道夫（Peter J.Ahrensdorf）对修昔底德和霍布斯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不同看法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霍布斯强调，人们对于死亡的理性恐惧使他们倾向于放弃无政府状态；修昔底德则认为，战争激发了人们为共同体献身的精神，这种激情甚至压倒了死亡的恐惧，因而无政府状态是无法消除的。⁽⁶⁵⁾

不过，在国际关系学界，从现实主义传统是否存在这一角度最为彻底地否认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之间关联性的，则是美国学者约翰逊（Laurie M.Johnson）。她在《修昔底德、霍布斯与现实主义的诠释》（Thucydides，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一书（也是其博士论文）中，从人性、正义以及领导和机制三个方面，对两位思想家进行了比较。她极为推崇修昔底德，认为霍布斯完全没有理解《战争史》，并且批评了建立在霍布斯思想之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约翰逊指出，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具有和霍布斯相近的立场，但这正是修昔底德所反对的；我们应当考虑的是，“修昔底德的观点和雅典人的论调是否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修昔底德如何且为何在整部《战争史》中记述这种论调？”在她看来，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是，“即使在内心激情和外部压力的强大驱策下，人也可以具有自制能力和道德觉悟”；而霍布斯则“将人们描绘成一律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他们天然地处于相互纷争之中”。她认为，霍布斯的思想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共同的哲学起源，他本人也是“今天的结构主义者或体系思想家的先驱”；相反，修昔底德的论述则“优美地表明，为何政治在本质上无法用某些永恒的方案来解决——而这样的方案则是霍布斯同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近代信徒们所提出的”。⁽⁶⁶⁾

约翰逊对霍布斯的批评虽然过于偏激，⁽⁶⁷⁾但她对于两位思想家观点差异的分析是中肯的。不论是霍布斯还是后来的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往往是修昔底德对于“非道德主义”言辞和行为的描述，但问题是：作者本人对这些现象的态度如何？他的真正观点又是什么？对于两人之间的差别，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多，如修昔底德注重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霍布斯则从未注意这一点，等等。不过，要从“现实主义传统”角度研究两人之间的关系，约翰逊所重点分析的人性和正义问题是最直接的切入点。例如，帕尔默指出，从伦理角度来说，代表了修昔底德本人观念的，不是以“霍布斯主义”行事的某些雅典领导人和使者，而是政治家狄奥多图斯和将军尼基阿斯。⁽⁶⁸⁾如果说，霍布斯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是“恐惧、荣誉和利益”（实际上这三点并非来自作者本人的分析，而是引自雅典使者的演讲），⁽⁶⁹⁾那么他的批评者们所强调的，则是他所忽视的另一面，即“修昔底德的人道（humanity）”。⁽⁷⁰⁾

如批评者们所言，从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比较来看，他们之间构成“现实主义传统”这一说法恐怕缺乏足够的支持。至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这两位近代思想家之间的继承关系或思想“传统”，本书不拟展开论述，但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考虑：首先，《君主论》并非完整地代表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他在《论李维前十书》中并没有宣扬“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且《君主论》一书至今也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⁷¹⁾其次，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结局是强大主权者的出现，如果要将国际无政府状态与此相类比，那么其逻辑结果应当是世界政府的建立。⁽⁷²⁾对于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设立的源自修昔底德的思想传统，帕尔默的批评是有代表性的：“20世纪的现实主义者透过霍布斯所打磨的眼镜去阅读修昔底德，他们在根本上误解了修昔底德的思想（顺便说一句，他们也从未能直接把握住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复杂性）。”⁽⁷³⁾

