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主义的评价视角
对行为、事件状态、个人利益和社会成就的评价始终保持一种多元主义立场，这是森一直坚守的主张。在他看来，要求价值目标的同质性和价值评价的完备性是一种专断的限制。评价活动中，至少存在两类多元主义：一是“信息变量多元论（information pluralism）”，另一是“原则多元论（principle pluralism）”或“排序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ness of ranking）”。
1.多元信息观
森赞赏“信息多元论”，要求无论在经济学还是伦理学领域都扩大信息基础，不赞成把某一种信息置于唯一统治地位或排除其他信息因素对评价的影响。与此相对立的是一种“信息一元论（informational monism）”主张，它把某一类信息看成具有绝对的内在价值，排除任何其他信息的价值，或者其他信息只有在转换为这类信息时才被认可。主流经济学家经常采纳此种信息利用方式，他们“并不对判断个人状态和利益的焦点多元性感兴趣。事实上，主题的极大丰富性经常被看成是一件难堪之事”。(131)
在研究生活水平时，森阐述了两种评值信息的多元性。一种是“竞争性的多元性（competitive plurality）”，即可以选择不同信息作为评价基础，这些不同备选对象众多且互相竞争。另一种是“构成性的多元性（constitutive plurality）”，即被选的某类评价信息内部包含不同方面，它们互相补充但不互相替代。(132)比方说，若分别从效用、基本善和功能性活动视角看待个人利益或生活水平，那就是一个“竞争性的多元性”；若一个人持快乐的生活水平观，不同类型快乐就表现为“构成性的多元性”。
可行能力方法充分顾及到了“竞争性的多元性”，它不排除包括商品、收入、“基本善”等其他指标在评价中的用途，没有为了坚持一类信息基础就完全否定另一类信息存在之可能。森说过，“对福利主义的拒绝，不一定会使我们达到可以不让功利发挥任何作用的地步。似乎难以证明，个人的兴趣本应与他的幸福或愿望的满足无直接关系”。(133)充分的评价框架应尽量包容更多信息，把各方面信息结合起来考虑。既关注各种自由，还考察效用水平；既重视福利，也赋予主体性以内在价值；既重视人的能动性，还重视人的成就。“其实，即便描述的同质性明显吸引了许多道德哲学家（包括功利主义者），但是，多元性建议还是构成了实践伦理学的主要内容”。(134)
森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始终透露着信息多元主义的信念。例如，他认为可以有许多不同方式看待生活质量，存在大量“什么是好生活”的互相竞争观点：你可能生活富裕，但不健康；你可能健康，但不能过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你可能获得你想要的那种生活，但不快乐；你可能快乐，但没有更多的自由；你可能有更多的自由，但无法实现更多的目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无法像一个职业经济学家那样赋予生活水平以一种完备的精确定义。“多样性确实是传统生活水平描述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研究并不是要取消这部分，而是正视这种多样性……”。(135)再如，对主流经济学自利观批评之后，森没有否定个人偏好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承诺行为不是他推荐的唯一行为动机，动机本身是多元的。在探讨权利问题时，森同样以多元态度批评“约束权利观”和“工具权利观”的狭隘性，可并没有说不存在权利的约束性，也没有否定权利的工具价值。还有，不平等、贫困、社会排斥等各种剥夺现象的内在多样性，都被森具体论述时提到。
更有意义的是，森还关注一些基本变量在它们各自类别中也内含丰富，即“构成性的多样性”。效用、自由和可行能力都具有内在多元性，效用是复合的，功能性活动样态是多样的，自由的内涵是多面的。森之所以突出可行能力的评价地位，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着其他评价信息不具备的内在多样性优点。在进行评价时，可行能力作为信息基础更宽泛、包容性更强、考察问题更全面。可行能力方法把评价信息看成是多维的，承认超出效用和程序权利之外的有价值目标，承认超出个人自利追求之外的其他目的，承认对价值评价基础的设定以及相关度量会随着个人和社会的差异而变化。
首先，“功能性活动方法内在的就是信息多元主义”，(136)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功能性活动。如果把功能性活动扩展到可行能力视角，那么多元性就更突出了。自由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控制自由和机会自由，实质自由和形式自由都是自由多元性的某一面。
其次，可行能力不仅要求关注一个人实际有的机会，还顾及有关个人特征、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一个充分的信息框架不能无视这些差异，而应敏感于这些差异，因为它们决定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感觉到的效用程度，一个人把商品和基本善转换为自由的程度，都与人际差异相关。
