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视角

新古典经济学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研究重点，而知识产权则属于稀缺资源范畴，一个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稀缺条件下遵照市场分配原则的最优选择”。当然亦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单纯高效的知识产权的配置方式必然导致知识垄断行为增多，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增加了公共对知识扩散的消费成本，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往往导致资源配置无效。但是仔细研究知识充分竞争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失灵市场中的产销关系就会发现，无论在哪个市场，产销双方都会认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最优方案。知识产权保护的初衷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功能鼓励创新。虽然知识的垄断行为可能导致知识产权的暂时浪费，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闲置或浪费不会对知识本身造成影响，更不会造成社会福利的缺失。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现代市场功能基本构件，广泛地参与到市场调配资源的各个环节。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追问从熊彼特开始，即与技术进步挂钩。人们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技术进步又需要经济投入，在经济与技术之间，知识产权制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库兹涅茨(S.KuZnets)把经济增长归功于知识增长。在他眼中知识存量大幅提升是时代创新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吸引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实现并支配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罗默(Romer)强调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存在必然联系，并提出与其相关的理论框架，其中包括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四要素论。一是知识可以增加投资收益，二是知识可以创造投资需求，三是知识与投资可以良性互动，四是知识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总之，知识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后人又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最甚，直接引发了知识产权理论重心的转移——由“公平”与“权利”转向“效率”与“功能”。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价格不是调节供求关系的唯一手段，资源配置需要制度规范，其领军人物——诺思在阐释制度变迁理论时指出，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司法保护和运行规则是现代市场的制度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变迁中作用特殊，知识产权明晰必然利于市场扩大创新收益率增大从根本上摊薄了创新成本，这一连锁反应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英、荷两国首先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因为英、荷最早确定的知识产权制度，有效提升了人们的创造力。此后，知识产权制度又扩散到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直接带动了产业革命的推广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制度构建，这成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本质差距不是技术、资本、劳动力，而是制度差异，发国中国家缺乏更具有激励机制的经济制度。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更多地来自激励制度方面，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