其次，在思想比较的角度，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某些文字简单地加以联系的做法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加斯特（Daniel Garst）在1989年发表的《修昔底德与新现实主义》（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一文具有最为广泛的影响力，也最常为研究者所引用。作者主要针对《战争史》中的对话和演讲进行研究。他指出，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即是物质力量及其运用，对权力的追求源自不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物质体系；修昔底德则认为，政治权力不仅包括物质权力，也包括韦伯式的合法/程序性权威（legal/procedural authority），物质力量（capabilities）要成为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需要有得到广泛认同和完善定义的、能够规范演说和行为的社会习惯（convention），权力和霸权是建立在政治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作者进一步认为，修昔底德的观念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新现实主义者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发现非历史性的抽象概念是不正确的。但加斯特在批评现实主义者寻找“非历史性的抽象概念”的努力时，自己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只不过是用“社会结构”与“合法性”的抽象概念补充新现实主义者从修昔底德处找到的“物质结构”与“物质力量”的抽象概念。此外，他的这篇文章集中关注的是《战争史》中的对话和演讲，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其他内容，特别是一些广泛被现实主义者引用的部分，如战争起因，这样就影响到了批判的广度和深度。⁽⁷⁴⁾

加拿大学者奥尔文（Clifford Orwin）对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有精深的研究，从他的代表作《修昔底德的人道》(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一书的标题中我们即可看出，他的观点截然相悖于现实主义者的解释。⁽⁷⁵⁾奥尔文对《战争史》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尤其对一些经常被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关心的重要主题和内容——包括战争的起因、米提利尼辩论、米洛斯对话、正义问题、必然性、帝国等——进行了解读。由于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功底，他的观点不仅独到，而且颇为有理有据，本书对他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借鉴之处。虽然奥尔文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学者，他的研究并不是明确针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批判，但由于他直接涉及了现实主义在解释《战争史》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因此他的作品在国际关系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前面提到的美国学者约翰逊同样做出了重要的工作。除了《修昔底德、霍布斯与现实主义的诠释》一书外，她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直接批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修昔底德的错误解读。例如，她对基欧汉所提出的“《战争史》包含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⁷⁶⁾“对于基欧汉所列举的这些基本假设，修昔底德并不秉持经典现实主义的观点……只要对修昔底德详加阅读，就会认识到，他不会认同经典现实主义的某些核心重点与结论”；同时，她也指出了修昔底德与新现实主义的本质不同：“为了理论的目的，新现实主义对体系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采取漠视的态度，但修昔底德并非如此。相反，修昔底德认为，理解不同的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和进行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对于理解他们各自的行为具有关键作用。”⁽⁷⁷⁾不过，一方面，如前所述，她对霍布斯和当代现实主义的看法存在着某些偏激的观点；另一方面，她对修昔底德的解释也具有某些随意性，对《战争史》的原始文本特别是一些细微之处的解读，相比奥尔文等政治学和历史研究者来说略欠精到。

克拉克（Michael T. Clark）和阿伦斯道夫两位学者虽然主张将修昔底德视为“现实主义者”，但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所强调的都是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之处。克拉克将两者分别称为“古代的”（Ancient）和“现代的”（Modern）现实主义。他认为，修昔底德的思想并不构成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同时《战争史》也并不局限于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将“国内和国际进程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这些都说明，修昔底德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根本性的方法论准则”毫无关联，并非是“我们（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的一员”。阿伦斯道夫则将修昔底德称作“对政治现实主义提出尖锐批评的理论现实主义者（theoretical realist）”。当代现实主义者希望国家能够信奉政治现实主义，但根据修昔底德的观点，这种对人类理性的希望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正是在这点上，他有别于摩根索或华尔兹这样的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因为后者希望通过“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维持国家的和平和生存，而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否认人类对于永久安全的希望……政治现实主义者必须认识到，不仅世界正义是软弱的，而且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也是不可靠的，因此，若是希望政治共同体竟能奉行严格自律的外交政策，这是不合理的”。⁽⁷⁸⁾

如果说修昔底德的著作与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在思想传统还是思想观点上都少有关联（不论《战争史》是否可以被视作“现实主义”作品，因为“现实主义”这一名称本身便是相当模糊的），那么《战争史》是否仍然可以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某种启示？如果可以的话，《战争史》又能够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何种裨益？在否认了修昔底德与20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之后，批评者们自然会思考“立”的问题，即如何对《战争史》进行新的诠释和应用。

首先，鉴于《战争史》思想的广博和内容的繁杂，不少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分别阐述修昔底德的观点，试图从他的著作中找到某种或某些政策和理论上的新视角。

