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

二、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只是这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直接代言人。国家的目标只是反映了某些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福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行为与其经济目标密切相关，其他的目标只是工具而已。^[57]与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产生民主的逻辑不同，马克思主义看到的更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及其所导致的政治不民主。市场竞争导致了财富和权力向大企业的高度集中。“市场还会由于只反映那些用金钱来满足的需要和愿望而产生的不平等。市场从来不承认保护人权的需要”。^[58]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资本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资本的利益要求与民众和劳动者的利益相互排斥，一有可能，资本的逻辑必然要压倒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5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向外扩张是经济因素（如“国内利润下降”）的产物；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反映了这个主导资本家阶级的扩张利益；跨国公司精英的首要利益是消灭所有妨碍市场自由、阻止公司扩张的障碍。从这一逻辑出发，新马克思主义者从上述逻辑出发，认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明显与非民主政权结盟”。^[60]他们“接近于将直接投资视为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将冷战和越战视为这一公司精英群体为权力和利润而奋斗的结果”。^[61]他们举出的跨国公司破坏发展中东道国民主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卷入50年代危地马拉政变。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在推翻阿连德政权中起到了工具性作用。^[62]

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进入后冷战时代后，跨国公司“支持发展中国家不完全的政治自由化——保障善治、法治和保护人权。对向民主的完全转型犹豫不决，因为后者会扩展罢工权和给予反市场联盟更多的空间”。^[63]跨国公司担心向深度民主的完全转型会引发危机，“从而使经济改革具有问题性特征：政党碎片化、反市场党派的兴起、行政—立法僵局和更变化无常的经济周期”。^[64]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市场越来越只寻求政策制定结构的形式上变化而非实质的变化。它们被视为积极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被截短（truncated）”的民主，这种“被截短”的民主建立在与“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一样的、徒有民主表象的控制和稳定的基础上。它依靠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来缓和当地民众的不安，同时在经济自由化上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65]跨国公司赞同的是一种“既能较专制更持久地采取嵌入的亲市场政策，又能倡导公民社会社团组织有限权利的“低强度民主”（low intensitive democracy）或“有限民主”。^[66]

新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冷战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促进的正是这种“低强度民主”，它是一种“精英保守”的民主，代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政治后果”，特别适合服务于国际资本的利益。因此，西方“民主促进议程是在跨国公司的指示下作为一种进一步使发展中世界从属于全球资本统治的工具而被精心设计的”^[67]，“华盛顿的‘民主东征’就是为了促进美国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68]。西方民主促进应该被评估为“一种在‘民主自决’的外表下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更大的‘资本主义’市场不平等和权力剥夺”。^[69]

此外，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所获得的结构性权力也对东道国的真正民主不利。各国政府现在彼此之间努力竞争外资投入，设法取悦于国际投资者和公司的政策，这些国际投资者和公司既不以最有利于东道国利益的方式经营，也不对东道国的选民负责，随之而来的是民主水平的下降。^[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