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构主义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它的学术意义在于它重新设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把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与物质主义分析相反，建构主义“特别强调观念因素如文化、信仰、规范、理念和认同的重要性”[52]。总体来看，建构主义学派的分析重点是从文化性要素对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开始，其理论范式是分析构成国际体系的理念性要素与物质性要素、国家利益判定、国家间关系认知、国际体系结构构成等要素和结构间的互动关系。其理论虽未直接分析文化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关系，但其议题所指向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概念，且将文化因素置于全球范围内影响主体间关系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位置。因而，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研究紧密相关，是当前国际关系框架下分析“文化与安全”问题最主要的元理论之一。
（一）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文化”
建构主义理论以“理念主义”视野将广义的文化性因素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构成性要素。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建构主义是理念主义为本体论，整体主义为方法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世界包括物质和理念两方面，物质本身没有社会意义，只有在施动者的社会互动中才产生社会性意义，因此强调理念的作用和施动者实践活动的意义。温特否定纯粹物质主义，强调国际体系文化（或称为共有知识、共有期望、共有观念等）对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意义，认为物质因素虽然客观存在，但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够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能具有实质性内容。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影响行为体行为，也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物质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即是国际关系结构中的行为体之间以广义的文化为内容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果。这种文化的形式包括规范、规则、制度、意识形态、组织、威胁体系等等。
（二）建构主义理论中的“结构”
与理性主义对国际结构的分析不同，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由三个因素互动而形成，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识，即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其次是物质性因素，通过社会性结构对行为体的行为起有意义的影响；第三是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三方面要素互动产生的观念分配（或称为国际体系文化）即是国际体系结构。包括经典国际关系理论视为先验给定的“无政府状态”也是经主体间互动而形成的观念分配，一种经社会性建构而形成的国际体系文化和体系结构。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塑造的”，所谓的“无政府逻辑”本身是不存在的，导致产生无政府体系结构和逻辑的是文化结构，不是无政府体系本身。无政府逻辑在宏观层次上却存在至少三种结构，基于不同的角色，分别为相互以敌人角色认知的霍布斯文化，以对手认知的洛克文化，以朋友角色认知的康德文化。
（三）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互动”
温特认为行为体间互动产生和运作的机制为“互应逻辑”，两个国家在从来没交往的情况下没有共有知识，也不存在结构问题，由于文化中不同逻辑间的矛盾、文化间的竞争是结构变化不竭的源泉。
在一种需要合作的社会体系中，行为体可以相对自由地改变他们的信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相对于他者的、可以加强某种思维方式的承诺。而在文化情况中，行为体的某些行为是以某种形式依赖于他者的，目的是实现行为体自己的利益。这种文化和建构，或者温特所说的结构与施动性关系，是“文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机制和逻辑，国家所持的社会共有观念影响着其对外政策的行为和方式，而这种认识和行为又加强和再造了这种观念，从而影响和形成特有的国际关系结构，他强调所说的“自我”指的是“共同体”，所说的“预言”是指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温特认为，共有知识的分配结构和三种无政府文化的内化程度影响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运动。霍布斯文化的高死亡率使人们有了创造洛克文化的动机，洛克文化表现出来的持续暴力，尤其是当为了适应竞争逻辑的需要，毁灭性力量得以发展的时候，又使人们有了向康德文化发展的动机。每到达一种“高”一等级的国际文化，国家就获得了某些权利：在洛克文化中国家获得了主权，在康德文化中国家获得了免于暴力和得到安全援助的权利。虽然不能确保国际时间（international time）会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至少它不太可能倒转。
温特提出，从建构主义的视野来看，可以给“现实主义”一种新的定义方式：国际生活的文化是不为国家行动所转移的，所以国际关系学者应当把文化作为给定因素，即使之具体化，然后集中考虑怎样帮助国家在这种文化范围之内获得最佳结果。同时，他认为，如此看来“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其理论所造就的知识在现有体系范畴内是有用的，却无力改变体系。“理念主义”将国际生活的文化依赖于国家的行动，因此学界应重点显示国家怎样创造这种文化，并改变文化。
（四）建构主义发展与评价
建构主义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现较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有卡赞斯坦的安全文化理论、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鲁杰的体系演进理论、温特的身份建构主义、克拉托赫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等。
秦亚青在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时提出，建构主义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理论。他认为当前建构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果在世界政治领域使用文化的概念，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法律、规范、机制、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等具体文化形态，而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机制研究和规范研究上面，且不是从文化视角对国际机制进行工具性分析。他认为，世界政治是需要文化理论的，因为世界范畴内的文化内容很可能是引导世界前进的主要因素，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需要超越建构主义，至少可包括文化的形成、文化形成的动力、文化的功能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建构的理论假设：“文化的形成势必包含文化结构和文化单位两个因素，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化力的推进形成文化结构和改变文化结构，文化结构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影响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53]对此，秦亚青提出了一系列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认为这项浩大的工程应首先从厘清文化结构、文化单位、文化力三个概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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