美国学者基提克（William O.Chittick）等人注意到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使者所宣称的三个动机：荣誉、恐惧和利益（同时这也是霍布斯在理解修昔底德时所强调的内容），并将其运用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上。他们提出，外交政策的三个基本目标是：身份、安全和繁荣，对这三者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外交政策信念（beliefs）的三个维度，即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军事主义—非军事主义和国际主义—孤立主义。他们认为，关于外交政策信念的传统研究是二维的，忽视了身份这一目标，而得到修昔底德思想启发的这一三维分析模型更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⁷⁹⁾

瑞典学者杨松（Per Jansson）也对修昔底德著作中的“身份”问题作出了研究。对于《战争史》，他试图“从修辞性观点的角度分析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形成”，即“集体身份是如何在话语中得到建构和重构的”。他认为，修昔底德所叙述的这场战争是综合性的，不仅仅涉及“对领土、贸易利益或领导权的争夺”这样一些传统的政治内容，而且也关乎“对身份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这种资源不仅是可资利用的财富，其本身也是争论的焦点”。之所以要研究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因为“要理解身份问题在何处并为何成为突出的主题，以及集体身份是如何建构和重构的，就必须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认同政治尽管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但并非在所有的时候都同样重要。不过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和我们当今的时代，它却都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因此研究《战争史》中的身份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思考现实。⁽⁸⁰⁾

科拉伯-卡波维茨（W.Julian Korab-Karpowicz）则从正义和权力的角度，论述了“国际关系理论家如何能从阅读修昔底德著作中得益”这一问题。在批评了对于《战争史》的现实主义解读之后，他指出，“修昔底德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不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如果不受到节制和正义这两者的约束，权力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他进一步提出，国际关系学者应当从《战争史》中认识到，“一个社会若是毫无正义和节制……就必定要失败……缺乏正义和节制的意识，他们将会在本质上变得非理性，而他们的非理性将使他们无法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利的”。⁽⁸¹⁾

对修昔底德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勒博（Richard Ned Lebow）则将《战争史》中的雅典与当代美国进行比较。他区分了古希腊人的两个概念，即ἡγεμονία（合法的领导权）和ἀρχή（控制），认为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正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灾难。在对修昔底德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历史上的英国、苏联和美国等霸权。他提出，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其干涉主义行为），从美国自身的角度看来，是“合法的领导权”而不是“控制”；然而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这一对矛盾将可能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⁸²⁾

其次，除了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借鉴和阐发修昔底德的思想之外，也有学者试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为《战争史》全面地加以定位，概括出某种“主义”。

例如，勒博在一篇题为《建构主义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修昔底德是建构主义的奠基人”，而《战争史》的根本目的则在于，“探求νόμος（传统、习俗、法律）和φύσις（本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于文明的发展和保存所具有的意义”。不过，这一提法虽然出自一篇严肃的论文，但勒博自己也承认，“现实主义者宣称修昔底德是他们的祖先……而我则提出一种更为激进的主张”，并且该文的第一部分即是“现实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作者在此处所强调的是，在现实主义解读以外，可以尝试对修昔底德作出某种新的解释，而并非仅仅将《战争史》的思想局限在建构主义中。⁽⁸³⁾

古斯塔夫森（Lowell S.Gustafson）将修昔底德视为多元主义者。多元主义（Pluralism）意味着，“政治行为者接受国家、城市和社会中的各种群体与个人对自由的需求。如果行为者不仅渴求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接受别人的自由，此时他们是最为理性的，因为他们正确地估算了权力的分配。”古斯塔夫森批评说，现实主义者只关注《战争史》中的少数演说和行为并将其视为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他认为，若是完整地理解原著，我们就会发现作者所提倡的并非现实主义，而是多元主义：“修昔底德注意到，当政治确实以不受制约的自我利益和对无限权力的斗争为其特征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便开始恶化了。为了维护或重建政体，他主张要重视多元主义。”而修昔底德的根本观点在于：“权力总是有限的。因为权力总是有限的，也因为他人总是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故而多元主义是合乎自然的状况。”⁽⁸⁴⁾