最后，森始终保持对可行能力描述的开放性，没有建立一个完备的可行能力名单，也没有为此提供一个详尽的功能性活动目录。假如以为多重性造成可行能力视角的窘境，就替代一种同质功能性活动选项，这反而将严重缩小人们评价性推理的范围。正是这个意义上，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启发了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但在运用功能性活动的方式上，两人存在实质差异。森说：“亚里士多德相信……‘存在唯一的功能性活动名单（至少在某种普遍层面上），它们事实上构成了人之善的生活。’这种观点与可行能力方法并非不一致，但可行能力方法绝没有这样的需要。”(137)
森不否认存在对于所有社会都有意义的某些基本可行能力，也并不反对列出一些可行能力名单，但“最终的”、“固定永恒”的名单并不存在。可行能力名单依赖于评价实践的各种目的，以及相关的推理和普遍的社会讨论。即便有时根据相关实践选择一些可行能力进入评值名单，也没有否定其他可行能力对于其他目标的重要性。评价时选择考虑什么可行能力受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目的会选择不同可行能力，社会条件以及其所建议的优先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时候，广泛参与、公共讨论和推理能促使去更好理解特定可行能力的角色、范围和重要性。假如认为有一个被纯粹理论所预先决定的权威的、绝对完备的和固定不变的可行能力名单，不仅不可能，而且将损害普遍的社会讨论、公众推理和开放争论等在社会理解过程中富有成效的角色。各种建议的有限性和不完备性，表明评价性问题应该在一个更加灵活框架内加以解决，需要社会公众最广泛的参与、理解和合理审查。
2.多元排序观
可行能力方法有一个比较和加总以便得出总评价的问题，但有许多不同的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集，以及其他相关评值因素，给以它们何等权数呢？有些学者认为“不可操作”的可行能力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并非所有可行能力都等值，怎么进行衡量？例如自由迁移的能力与打篮球的能力相比就有着大不相同的意义。他们批评森在可行能力描述上含混不清，无法精确度量，没有说明哪些可行能力更加基本和重要，哪些相对次要。
森不否认这些质疑都是要面对的“烦恼”，对可行能力进行准确度量和比较的确是一件难事。但各种可行能力不得不互相权衡的要求决非令人不安，这是任何评价体系所内含的一个部分。就像不同商品空间是实际收入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我们不能以各种商品价格不一为理由，来批评以商品为中心的评价观。要求选择和区分哪些特定功能性活动重要，哪些功能性活动微不足道且可被忽略，“对于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的概念化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也不是唯一的困难”。(138)
首先，按照森的解释，提出可行能力方法的最大意义在于确定了一个有价值的且宽泛的评价空间，但并没有证明每样东西都能塞入该“空间”，乃至于把它们看作同等重要。可行能力方法的基本要求既没有必然使所有类型的可行能力得到相同价值，也没有指明无论什么可行能力必然在评价中有某种价值。之所以提出可行能力方法，是为了肯定考察视角转向人们实际过的生活和自由的需要，反对聚焦于获得成就和自由的手段。森的意思是：首先必须认识可行能力为重要指标，且具有内在的复杂多样性。不过，在评值信息上达成一致，并没预设实现了评价上的一致性。还有进一步审慎做出估价、比较各种可行能力和功能性活动的任务。
其次，对不同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进行相对评估，是可行能力方法的构成部分之一。依森的介绍，有如下一些可供选择的排序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完备排序（complete ordering）”，即对所有备选对象比较之后排序。“一元论”观念中，不仅价值目标必须同一类型和同质，还要求一个单一和完备的评值定级。经济学往往运用狭隘的理性进行排序，要求在对不同事件状态进行评估时，理性个体能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状态进行比较并获得一个完备排序。于是，人们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处理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问题，通过各种妥协、交易，决定一套备选目标集的平衡是否优于另外一个，从而形成一个“平衡的完备排序（balanced complete ordering）”。
关于这种方法，森没有完全否认其用途，尤其是在公共政策中，认同一致性和完备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社会选择函数是必要的。但必要性并不意味肯定能找到一种完备性排序，乃至只有确定了完备性之后才行动。这样看待完备性，在方法论上既不明智也不合理。完备性是社会偏好的可欲特点，但不能迷信崇拜它。一则，作出决策本身没有表明有充分理由去选择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另则，完备排序不必然是一个道德原则合法性的优先要求，一种实质道德方法可能产生评价的完备性，也可能不产生，甚至也许永远不会产生。假如价值冲突确实仍然悬而未决，假如平衡原则不能一致地“裁决”互相冲突的众多原则，那么总体排序很可能就不完备。
