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各项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本书研究的金砖四国中，巴西与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密切联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也曾经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金砖四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然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理论联系。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理论构架对知识产权制度加以剖析和梳理，以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特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与知识产权之间缺乏直接的理论联系。原因大体如下:一是受时代局限，马克思(1818.5.5－1883.3.14)所处时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建设相对初级，虽然资本主义已登上历史舞台，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却处于萌芽阶段，关于保护的理论化、制度化工作刚刚起步，一些标准性的核心法规条文如“电路板设计和植物品种保护法”尚未出台，马克思也不可能直接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深度系统研究。二是研究对象错位。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关注客观事物，而对抽象物及其创造方式没有进一步的区分。如果简单地将抽象物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导致对劳动同质化比较理论的最终破产。[23]对此，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人类的创造性是被肯定的，不过这种创造性的充分表现只能发生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和资本主义之外”，但是认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对知识产权是有所洞见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财产权的论述，是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前提因素。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正所谓劳动创造价值，知识产权大多源自创造性劳动，而知识产权之所以能够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劳动的异化，即创造性劳动的异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其诞生是个人资本主义面对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对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经典论断“财产的私有化不是社会分工的原因而是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分工在层次上不断细化，在范围上不断扩大，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当现有知识作为资源形态无法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时，对“新知识”[24]的需求就会驱动资本进入创造性劳动领域。因此恩格斯说“在一定历史阶段，分工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就其具有更快地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作用而言，分工的生产方式具有合理性。于是与分工相伴的私有产权的存在也就具有客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5]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了知识产权行为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效率提升的角度看待私有制的产生。以效率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分工推向极致，甚至异化。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与之相伴的是市场竞争压力的日益加剧。实践证明，创造性的劳动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知识产权制度把创造性劳动赋予了商品化特征，使其与其他商品一道进入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创造性劳动在提升商品内涵和品质的同时，也迅速弱化了物质性劳动的成本和作用。[26]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配理论，揭示出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属性。作为意识形态的知识产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谈到资产阶级思想所掩盖下的生产方式及其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知识产权与其说是鼓励劳动者的制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创造性劳动的系统剥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创造性是“有条件的”，应该发生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之外。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强化[27]属于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
总之，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分工，并藉此获得了规模空前的生产力。但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分工细化，则导致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迫于市场竞争压力，资本家积极寻求扩大生产力的方法和途径，知识的再生产作为创造性劳动是资本家找到的唯一出路。通过知识产权赋予知识的商品化属性，这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最高形式。创造性劳动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却压低物质性劳动力的价格。创造性劳动提升了社会化生产水平，也可以一定限度地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但是，由于创造性劳动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本质依然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而且必然导致信息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资本家社会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将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异化为普通的生产劳动，所以创造性劳动者与其他雇佣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上没有本质差异，这一制度使得科研创新也成为异化劳动。总之，科技创新背后的推手是资本，所以服务的对象也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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