最后，也有学者提出，修昔底德的思想不同于现存的任何特定理论或主义，不能将《战争史》生硬地归于某一学派之中，相反，它恰能弥补现代理论所具有的天然缺陷。

例如，约翰逊除了阐述修昔底德思想中某些具体观念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可以提供的借鉴之外（如谨慎的节制和对于道德问题的重视），还特别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了《战争史》的当代意义。她认为，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试图构建某种“统一的理论”（unifying theory），这样的理论是缺乏现实意义的，仅仅是“毫无结果的启发工具”。而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应当“否认任何决定论，不论这种决定性来自于人类激情或是国际体系”，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能够解释世界，我们不应当依赖于某一种理论，而应在实践中学会判断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应用不同的视角。更进一步说，理论与其说是“客观的分析工具”，不如说是“分析的对象”。⁽⁸⁵⁾

韦尔奇（David A.Welch）的观点与约翰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他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家应当不再阅读修昔底德？”他不仅批评了对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解读，也对从其他理论视角出发对修昔底德进行各种新的解释——如称他为“建构主义者”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如果修昔底德代表了所有这些内容，那么他又不是什么？”他认为，修昔底德的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不相容的。韦尔奇在这里所指的理论，是以“简化、删减和普遍化”为特征的现代理论——“现代社会科学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方式及其特定的关注范围，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从修昔底德这里得到裨益。”实际上，在该文的最后，他也对如何阅读修昔底德作出了初步的思索。他认为，修昔底德的思想虽然广博，却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深入的见解；他所提出的问题虽然重要，却并未提供自己的回答。《战争史》中真正有价值的宝藏，是它所记载的事实，这些“商议、选择和事件”使我们能够具有历史的眼光，得以反思既有的理论或主义的局限之处。⁽⁸⁶⁾

如果说，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修昔底德作出的各种解读是零散甚至纷乱的，那么从其他角度所进行的解读则更为繁杂。在否认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思想联系这一方面，批评者的意见较为一致，并且由于汲取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批判也显得颇有厚度。但是在如何将修昔底德的思想转化与应用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方面，学者们的努力不仅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彼此之间的意见也大不相同。简言之，他们的“破”是相当有力的，但他们的“立”是相对薄弱的。

倘若我们不以“主义”为区分，完整地看待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的解读，那么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实质上或者是试图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战争史》，或者是试图用《战争史》改造现有的理论。作为当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不论持哪一种方法，都无法回避当代理论的视角——即使是上述的后一类研究者，也必然以前者为“他者”而界定自身。对于这部两千多年前的著作，要纯粹客观地理解其原意是不可能的，毋须讳言，我们都是在一定的立场和视野下对《战争史》进行研究。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出于一己之好恶去断章取义，而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地研读原著并加以阐释。这样的解读，虽非唯一的真知，终究是负责的言辞。

【注释】

(1)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r. 1962，pp.47—8；［美］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载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Paul R.Viotti and Mark V. 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Pluralism，Globalism，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3，p.37。

(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 37.

(4)例如，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徐莹、刘静：《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东北大学学报》2004年3月；刘飞涛：《审慎和节制：权势与道义的脆弱纽带——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国际伦理取向》，《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政治哲学学者在修昔底德研究上已产生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华夏出版社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中有一套《修昔底德注疏》系列（魏朝勇、熊文驰主编），目前已翻译出版了福特（Steven Forde，本书中根据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译为“福德”）的名著《统治的热望：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喀比亚德和帝国政治》（未已译，吴用注，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魏朝勇博士的著作《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一书也已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国内政治学者对修昔底德思想（包括其对城邦间关系的思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国际关系学者多有不及的。

(5)［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页。

(7)缺乏大众普及性这一点也是修昔底德自己所预见到的。参见《战争史》，I.22。

(8)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口头传播，参见Nino Luraghi，“Author and Audience in Thucydides’‘Archeology’. Some Reflection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100，2000，p.230；Rosalind Thomas，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03n； Simon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ume 2，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26n。

(9)［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12页。

(10)如参见Simon Hornblower，“The Fourth-Century and Hellenistic Reception of Thucydid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5，1995，pp.47—68.