第二种方法是“局部排序（部分排序，partial ordering）”，不苛求一种完备排序，具体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局部占优排序（dominance partial ordering）”，指即便没有对所有选项进行比较，也可以突出选择某些方面进行相对比较。比如，选定某个焦点空间，在一种“占优关系（relation of dominance）”中实现局部范围内评值排序。“如果个人i比个人j拥有更多的某一种有显著意义的功能性活动，而且拥有至少和个人j一样多的所有其他的功能性活动，则个人i显然比j拥有价值更高的功能性活动向量”。(139)
另一种形式是“交集方法（intersection approach”），它允许多元评价出现部分排序的不完备性，但认为多元评价的不同部分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可以根据“支配性推理（dominance reasoning）”，在“交叉”部分得出“在所有方面x都优于y”，从而建立一个明确的总体排序。《论经济不平等》中，“广泛使用的程序是寻找不同原则或方法的部分一致性，然后将所有的比较都仅限于以这种部分一致性为基础的‘交叉’排序。这个程序倾向于追求一个局部排序……”。(140)
以上两种局部排序可通过确定可能的权数（weights）而延伸成“完备排序”，但并不一定要求这样做。而且，权数的选择是一个在开放、批判和公共讨论之下接受公众审查和认可的过程。总体上说，部分排序还含有某种简单一致性的特点，如果本质上存在不可消除的不一致性或冲突又怎么办呢？
第三种方法是承认“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存在的“不完备排序（incomplete ordering）”。它承认存在无法回避和平衡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它会承认没有最优选择存在，即承认一类备选对象优于另一类备选目标，又承认另一备选项相对于这一备选项的优势。部分排序的方法还是一种“开放的不完备性”，处在“准备”被扩展的状态中，它可以随时补充更多信息和原则，为进一步评价留下了宽广的空间。而在“封闭的不完备性”中，缺乏完备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为扩展部分序留任何余地。(141)
森事实上深刻怀疑在把局部排序扩展成完备排序过程中不会被掺入武断因素，对冲突可能完全解决也表示怀疑。完备排序不是一种评价活动合法性的先验要求，必须承认不完全比较的存在。不完备性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如果一个基本观念具有本质的模糊性，那么，对它的精确公式化表述应当尽力去把握模糊性而不是失去复杂性，这是“不完备性的基本理由”；其次，虽然人们不能在实践中确定所要追求的完备排序，但由于必须做出决策的需要，不得不做出部分排序，而不是等到每件事被排序之后，这是“实用的不完备理由”。决策的必要性本身当然没有解决冲突，只是意味着决策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出于部分合理性而做出，“接受有冲突的总体判断准则并非意味着违反理性选择”。(142)
“不一致性”也许不受主流经济学欢迎，但接受有冲突的总体判断准则并非违反理性，仍可做出有足够部分理由的选择。如布鲁丹之驴，明智者会选择一个不比另一个选项更差的备选项。再例如，营养良好并不永远好于或者低于良好住房，当人们在家里濒临饿死之时，营养良好的能力就具有优先性，当他们有着充足食物，也许优先考虑转向了良好住房。“给定利益评价相关的多样性背景，我们绝不可能获得一种唯一的利益量度，它在所有情况下优于其他尺度，它在所有背景下可以应用”，很遗憾，无法寻找到“这样一种有魔力的量度”。(143)
毫无疑问，对所有功能性活动向量或可行能力集逐一进行排序和进行全面比较，这个目标太高了。在排序时可尽量以完备性为目标，但不必坚持把所有功能性活动拿出来比较一下。要抛弃传统理论“全有全无”的思维方法，避免任意盲目地运用排序的完备性。有时可以采取“局部排序”的比较方式，对某些向量相对于另一些向量进行定级，但不要求评价排序的完备性。有时还可以突出某种可行能力来比较，对选定作为焦点的某些向量进行权衡，而不要求有完整的覆盖面。
不完备性的开放态度表现在森对许多问题的分析中。例如，关于不平等，森认为人们脑海中运用的不平等概念事实上较少精确，更多是不完备序。“不平等概念并不具有天生的‘完备性’。……它有着多面性，可以在不同方向指明它，有时不可能期望一个完全排序的出现”。(144)通过精确描述收入多少和差距好像可以说明各国收入分配平等与否，可当运用基于收入的不同公式化方法去衡量不平等时，还是会大不一样。“极差”比较了收入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距，但忽视了两个极值之间的分配情况；“相对平均离差”比较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平均值的差异，但没有考虑收入从较穷者向较富者的转移情况；“方差”对任何从穷人到富人的收入转移都敏感，但忽略了分配之间的差距；“变差系数”对任意收入水平上的收入转移都敏感，但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转移的不同影响保持了中立；“对数标准差”突出考虑了低收入水平上的转移，但不敏感于高收入水平上的转移。除了这些实证测度方法，还有道尔顿（H.Dalton）、阿特金森等规范性方法，但它们只在平均收入相同情况下才起作用。(145)这些现象说明，测量经济不平等时，不应指望任何一种唯一指数，而应将各种测量方法综合考虑。以往不平等度量所遇到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来自追求“完备”衡量尺度的欲望，即每对分配都能在每个衡量尺度之下被比较。事实上，有时需要不同度量之间的部分一致性，把整个比较限定在交叉排序或其他不完备序上。