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者认为世界体系中的观念因素比物质因素重要、文化结构比权力结构重要，所以，决定世界体系稳定与否的，就是世界体系的文化结构而不是实力关系。不过，建构主义者并不认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有了共识（文化）就可以臻至稳定。因为文化是中性的，既不一定导致冲突，也不一定促成合作；有些文化提倡冲突，而有些文化追求稳定。所以，世界体系能否稳定，关键不在于国家有没有共识，而在于这种共识（体系文化）是什么。

体系文化影响体系稳定性的途径在于，体系文化可以塑造国家的身份，身份又决定了国家的利益，而利益导致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国家只有先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进而知道应该去“做什么”。然而，国家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形成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国的看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所以，如果体系文化倡导“成王败寇”，那国家就会相互残杀；如果体系文化倡导“和平竞赛”，那国家就会相互竞争；如果体系文化倡导“友爱互助”，那国家就会和谐共处。在温特所提出的三种体系文化中，霍布斯文化下的体系最不稳定，洛克文化下的体系比较稳定，而康德文化下的体系最为稳定^[20]。

霍布斯文化下的世界体系是最不稳定的，因为霍布斯文化营造的是一种永不休止的冲突气氛。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相互敌对，每个国家都不承认其他国家有生存的合法权利，所以经常毫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大规模的战争、劫掠和屠杀周而复始地发生，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时刻准备着应对战争。由于国家会对其他国家的存在感到恐惧和敌意，所以即便偶尔因为物质能力的限制暂时中止战争，冲突也会在短时间后重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反映了典型的霍布斯文化，春秋时代许多国家遭到兼并，而战国时代战争依然频频发生，甚至出现坑杀降卒的极端做法。时至今日，某些国家间关系依然处在霍布斯文化的阴影下，比方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洛克文化下的世界体系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洛克文化营造的是一种类似体育竞赛般的竞争气氛。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当成竞争对手，即使失败者也只会被暂时淘汰出局，不会亡国灭种，且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洛克文化下，主权就是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存活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证。虽然战争仍是合法的，但暴力的使用受到限制，毁灭性战争已经很少发生，国家之间出现长时间均势的可能性增加了。在洛克文化的影响下，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主权原则之后，但凡参与主权体系的国家，基本上都存活至今。17世纪的欧洲大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瑞典、丹麦，400年来经历兴衰浮沉，各自遭遇迥异，但现在它们都依然存在于世界舞台之上。

康德文化下的世界体系是最稳定的，因为康德文化营造的是一种友爱互助的气氛，每个国家都将其他国家当成朋友。在康德文化下，战争不再被视为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国家间一旦出现争执和矛盾，将倾向使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谈判、协商或诉诸法律等；而且国家间形成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安全制度，具有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精神。目前，欧洲地区基本上已经覆盖在康德文化之下，欧盟国家内部已经很难出现战争，而对外部则采取基本一致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此外被公认为“特殊”的美英关系和美加关系，都可以视为康德文化的一种表现。

建构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稳定的观点同样遭到了质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讲，建构主义强调国家与体系互动，但作为体系理论，建构主义在分析和解释现实时难免要强调体系文化对国家的制约和塑造，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国家对体系文化的冲击和改造。历史证明，国家有可能通过改变体系文化而影响世界体系的稳定。比方说，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改变了原本存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洛克文化，使得欧洲列强重新陷入霍布斯文化之中。在一战中，两大军事集团都希望置对方于死地，为此不加限制地使用暴力，反映了霍布斯文化的特点^[21]。第二，从理论上讲，康德文化下的世界体系无疑是非常稳定的，但人类完全达到这种程度则可望而不可及。建构主义者所枚举的现实世界中处于康德文化的国家，无不位于西方发达世界之内，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文化上同源分流的欧美国家。倘若换持“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来解释这一现象，或许他会说，这些国家之间保持稳定关系的原因，主要不是康德文化的作用而是他们同属于基督教文明圈^[22]。也就是说，体系文化与文明体或文化圈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并不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达到康德文化那样的程度。如果忽视国家间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综合作用，就可能陷入对康德文化的过度强调和盲目乐观。

通过上述三个视角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学者们关于如何实现世界体系稳定这一问题的一些观点。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者们不懈探讨世界体系的稳定，但世界格局自形成以来，却经历了坎坷而动荡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