(11)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作出了专门的评论，是研究修昔底德思想重要的古典材料；普鲁塔克则在其《名人传》和《道德论》中都明显受到了修昔底德的影响，受到他影响的罗马思想家还包括阿里安和昆廷良等。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Introduction，p.xv； G.M.A.Grube，“Dionysius of Har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Phoenix，Vol.4，No.3，Winter 1950，pp.95—110； Jacqueline de Romilly，“Plutarch and Thucydides or the Free Use of Quotations，”Phoenix，Vol.42，No.1，Spring 1988，pp.22—34；Frances B. Titchener，“Plutarch’s Use of Thucydides in the Moralia，”Phoenix，Vol.49，No.3，Autumn 1995，pp.189—200。

(12) 关于这一段历史，克努成的记述和中译本的译文都存在一定的偏差：“1423年，大商人乔万尼·奥瑞斯巴从希腊带回238份手稿，其中就包括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485年，历史学家洛伦佐·瓦拉将这本书翻译成意大利语，很快就在人文主义学者中流传开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42页（Torbjørn L. Knu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42）。首先，奥里斯帕1423年带回了丰富的手稿，这是文艺复兴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修昔底德的手稿并不在其中。这一手稿是他在1417年一次规模较小的收集活动中带回的，此前在西方可能还存有修昔底德的手稿甚至译本，但对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的影响较小；其次，这里的“希腊”（Greece）一词比较模糊，实际上奥里斯帕两次旅程的目的地都是君士坦丁堡（虽然第二次收集手稿的过程并不局限于此），即当时西方人所认为的“希腊帝国”，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希腊，而是指东罗马帝国；第三，瓦拉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中译本误为意大利语）的工作在1452年完成，他本人则逝世于1457年，1485年可能是该译本在威尼斯出版的时间，但它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大约是1483年，地点在特莱维索（Treviso）。相关资料可以参见A.M.Woodward，“Greek History at the Renaissanc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63，1943，pp.4—6，9，13； Richard Schlatter，“Thomas Hobbes and Thucydid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No.3，June 1945，p.350。

(13)A.M.Woodward，“Greek History at the Renaissance，”p.13.

(14)［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42、46页。

(15)Niccolò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 (a cura di Mario Martelli) (Firenze：Sansoni Editore，1971)，Indice dei Nomi，pp.1261—82.

(16)其中，一次出现在《论李维前十书》（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第三卷第十六章，以《战争史》中阿尔基比阿德斯与尼基阿斯关于远征西西里的争论为例，说明“伟大人物在和平时期是被忽略的”；另一次出现在《战争的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第三卷，引用了修昔底德关于斯巴达军中使用军笛的事例，说明声音对指挥战争的重要作用。Ibid.，pp.222，346.

(17)［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51、50页。

(18)Roberto Ridolfi，Vita di Francesco Guicciardini (Roma：Angelo Belardetti，1960)，p.10； Vincent Luciani，Francesco Guicciardini and His European Reputation，New York：Karl Otto，1936，pp.321，334.

(19)Richard Schlatter，“Thomas Hobbes and Thucydides，”p.356.

(20)克努成称：“霍布斯在1629年出版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个英译本”。［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104页。此说有误，《战争史》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是尼科尔斯（Thomas Nicolls），出版时间为1550年。另外，通常认为霍布斯译本的首版时间为1629年，但据施特劳斯（Leo Strauss）考证是1628年，此说备考。Leo Straus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manuscript by Elsa M.Sinclai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30.

(21)如参见Nancy Kokaz，“Moderating Power：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Jan. 2001，p.41.

(22)Richard Schlatter，“Thomas Hobbes and Thucydides，”pp.355，356，362.

(23)［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104页。

(24)同上，第125、142、144页。

(25)David Hume，Essays Moral，Political，and Literary，Volume I，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98，pp.348—9，414.

(26)［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219、220页。

(27)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22—23页。

(28)［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166页。

(29)［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221页。

(30)［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121页。

(31)如Nancy Kokaz，“Moderating Power：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p.27。

(32)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称为古典（classical）思想家，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理应归于近代（modern）思想家之中。

(33)参见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85，pp.3—4.