在发展问题上，森也讲过，“在评价发展时聚焦于自由，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唯一的而且精确的关于发展的‘标准’，并且按此标准总是可以对各种不同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和排序。给定自由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异质性，以及有必要注意到不同个人对不同自由的需要，对怎样排序总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所有状态——或者所有可能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到‘全局排序’，而是要引起对发展过程的那些重要方面的注意，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注意。即使在给予这样的注意之后，毫无疑问，还是会有不同的可能的全局排序，但对满足我们的目标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146)
或许，采用不完备排序会导致一致判断的难产，从而使多元主义容易备受诟病。但运用几个不同的原则是为了满足多样性关注的需要，某些原则的引入还扩大了社会判断的信息基础。原则多元主义允许超过一个以上的程序或者伦理原则在备选可能行为的评价中和事件状态的评价中起作用，它把决策问题看成不是“挑选最好的原则”而是协调各种原则的运用。因此，“问题不在于可能缺少理性可辩护的社会决策程序，而是彼此各异考虑的相对重要性，它使得我们在评价各种程序时趋向于不同的方向”。(147)
在一定程度上说，能进行公共检视和开放性批评，即公开明晰的评值，才是理性主体评价工作的本质特点。要求非得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不是评价活动的本性。不完备性和模糊性对人类社会来说并非坏事，它赋予人的主体能动性和理性以重要地位，为他们留下了足够的活动空间。既然无法用简单精确公式进行评价，那么透明的开放讨论就在所难免，公共事务优先考虑何种可行能力最终取决于公开明辩的讨论。“公众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评值的辩论，是民主运作和负责的社会选择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公共评价而言，无可回避的是需要通过公众讨论来作出评值”。(148)有些人喜欢运用一个机械指数，以为可无需公开明晰地说明采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以及为什么采用它，或者把一切交给制定那些牢不可破的简单函数、精确公式的专家，这就否定了人作为理性动物的特征。在社会现象、评价指标、行为判断等问题上的争论，所提出的需要无非是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如果确定了足够宽广的评值信息之后，不同人能够自动地对各种状态的评价完全达成一致，那当然是件好事。不过，以自由和理性的观点来看，并不一定需要此种一致性，在社会判断时进行更多的公开审视可能要比一致性更有意义。“可行能力框架有助于澄清和说明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ing）的主题，……但可以证明，它不可能明智地去追求替换持续公共理性的需要”。(149)
评价活动的这种特点正好与森的集体选择理论不谋而合，因为“理性应用评价体系最终是个社会选择的问题，它不会在机械地寻求脱离评估争议的技术形式中被忽略”。(150)森研究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不可能用一个唯一有效的普遍原则来解决社会选择中的所有问题。在经济学中，帕累托原则已是非常弱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仍然遇到与自由主义背离的难题。这从一个层面说明，一个在所有情况下被假定是有效的绝对集体选择原则是多么难以实现。一些简单原则有时只是貌似“普遍原则”，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有效，而非任何情况下有效。集体选择中经常遇到的仍是非基本原则，它们同样有助于理解和评价集体选择的程序，同时也留下了理性合理检视的空间。只有受虐狂才会从处理每个选择境况的完整细节中得到享受。如果领悟了这一点，简单原则也非不可运用，只要明白简单原则只是方便的捷径和有益的指导，而非一位必须痛苦服从的主人。(151)
受多元思路指引，森从基本层面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思维局限，开辟出一个新的评价空间。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评值体系构成经济学和伦理学的链接点，在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活动的“可行能力”概念中，描述和规范完全缠绕在一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可行能力为评价基础的框架能否在实践中被运用？如果无法应用于经验之中，它就至多只有道德和政治价值。幸好，可行能力方法固然是一种规范观念、思考框架和评值模式，但它并没有只陷入哲学思辨，而是从理论层面深入到可操作的具体实践，利用经济学方法来经验地分析。可以说，森一直坚持评价活动的丰富性，同时还要求它能切实可行，能对现实进行评估。这一切完全展现在其对发展、不平等、贫困和饥荒等问题的研究上，这些研究既不是无法验证的和实证分析的，同时也包含了价值评估。用普特南的话说，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回到了对于社会福利的一种理性的和人道的评价，亚当・斯密把这种评价当作经济学家的根本任务”。(152)
