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分析视角

一、自由主义分析视角

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应优先于国家，反对将国家利益看作是超越社会中所有成员个体利益的利益。在自由主义看来，所谓政治就是许多集团将其利益强加给国家，国家成了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争取有利于自己政策的竞技场。^[42]自由主义主张将政府的作用限制在最低限度内，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43]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便利了民主。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民族国家代表着强制性的权力，而市场的法则会带来繁荣、自由和全球的和谐。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体系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44]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认为“（市场带来的）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利润创造民主”。^[45]

以上述论证为基础，自由主义者（包括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作为经济实体的跨国公司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立的行为体。“跨国公司的政策被说成是通过一张永远拓展的经济和技术相互依存之网来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这个角度看，跨国公司意味着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有利于促进世界民主、和平与发展”。^[46]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跨国公司的投资与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促进了教育和减少了收入不平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培育了民主”。^[47]也就是说跨国公司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带来新的资本和技术，以及提供诸如住房和医疗保险的活动，来促进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伴随着这样的经济好处和效果渗入东道国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得以形成，其成员要求更大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自由；让其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大的政治参与——简言之，“对公民和政治权利更好的保护。在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渐认识到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对全球经济的融入对其有利后，它们迟早会变成尊重其国民人权和寻求与其邻国和平共处的自由民主国家”。^[48]

自由主义者还从“民主和平论”出发推导出跨国公司对民主化的需求。因为民主国家（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很少相互开战，所以，为了保障跨国投资经营的和平与稳定环境，跨国公司需要发展中东道国的民主化。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发展，商业利益增加，它们对民主的需求上升。那些开放其经济的威权国家面临着来自国际商业对政治自由化的更大压力。^[49]因为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时代“电子部落”的成员，它要求发展中国家穿上“黄金紧身衣”——一种由透明度、最少腐败、新闻自由、契约市场和民主化织成的“服装”，否则不予投资。^[50]因此，“跨国公司应该被看作是自由的代理人而非暴政的工具”。^[51]它“能够为建立一个比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强制少得多的世界提供了最后的机会”。^[52]

此外，一些自由主义者视跨国公司为西方“民主促进”议程的主要驱动力量。该命题假定“民主促进”会带来发展中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购买力，为商业发展提供很好的社会和谐、高水平的教育和服务供应，这使商业受惠于“民主促进”，因此，跨国资本能够被预期为尽可能地追求高质量的民主。^[53]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自由主义逻辑无论是在美国学者（政治学家）还是在美国的政治领导者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54]

总之，跨国公司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发展中国家中瓦解狭隘利益、稳定内部关系和推进民主的力量”。^[55]作为“增长的引擎”或发展的动力，跨国公司FDI的首要作用在于“向东道国转移了技能，提供了工作，也训练了当地的生意人。它还帮助东道国开发它们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创造了一个讲效率的、多元的自由市场。非常重要的是，它促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