(34)［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第246页。

(35)［美］詹姆斯·德·代元：《重释现实主义：系谱学、符号学、引导学》，载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405页。

(36)在二战之后，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界对修昔底德的解读仍在继续，其中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主要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其学生遍布美国政界和学界，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是其再传弟子——以及历史学家卡根（Donald Kagan）、霍恩布鲁尔（Simon Hornblower）和政治学家奥尔文（Clifford Orwin）等。他们主要的相关著作包括：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4；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Simon Hornblower，The Greek World：479—323 BC，New York：Metheun，1983； 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37) 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学者。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中各个流派的划分基本都是由美国学者作出的，所针对的也主要是美国理论家的观点；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似乎对于将《战争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并不十分感兴趣：如一位法国学者认为，类似于“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标题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修昔底德研究属于希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的“禁脔”(chasse gardée)。Claude Mossé，“Book Review：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Fall 2002，p. 298）。法国学者阿隆（Raymond Aron）可能是个例外。不过，他是否属于现实主义者这一点仍有争议，并且，虽然他在《国家间和平与战争》（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一书中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有详细的描写，但他并未将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而是指出冷战格局与古希腊两极体系在本质上（en nature）具有的不同之处。Raymond Aron，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Paris：Calmann-Lévy，1984，p.156.

(38)在此之前，卡尔曾提及“正义就是强者的权利”（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一语，但他认为，这一观点在古代世界影响较小，且介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在卡尔这里，第一个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是马基雅维利。参见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 Row，1964，p.63.

(39)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 c Man vs. Power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p.42.

(40)《战争史》，I.124，V.105。 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pp.10，40.需要指出的是，摩根索虽然没有说明英语译文的来源，但经比对可知，译文引自克劳利译本，然而在第二处引文中却出现了错误，原文为“Of the gods we believe，and of men we know”，在《国家间政治中》却变为了“Of the gods we know，and of men we believe”，其意义产生了微妙的区别。古斯塔夫森（Lowell S.Gustafson）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将摩根索引用的译文认作是出自华纳（Rex Warner）译本，这显然是错误的。Lowell S. Gustafson，“Thucydides and Pluralism，”in Lowell S. Gustafson ed.，Thucydides’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Last Possess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p.176.

(41)《战争史》，V.89。

(42)Stanley Hoffmann，Duties Beyond Borders：On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Eth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1—12.

(43) ［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29页。

(44)［美］罗伯特·O.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载［美］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45)《战争史》，I.23。基欧汉所用的英译本（Thucydides，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 Richard Crawley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51)）中为第一卷第二十四节。

(46)［美］罗伯特·O.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美］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6—7页。

(47)《战争史》，V.89。

(48)Paul R.Viotti and Mark V. 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p.37，38，39.

(49)参见Mark V.Kauppi，“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 eds.，Hegemonic Rivalry：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101—124.

(50)参见Michael 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 and Socialism，New York：Norton，1997，p.50.

(5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68、250页。

(52)在华尔兹的早期代表作《人、国家和战争》中，他还用修昔底德对战争起因的分析作为例证，来说明其理论中的第三个图景（image）——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p.159）。不过那时，他尚未成为新现实主义者。

(53)三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其他两位是马基雅维利和卡尔。

(54)早在1940年，就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战争史》中的经济动因，参见Stanley Barney Smith，“The Economic Motive in Thucydid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1940。

(55)参见Robert G.Gilpin，“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Journal of Interdiciplinary History，Spring 1988；Robert G.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Spring 1984；Robert G.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91—228。吉尔平的另一篇文章《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冷战》（Robert Gilpin，“Peloponnesian War and Cold War，”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eds.，Hegemonic Rivalry，pp.31—51）常常被人忽视，在该文中他认为：这两个时代中的国际体系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结果的不同。

(56)多伊尔认为，后三种现实主义分别从人性、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

(57)Michael 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I.在第一章中，多伊尔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如何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解读《战争史》一书也进行了介绍。

(58)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多伊尔将现实主义分为最简主义（minimalist）、基要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其中最简主义只是强调：持续的“战争状态”（state of war）是国际社会区别于国内社会的特征，而不对国家作出“理性”或“追求权力”等假设。修昔底德被认为是最简主义的代表人物。参见Michael Doyle，“Thucydides：A Realist？”，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 eds.，Hegemonic Rivalry，pp. 169—188。

(59)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11.