【注释】
(1)Sabina Alkire.Valuing Freedoms：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Poverty Reductio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2.
(2)阿马蒂亚・森.简论人类发展的分析路径，尔冬译，选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Amartya Sen.The Standard of Living，with contributions by Muellbauer，Kanbur，Hart，and Williams，G.Hawthor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2.
(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Amartya Sen.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 and New York：North-Holland，1985，p.6.
(6)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p.87-88.
(7)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88.
(8)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5.
(10)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93.
(11)参见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阿马特雅・森.公平，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2.
(14)Amartya Sen.Utilitarianism and Welfarism.In Charles K.Rowley（ed）.Social Choice Theory，Vol.II.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3，pp.247-248.
(1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阿马蒂亚・森.什么样的平等？闲云译.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18)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台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9)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0)Amartya Sen.On Economic Inequality.Enlarged edition with a substantial annexe On Economic Inequality after a Quarter Century，by James Foster and Amartya Se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p.113.
(21)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pp.58-59.
(22)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p.59.
(23)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p.56.
(24)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510.
(25)阿马蒂亚・森.社会选择，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6)“个人排序的容许集”、“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正向联系”、“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公民主权”、“非独裁”等五个条件。（见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维则.钱晓敏、孟岳良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森简化为如下四个条件分别：“无限制领域”、“帕累托原则”、“无关备选对象独立性”、“非独裁”。（参见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29；阿马蒂亚・森.社会选择，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Amartya 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346.
(28)Amartya 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338.
