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分析视角的简要评析

四、对上述IPE分析视角的简要评析

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均提出了一种关于跨国公司在“民主促进”或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中所起作用的解释视角，并为不同方面的经验现实所证实。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角“在思考跨国公司带来的经济增长、市场自由导致第三世界政治‘民主化’方面确立了一些有效的证据”。它通过“压倒性地强调市场机制、自由民主和诸如跨国公司和NGOs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标明自己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价值与认同相异”。^[76]但它过于强调经济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淡化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导致其得出的结论不免偏颇，即“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不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而是带来民主化。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发展对民主化和民主稳定具有积极影响”。^[77]

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作用，敏锐地注意到国家为国内特权阶级或阶层利益所主导的客观现实，以及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经营所产生的侵犯人权、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妨碍发展中国家真正民主发展的事实。^[78]但它过于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忽视国家或政治相对于市场或经济的独立性，以及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相背离的一面，也忽视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东道国真正民主的积极作用。因此，根据其理论前提所导出的结论也不免偏颇，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诱发了第三世界的威权主义”，跨国公司特别青睐发展中国家的“低强度民主”而非“多元民主”，亦即跨国公司在“民主促进”中起了消极作用。

国家主义注意到了政治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国家利益和政策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活动的影响。但它对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中心地位的强调导致其对国家或政治作用的夸大，过于忽视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相对于国家政治的独立性或对国家利益目标的偏离，从而导致其将跨国公司简单地视为实现母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因而忽视了跨国公司与国家政策目标有时存在着背离的一面。此外，国家主义过于强调作为财富生产和积聚者的跨国公司对母国权力增长的重要性，对跨国公司（财富）与“民主促进”的关系很少涉足。

三大IPE分析视角在分析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关系上之所以得出偏颇或简单的结论，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市场二元分析视角，亦即它们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框架内分析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以NGOs为主体的国际公民社会及其价值观念在塑造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关系中的作用，将社会因素基本上置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西方IPE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看法之所以限定在国家与市场两个维度，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没有摆脱冷战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尤为突出。他们不少人有关国家与市场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国际层次的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上。第二，他们仍然把国际政治视为“国家间”政治，而没有把日益活跃的众多社会行为体纳入其中。第三，他们对于市场的定义虽然包括了利益集团，但是，这部分的分量显然是十分不够的。^[79]以NGOs为主体的社会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NGOs是政治规范塑造的重要倡导者，它们在塑造政治规范和传播民主化价值观方面是至关重要的。^[80]追求规范政治的公民社会跨国网络逐渐改变了政府的自我认同和他们对何种类型的外交政策是适当的看法。当规范被NGOs网络深深社会化时，政府将这些规范内化。NGOs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以及在具体的权利上奋力游说不仅对西方政府，而且对跨国公司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81]“由NGOs引入的‘企业社会责任’给公司施加了环境以及劳工标准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些标准和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政治环境有关，这可能影响到公司自身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看法”。^[82]

因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论是在“民主促进”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都不能离开它与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社会、特别是西方公民社会在塑造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关系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这种作用的忽视直接导致上述三种IPE分析视角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跨国公司在“民主促进”中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中，西方跨国公司从南非的撤资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离开西方公民社会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的这种作用。因为正是前者的强有力推动才导致母国政府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和跨国公司从南非的撤离。

因此，要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在“民主促进”中的作用，必须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狭隘的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才有可能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跨国公司在“民主促进”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