(60)如有的学者还从方法论角度研究两者的继承关系（Thomas Heilke，“Realism，Narrative，and Happenstance：Thucydides’ Tale of Brasida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Feb.2004），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介绍。

(61)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Thucydid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roduction，”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 eds.，Hegemonic Rivalry，p.17.

(62)Michael Palmer，“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Review of Politics，Summer 1989，pp.368，381.

(63)Steven Forde，“Varieties of Realism：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Journal of Politics，May 1992，pp.372—393； Steven Forde，“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Thucydides Machiavelli and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June 1995，pp.141—2，142n.

(64)Richard Schlatter，“Thomas Hobbes and Thucydides，”p.350.

(65)参见Peter J.Ahrensdorf，“The Fear of Death and the Longing for Immortality：Hobbes and 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narch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Sep.2000。

(66)Laurie M.Johnson，Thucydides，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NL：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3，205，212； Laurie M. Johnson Bagby，“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 1994，p.153.

(67)她的书评者们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参见Michael Palmer，“Book Review：Thucydides，Hobb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Review of Politics，Spring 1995； Karen O’Brien，“Book Review：Thucydides，Hobb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Apr. 1996。

(68)参见Michael Palmer，“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pp. 377—378。

(69)《战争史》，I.76。

(70)这一用语借用自前述奥尔文的著作书名。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71)例如，福德认为，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像现实主义国际理论家那样假设国家行为是理性的。Steven Forde，“Varieties of Realism：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p.378。

(72)例如，有学者认为，“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话语是乌托邦现实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以及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中隐藏的、未被承认的组成部分”。Cameron G.Thies，“Progress，History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Case of the Idealist-Realist Debat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une 2002，p.167.

(73)Michael Palmer，“Book Review：Thucydides，Hobb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p.339.

(74)Daniel Garst，“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Mar. 1989，pp.3—27.

(75)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他的主要文章包括“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Distrust：A Lesson from Thucydides，”American Scholar，Summer 1984； “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June 1984； “Justifying Empire：The Speech of the Athenians at Sparta and the Problem of Justice in Thucydid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Feb. 1986； “Stasis and Plague：Thucydides on the Dissolution of Society，”Journal of Politics，Nov. 1988； “Piety，Justice，and the Necessities of War：Thucydides’Delian Deb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Mar. 1989； “Thucydides’Contest，Review of Politics，”Summer 1989； “Review Essay on Thucydides，Political Theory，”Dec.2000.

(76)［美］罗伯特·O.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美］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6—7页。

(77)Laurie M.Johnson，“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32—3.她的相关论文还包括 “Rethinking the Diodotean Argument，”Interpretation，Fall 1990。

(78)Michael T.Clark，“Realism Ancient and Modern：Thucydid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Sep.1993，pp.492—3； Peter J.Ahrensdorf，“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Polity，Winter 1997，pp.231，264.

(79)William O.Chittick，Keith R.Billingsley and Rick Travis，“A Three Dimensional-Model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lief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Sep. 1995，pp.313—31.

(80)Per Jansson，“Identity-defining Practices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o.2 1997，pp.148，162.

(81)W.Julian Korab-Karpowicz，“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Can Benefit by Reading Thucydides，”The Monist，No.2 2006，p.242.

(82)Richard Ned Lebow and Robert Kelly，“Thucydides and Hegemony：Athens and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2001，pp.593—609.

(83)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Sep. 2001，p.547.

(84)Lowell S.Gustafson，“Thucydides and Pluralism，”pp.174—5，180，193.

(85)Laurie M.Johnson，Thucydides，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pp.220，228； Laurie M.Johnson，“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ucydides as a Model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Lowell S.Gustafson ed.，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Last Possession，p.40.

(86)David A.Welch，“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2003，pp.302，308，3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