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博兴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厦。科斯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学派，主要标志是对“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的分析上。他用成本—收益理论来分析私有制产权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他以“产权安排”为经济变量，直接与资源配置效率相联系，分析经济效用和产权结构的关系。公共与私人产品效率随着产权安排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知识作为私权流通于市场，对知识产业利用更为高效”。他指出，产权即资源以商品形式参与市场流通。产权侧重对资源的配置权，是市场博弈的直接结果。所以，产权成立的条件是他人或社会认同。知识使用上的公有性导致市场失灵，即决定无法自动形成产权机制，必须通过产权制度安排解决。知识的私权化改变了知识的部分属性，即由共享性变为排他性或独占性。德姆塞茨(H.Demsetz)指出，传统“经济学家们都试图构建一种用价格机制协调机制，用来控制经济运行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却“忽略了那些在市场中决定商品、劳务可以定价交易的因素”，即制度因素。所以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套组织化了的社会制度”。

康芒斯最早把“交易”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并认为交易的本质是权利的移交。科斯于1937年提出了“交易费用”，即市场使用价格机制完成交易的费用。科斯认为企业作为市场替身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来替代市场。企业牟利正是在于它内化市场交易而节省了成本。在此后的研究中，科斯提出发现价格、议定合约和监督履行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交易费用的高低取决于制度效率的高低。前文提到的科斯定理指出，交易费用为零，权利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无影响;但交易费用存在时，权利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也说明现实生活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减少不确定性、节省信息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所以，可以通过比较交易费用大小来考量制度安排的优劣。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新古典经济学以逻辑严密为特色，但有些基本假定(如行为假定)脱离实际，存在严重缺陷。新制度经济学正是由此入手，对其进行修正与补充。

一是制度由既定到变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效率与制度框架优劣无关。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高效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任何一种制度(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则或准则)都会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制度不同导致选择不同，选择不同导致行为结果也不同。

二是理性范围由无限到有限。新古典经济学著名的“理性经济人”的实质是把人的理性行为无限扩大，即人人都能在竞争中保持理性、遵规守纪、实现合理的自由交易。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范围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理性，这是由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成本十分高，尤其在现实的复杂环境里，完全理性根本无法实现。

三是信息由对称到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了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且获得成本为零。实际上，经济主体多数时间是出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受机会主义影响明显(或称道德风险)，甚至借助不正当手段牟利，具体包括策略性使用信息，主观地对信息遮蔽或扭曲，对先前信息拒不承认等等。正由于信息的稀缺性和易干扰性，所以信息的采集、加工、使用与存储等都与成本挂钩。

四是交易成本由零摩擦到正摩擦。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将交易成本忽略不计。受到前三条假设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无需研究对方信息即可形成契约协议。而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研究现实的交易条件，如采集、处理信息都需花费较高的成本;合同的签订与执行同样需要花费成本，交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科斯将其定义为价格应用机制成本，威廉姆森则称其为经济制度运行成本。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扬弃

科斯的交易费用一经引入就得到广泛应用，并使新制度经济学继续沿用成本—收益方法研究制度运行及演进规律，也是有别于传统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分水岭，并且将经济学分析对象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层面。诺思对此一功劳评价为:“科斯在制度、交易成本与新古典主义理论间架起了一座桥。”

一是保留核心假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进行修订，但保留了诸如“稀缺性”、“理性经济人”等核心假定。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即“市场竞争源于商品稀缺”。新制度经济学也由此而发，探讨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即经济绩效，而制度功能则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个人的行为遵循完全理性。但这一假定对群体行为不能完全适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对象以个人行为为主，如制度影响下的如何选择和改变。这一理论基本沿用了“经济人”假定，只是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将“经济人”成本与收益分析推向更为精细的层面。

二是借鉴传统分析方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理论背景，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理论目标，用均衡、边际以及成本收益理论透视消费行为，试图说明人与资产相互作用的联系与规律。但因为交易成本和制度功能的缺失使得新古典主义面临脱离实际的尴尬境地。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就是对其在基本假设上进行扬弃，通过引入中间概念使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以延续。一是成本—收益比较，“经济人”行为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诺思指出，成本—收益比较直接影响了制度变迁。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推动制度变迁。政府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获得收入。有限理性“经济人”也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二是边际效益比较。边际效益革命成就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对此，新制度经济学也欣然接受。科斯认为企业的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交汇点为企业规模。制度内生交易边际成本决定了制度适用范围。此外，关于制度变迁与制度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也采用了大量边际分析的方法。三是均衡比较。马歇尔提出“局部均衡”概念，即对局部而言，供求一致即为均衡，对总体而言，帕累托最优才是均衡。自由市场与完全竞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变迁理解为均衡调整，即制度供求调整导致制度本身的均衡或非均衡。制度诱导与强制是制度变迁的外因，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制度变迁的内因，博弈双方为减少交易摩擦和交易费用而实现利益均衡。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迅速崛起，跻身于经济世界主流，但其中一些理论分析框架遭遇了现实性搁浅，自上世纪后20年，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解决这一窘境，顺利实现了传统制度分析的回归。诺思探讨的制度变迁并非最优的均衡路径选择，而是动态演进的“路径依赖”。三是案例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务求从“理论分析”向“田野考察”转变。科斯批评传统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无法对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因此他们以现实制度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案例的实证研究实现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