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我国改革策略进行总结，尤其是在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相比较的时候，学术界经常用到的概念有增量改革、渐进改革，相对应的苏、东的改革常被称为存量改革、激进改革。增量改革与渐进改革的特点难以准确区分，学术界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大体要表达如下内容：
首先，在改革次序上，中国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方案，这不同于苏东所采取的“先政治、后经济”或“政治与经济同步”。谢淑丽（Susan L.Shirk）相信，尽管选择不同，但它们本质上都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创造出有效的政治力量来平衡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戈尔巴乔夫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开放政治领域，赋予改革潜在受益者（人民）政治权力（投票权等），让他们来对抗计划体制的维护者（中央计划官僚）。而邓小平相信，在不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他能够运用地方官员作为平衡中央计划势力的一种有效力量。这种用“地方来平衡中央”的做法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时也被采用。[1]在学者们看来，中国的改革次序使得党和政府的权威没有受到挑战，因而得以继续掌控改革的重点、方式和进度。改革首先在能够创造出新的利益的领域（比如对外开放）展开，这些新的获利者（改革初期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成为改革领袖的同盟者和支持者，抵制改革可能出现的逆转，并积极推动改革向着扩大其利益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政权的再分配权威能够弥补改革可能造成的利益受损群体（如通过双轨制来防止改革伤害到国有单位；粮食征购价格提高后，政府没有立刻将其转嫁给城市消费者，由此造成的巨额亏空由财政负担），防止这些群体成为改革的抵制者。
其次，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裴敏欣将渐进改革的本质总结为“干中学”和通过实验来改革。[2]如果说1949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尚有一个苏联模式可供借鉴的话，那么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没有任何现成经验或模式可供参考，这无疑会增加达成共识的难度。“试点”这种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政策机制[3]被用来作为发现可行改革方案的办法。它允许不同模式相互竞争与比较，获胜的模式在中央权力的推动下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如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住房公积金制度等），而那些被证明行不通的模式则被叫停。这种“政策试点与推广”[4]的机制大大减少了中国改革走弯路的概率。
与之相关的第三个特点是，由于政府掌控着改革的进度，我国的经济改革得以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主体部分（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先行允许（或默许）各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形式（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的发展。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在与国有经济组织形式（单位制）并存的过程中很快显示出了优势，国企的厂长看到私企获得丰厚的利润而要求放开价格管制，卸掉他们沉重的福利负担；内陆省份看到沿海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好处而要求在内地实现类似的举措……改革最终实现了由增量向存量的拓展。因而，增量改革的成功与否不只是增量改革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是否具有存活能力，而且在于它能否推动存量的改革。
增量改革与渐进改革基本上准确地描绘出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但它们都有反例。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其核心内容是以家庭种植取代集体农业。农村改革并非一种增量改革，也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渐进改革。为了捕捉增量改革与渐进改革概念所遗漏和疏忽的特点，科斯（Ronald H.Coase）与王宁提出运用“边缘革命”来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他们识别出中国存在的四种边缘革命：①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②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为主要的是农民自由度的增加而导致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③为了安置返城知青而开放的个体私营经济；④为了解决逃港问题而建立的特区。这些边缘革命并非政府理性设计或引导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体对于放松的政治压力的自发回应。“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革命就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5]
四大边缘力量——家庭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它们的快速发展最终使得计划体制的核心——城市和国有工业企业，以及与此相关的计划经济和计划官僚的改革势在必行。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了城市，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进行了前期的各种努力后最终全面推开。作为这些改革的配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动作频频。时至今日，与计划经济相关的行业管理——如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冶金工业部、铁道部、煤炭部、石油工业部、民航总局等先后进行了合并裁撤，政府的规制性职能现在主要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部等综合性部门来负责。之前由各部委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转交给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管理的行业学校、医院等也下放给了地方政府或者教育、卫生部门。
增量改革、渐进改革与边缘革命的概念从不同视角切入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我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宏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试图从单一视角来审视这个过程的努力，在捕捉到改革重要特点的同时，也会遗漏或忽视一些重要的方面。因此，宏观的梳理不能取代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分析。下面就从中观角度来梳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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