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威权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新闻正义

作为人类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意识形态，威权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柏拉图就是这种思想的早期代表之一。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大多偏爱“理智”，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应当是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包括私欲，最终会使贵族政府降低为暴君政府，因为只有“哲学王”才可以控制自己的内心，有效地约束自己，才配为城邦的执政官。沿着这些假设，柏拉图构造了一个“理想国”，并试图用一种严格的规范来约束公民生活以实现国家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执政官需要严格控制舆论和公众讨论。

最著名的威权主义思想家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他是首个将政治与伦理截然分开的学者，他的理论集中体现在《君主论》（1513年）中，他将关注的重点置于政治权利的获得与维持上。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一切问题都要服从于国家的安全需要，国家政治行动的基础之一就是必须严格控制信息大量传播和社会讨论。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威廉·弗利德里希·黑格尔（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被认为是现代威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按照他的观点，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最高形式，个人的行动是历史、社会和绝对理念决定的，自由只意味着个人有权知道他是不自由的。

法西斯式的威权主义是一种绝对的、歪曲的威权主义。法西斯的理论主要包括：种族优秀论、国家至上论、领袖至上论、意志至上论以及暴力和强权就是真理。个人通过国家获得自我满足，个体的存在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以国家的利益为准绳。希特勒（Hitler）和墨索里尼(Mussolini)把威权主义推向了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前者将法西斯主义在新闻传播和宣传中运用到了极致。

事实上，从柏拉图到希特勒，无论威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直接目的是什么，都表现为试图构建一个组织严密、管理严格的社会机器。这个机器的控制者是神权、君主或者独裁者，个人作为这个社会机器的零件，一切以服从于国家机器运转为目的。这就是威权主义的社会体制的基本形态。

威权主义与传媒监管。任何事物都是在某一情境中产生的，也必定会受这一情境的影响。传播理论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必定会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传媒与社会的关系是由奠定社会基础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的。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近代邮政业的诞生，报纸作为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介17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出现。这个时期，大多数欧洲政府都建立在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之上，因此，威权主义理论也成为决定传媒功能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传媒威权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建立在威权主义政治思想之上的社会，是一台国家至上的社会机器。在这样一台社会机器中，传媒被置于严格的掌控之中。传媒是国家所有的，或者国家授予经过筛选拥护政府的个人所有；传媒的首要使命是为了国家这台社会机器的维护、运转和发展而服务。为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威权主义的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或手段对传媒进行控制，控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特许出版经营制度、新闻审查制度、知识税和津贴制度，还包括以煽动诽谤罪、叛国罪或颠覆政府罪等法律诉讼的间接控制措施。

按照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传媒就是国家这台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其功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这台社会机器的运转，也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目标和政策的实现，而不是决定这个目标或者质疑批评这个目标。因此，批评政治机器、现任政治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被认为是恶的，是不能允许的；而公然图谋推翻现行政权或者质疑现任政治领袖的公众舆论是极恶的，是坚决不能容忍，必须严厉禁止的。

传媒威权主义理论源于17世纪初的欧洲，盛行于当时的威权主义政治社会，但它的应用不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也不局限于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它对大众传媒方式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比任何一种传媒理论影响的时间都要长、范围都要广。事实上，既使是威权主义理论本身已被大多数民主国家抛弃的今天，传媒威权主义理论的一些做法依然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理由被继续使用，有些国家还在信守威权主义的传媒管控制度。

传媒威权主义的新闻正义主张。关于传媒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取决于人与国家关系的某种基本的哲学假设。传媒威权主义的理论假设了这样一种哲学前提：人们作为个体的人，他们之间存在着智慧和能力的巨大差别，只有智者才有更高的能力堪当社会的领导者。其他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组织的成员时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潜能。这就必然会引申出这样一个命题：“国家作为团体组织的最高形式，其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就无法拥有一个文明人的素质。个人依靠国家来实现进一步的文明，这似乎是一切威权主义制度的共同要求。在国家中并且要通过国家，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没有国家，个人只能停留在原始状态。”^[37]

按照威权主义的逻辑，国家高于个人，国家有权决定它的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目标冲突时，那么个人的利益就必须服从于国家的目标。而真理是智慧发现的，是掌握在智慧的统治者手里的。因此，为了国家的目标和利益，为了真理的有效传播和避免真理的混淆，对传媒实行严格控制是应该的，是正当的。威权主义理论之下的新闻正义与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某些新闻正义观念是显然不符的，甚至是压制新闻正义的“新闻不正义”，但是在威权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它是正义的。在传媒被严格管控的制度之下，新闻正义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新闻正义的话语权力掌握在威权主义的政府或者政治统治者手里。国家对传媒的控制，首先是控制传媒的所有权，传媒归国家所有，或者经过国家许可的私人拥有，这是最主要的手段。所有权决定话语的主导权，传媒所有者认为是正义的话语就可以说或者可以多说。其次是建立新闻审查制度，经过新闻审查官认可的内容就可以出版传播；新闻审查官是受威权统治者委托的，以威权统治者的价值观为价值观，新闻审查官认为是正义的新闻就是鼓励传播的新闻。此外，还有税收或津贴手段和法律手段，什么是正义的新闻，威权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或直接经济补贴表示鼓励；什么是不正义的新闻，威权政府通守法律的惩罚表示强制反对。总之，什么是正义的新闻、什么是不正义的新闻，话语权掌握在威权统治者手里，而不是传媒自己手里。

其二，新闻正义的内容表现为服从威权统治目标。如前所述，威权主义者试图建构一个组织严密、管理严格的社会机器。维持这个社会机器的良性运转是其最高目的，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正义。传媒被视为国家垄断的一种权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最高目的才是正义的，也只有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的才是正义的。新闻正义作为社会正义，它是为秩序和谐之美和社会制度之德伸张正义的，它的意义在于促进正义的社会体系的形成，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和保证。而在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之下，没有国家，个人只能停留在原始状态，无法实现个人幸福生活的目的。所以，服从国家目的才是正义，新闻正义体现在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从这个意义上，传媒威权主义理论中的新闻正义并不致力于人的发展，而是致力于集体的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