(29)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0)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对政府功能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理论纷争，费朝晖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1)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对政府功能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理论纷争，费朝晖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格拉夫.理论福利经济学，夏炎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33)关于“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可参见Amartya Sen.The Impossibility a Paretian Liberal.I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p.285-290.
(34)“条件L（自由主义）：对于每一个个体i，至少存在一对备选对象（x，y），如果这个人偏好x胜于y，那么社会应该偏好x胜于y。如果个人偏好y胜于x，那么社会应该偏好y胜于x。”“条件L（最小自由主义）：至少存在两个个体，对于他们任何一个人，至少存在他们可决定的一对备选对象，也就是说存在（x，y），如果他偏好x胜于y，或者偏好y胜于x，那么社会应该偏好x胜于y，或者y胜于x。”（Amartya 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286-287）。还可参见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p.79.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11.
(35)Michael McPherson.Amartya Sen.In Warren J.Samuels（ed）.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2，p303.
(36)阿马蒂亚・森.社会选择，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7)Amartya 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248.
(38)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晏智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9)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晏智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0)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626.
(41)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Amsterdam：North-Holland 1979.p.199-200.
(42)Michael McPherson.Amartya Sen.In Warren J.Samuels（ed）.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2，p.304.
(43)Amartya Sen.Reason before Ident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1.
(44)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5)Amartya Sen.Symposium on Amartya Sen’s Philosophy：A Reply.Economic and Philosophy，Vol.17，No.1，2000，p.61.
(46)Robert Sugden.Welfare，Resources，and Capabilities：A Review of Inequality Reexamined by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1，No.4，1993，p.1948.
(47)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8)阿马蒂亚・森.开放的和封闭的公正，选自：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刘训练编.台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49)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2)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53)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1.
(54)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55)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42-343.
(56)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57)Amartya Sen.Property and Hunger.G.Lee.Bowie，Kathleen Higgins and Meredith W.Michaels（eds）.Thirteen Questions in Ethic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568.还可参见Amartya Sen.Rights and Agen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1，No.1，1982，p.4.
(58)Amartya Sen.The Moral Standing of Market.In Thomas Donaldson and Thomas W.Dunfee（eds）.Ethic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Vol.I.Aldershot and Brookfield：Ashgate/Dartmouth，1997，p.120.
(59)黄有光.经济与快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0)阿马蒂亚・森.〈为福利主义辩护〉的回应，摘自黄有光.经济与快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1)Amartya Sen.Property and Hunger，G.Lee Bowie，Kathleen Higgins and Meredith W.Michaels（eds）.Thirteen Questions in Ethic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568；还可参见Amartya Sen.Rights and Agen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1，No.1，1982，p.5.
(62)Amartya Sen.Rights and Agen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1，No.1，1982，p.5.
(6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4)Amartya Sen.The Right to Take Personal Risks，G.Lee Bowie，Kathleen Higgins and Meredith W.Michaels（eds）.Thirteen Questions in Ethic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p.305-306.
(65)阿玛特雅・森.公平，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6)Amartya Sen.The Right to Take Personal Risks，G.Lee.Bowie，Kathleen Higgins and Meredith W.Michaels（eds）.Thirteen Questions in Ethic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304.
(67)Amartya Sen.The Right to Take Personal Risks，G.Lee Bowie，Kathleen Higgins and Meredith W.Michaels（eds）.Thirteen Questions in Ethic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304.
(68)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632.
(6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0)Amartya Sen.The Right to Take Personal Risks，G.Lee.Bowie，Kathleen Higgins and Meredith W.Michaels（eds）.Thirteen Questions in Ethic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309.
(71)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14.
(72)任赜，于真翻译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把agency译为。在王宇，王文玉翻译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则译agency为“主观能动”，把agent译为“主体”。王利文、于占杰翻译的《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把agency译为“主体性”，agent译为“能动者”。
(73)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7.
(74)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6.
(75)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7.
(7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7)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7.
(78)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7.
(79)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7.
(80)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124.
(8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82)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6，p.104.
(83)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318.
(84)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6，pp.121-122.
