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正义是新闻说话的正义

新闻正义基于新闻价值，所以考察作为社会正义的新闻正义，有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新闻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形态，其价值是建立在新闻的何种功能之上的？

新闻特有的话语功能。新闻源于事实，源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新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际上这是社会对新闻的作用。而新闻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同样广泛而深刻的，特别是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新闻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新闻对社会的这种作用和影响，也就是新闻发挥的社会功能。因为这种作用和影响是广泛的，新闻的功能因此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多种多样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表达，比如，可以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等等；还比如，把新闻的功能直接理解为新闻媒体的功能，分为观察环境、保证社会信息沟通、了解世界真相、传播文化、提供娱乐、销售等六大类，“每一种功能的失调，就是媒体职业道德规范要打击的靶子”。^[27]中国的新闻理论界对新闻的功能的认识有着更直观的表达，这种表达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报道新闻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引导舆论、传授知识普及教育、提供服务及娱乐等四个方面。因为新闻实践的内容和对象有别，这些功能实现有程度和范围上的区别。

对应于新闻的不同功能，形成的价值关系也不相同，比如：经济价值、鼓动价值、宣传价值、史学价值等等。新闻价值作为新闻独有的、区别于任何其他具体价值的价值，也应当建立在新闻的独有功能上。新闻具有的四个主要方面的社会功能中，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功能，新闻诞生以前的人际传播和口头传播也能实现；传授知识普及教育的功能，学校完成得更专业；提供服务及娱乐的功能，文艺院团及不同的艺术形式也具备。对比分析，只有舆论引导功能是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所不具备的功能，是新闻特有的功能。

在新闻实践过程中，舆论引导一方面包含这样的意思：通过对事实信息的报道和评论，引起人们对某一事件的重视，形成普遍的关注，从而影响和引导社会舆情；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和建构（编辑处理），控制报道和评论的量与度，扩大新闻媒体认为正义的或有利的、符合需要的那类舆情，抑制不正义的或不利的、不符合需要的舆情。所以，舆论引导是新闻媒体在表达意见，是新闻媒体在说话，或者说舆论引导是新闻媒体的控制人即新闻从业者在表达意见，是新闻从业者说话。简言之，舆论引导的功能实现，是新闻媒体说话的效果显现，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更直观地表述就是新闻的话语功能。事实上，新闻其他社会功能的实现，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说话而实现的，通过事实说话，通过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说话；通过说话引导舆论，通过舆论控制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的话语功能是新闻特有的功能，新闻价值作为独立的价值形态是建立在新闻特有的话语功能之上的。

新闻话语的强大力量。新闻特有的话语功能意味着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掌握着话语的引导权，通过对公众心理的把握和媒介工具的运用而控制舆论走向，这就是话语功能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多大？或者说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这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问题，也是新闻作为信息传播在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传播学者至今尚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理论，足以解释大众传播的各种效果。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论，每一个理论均试图解释大众传播效果的某一特别方面。”^[28]关于传播效果的不同理论方法，多是西方的研究成果，威尔伯·施拉姆在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传播学概论》中列举了七种主要模型并逐一介绍分析：魔弹论、有限传播论、使用和满足论、采用—扩散论、说服论、一致论、信息论。“这些模型（魔弹论模型除外）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在时间流逝过程中，它们表现出一个稳步的趋势：起初考虑的是传播者如何影响受传者，现在逐渐转化为考虑受传者在传播过程中主动做什么。”^[29]而中国最新的高校传播学教材则把这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归为三类：一是枪弹论（盛行于1920年—20世纪40年代前期），是凭直觉感到传媒作用很大，认为媒介对于人的作用就像枪弹打在靶子上一样，显然夸大了大众传播效果。二是有限效果论（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有限的、间接的和有选择的，它往往受到传播媒介的性质、个人差异、社会类别和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否定大众传媒威力无比的观点。三是适度效果论（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后—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回归强大效果论，包括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知识沟理论、议程设置等不同理论模型，整体上认为大众媒介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强大，但也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小。^[30]

正如威尔伯·施拉姆所说：“在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期望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型；在传播研究中，宛若自然科学中那种普遍适用的模型是找不到的。”^[31]实际上，大众传播效果不是任何理论模型可以精准测算的，新闻传媒的影响力同样不是任何理论模型可以精准测算的。通过对传播效果的不同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倾向于支持现在盛行的回归强大效果论，更相信新闻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当然没有强大到枪弹射中应声倒地威力无比的程度），也更坚定这样的观点：新闻的话语功能是强大的。正是因为新闻话语功能的强大力量，新闻媒体才被称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新闻控制社会的方式。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美国知名的政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他的《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对新闻的性质、新闻的传播过程、传播效果、新闻的运作与管理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社会公众了解世界的需求给予了新闻影响社会的可能，也赋予新闻影响社会的力量。

那么这种力量体现在哪里？显然，新闻的力量体现在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之中，体现为传播的社会效果。新闻通过掌握话语权去引导舆论，进而控制社会，因此引导舆论是新闻控制社会的方式。舆论是如何引导的？沃尔特·李普曼是较早地探讨大众传播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他的答案是：营造“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是他提出的两个重要的传播研究的概念。所谓“拟态环境”，就是信息环境，并不是现实客观环境的虚拟，而是传媒通过对新闻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处理之后，重新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所谓“刻板成见”，是指人们对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通常表现为对事物的感情和评价，而且“刻板成见”不是个体特有的现象，一个社会也有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两种情况对自身和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因为人们意识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而消解。实际上，“拟态环境”常常影响人的认知和行为，进而影响现实环境；“刻板成见”常常直接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参考，因而直接起到了社会控制的作用。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32]由此可见，通过营造和利用“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新闻在无形中引导了舆论，更充分有效地发挥其特有的话语功能。

总而言之，“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营造和利用正是引导舆论的有效方式，引导舆论是新闻控制社会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是新闻话语功能的力量，新闻特有的话语功能正是新闻价值的基础，而新闻正义是基于新闻价值的正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直观地说，新闻正义是新闻说话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