(85)本书采取《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版译法，《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译版把capabilities和functioning翻译为“能力”和“机能”，《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分别译为“能力”和“生活内容（项）”。
(86)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9.
(87)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8)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Ind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In The Amartya Sen and Jean Drèze Omnibus.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
(8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参照英文有改动。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Alfred A.Knopf，p.75.
(91)Amartya Sen.Capability and Well-being.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eds）.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38.
(92)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0.
(93)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94)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Ind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In The Amartya Sen and Jean Drèze Omnibus.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11.
(95)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92，p.49.
(96)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85.
(9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06.
(98)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9)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0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2)Amartya Sen.Freedom of Choice：Concept and Cont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2，No.2-3，1988，p.272.
(103)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86.
(104)Amartya Sen.The Standard of Living，with contributions by Muellbauer，Kanbur，Hart，and Williams，G.Hawthor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6.
(105)Amartya Sen.Freedom of Choice：Concept and Cont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2，No.2-3，March 1988，p.278.
(106)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119.
(10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
(108)森有时又把自由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实现目标的机会；第二，决定的自主；第三，不受侵犯。（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10.）
(109)Amartya Sen.Liberty as Control：An Appraisal.In Charles K.Rowley（ed）.Social Choice Theory，Vol.I.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3，p.473.
(110)Amartya Sen.Liberty as Control：An Appraisal.In Charles K.Rowley（ed）.Social Choice Theory，Vol.I.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3，p.484.
(11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2)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7.
(113)Amartya Sen.Elements of a Theory of Human Right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32，No.4，2004，p.336.
(114)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
(115)Frank Ackerman，et al.Human Well-being and Economic Goal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7，pp.88-89.
(11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7)Samuel Scheffler.Introduction.In Samuel Scheffler（ed）.Consequential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
(118)Bernard Williams.Consequentialism and Integrity.In Samuel Scheffler（ed）.Consequential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0-21.
(119)Philippa Foot.Uti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s.In Samuel Scheffler（ed）.Consequential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24-225.
(120)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313.
(121)Amartya Sen.Rights and Agen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1，No.1，1982，pp.5-6.
(122)Amartya Sen.Consequential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7，No.9，2000，pp.483-484.
(123)Samuel Scheffler.Agent-Centred Restrictions，Rationality and the Virtues.In Samuel Scheffler（ed）.Consequential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52.
(124)Amartya Sen.Consequential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7，No.9，2000，p.483.
(125)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6)参见Bernard Williams.Consequentialism and Integrity.In Samuel Scheffler（ed）.Consequential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J・J・C・斯马特，B・威廉斯.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牟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7)Samuel Scheffler.Introduction.Samuel Scheffler（ed）.Consequential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12.
(128)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63.
(129)Amartya Sen.Consequential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7，No.9，2000，p.489.
(130)Amartya Sen.Evaluator Relativity and Consequential Evaluat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2，No.2，1983，p.115.
(131)Amartya Sen.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 and New York：North-Holland，1985，p.2.
(132)Amartya Sen.The Standard of Living，with contributions by Muellbauer，Kanbur，Hart，and Williams，G.Hawthor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
(133)阿马蒂亚・森.什么样的平等？闲云译.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134)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32.
(135)Amartya Sen.The Standard of Living，with contributions by Muellbauer，Kanbur，Hart，and Williams，G.Hawthor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
(136)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118.
(137)Amartya Sen.Capability and Well-being.The Quality of Life.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46-47.
(138)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1995，p.44.
(13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0)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41)Amartya Sen.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p.97-98.
(142)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3)Amartya Sen.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 and New York：North-Holland，1985，pp.6-7.
(144)Amartya Sen.On Economic Inequality.Enlarged edition with a substantial annexe On Economic Inequality after a Quarter Century，by James Foster and Amartya Se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pp.47-48.
(145)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4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77-278.
(148)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9)Amartya Sen.Human Rights and Capabilities.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Vol.6，No.2，2005，p.157.
(150)阿马蒂亚・森.简论人类发展的分析路径，尔冬译，选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1)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p.199.
(152)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台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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