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视与国家发展

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期盼通过卫星传播的建设来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是一种乌托邦。然而，包括尼赫鲁总理在内的印度人深受这种传媒在国家发展中作用巨大的观念的影响。

一、发展传播学的国际背景：冷战产物

在20世纪后半叶，卫星电视传播的迅速发展曾被认为是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一种预兆，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发展”。在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这个观念以后来被称为“第四点计划”的形式、第一次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他发誓动员国家的技术与科学知识来消除世界上贫穷国家中的“不发达”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杜鲁门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们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帮助欠发达国家，使其拥有快速发展国家传播与媒介系统的科技知识和技术技巧。

美国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在二战中既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贴身肉搏，更进行了宣传和意识形态较量，美国的政治家确信，如果不对苏联的宣传进行遏制，它就可能攫取不发达地区；一旦与苏联开战，美国与欧洲的信息传播要依靠短波传输；卫星通信迅速、更好的发展也是在同苏联斗争中占上风的明证。

实际上，经历了二战中宣传的压倒性力量，很多欧美媒介专家对包括电视、收音机的大众传媒和卫星通讯的力量给予巨大的信任，认为它可以使传媒社会现代化，并使不发达国家的公共舆论远离共产主义的宣传。

于是，在1953年7月23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建立一个公共的政府委员会，来检验建立一个洲际电波传播系统，以使美国利用电视在全世界宣传民主具有可行性，并要求注意将科学理性和技术进步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理由合法化为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理由，并将这些技术，尤其是卫星通讯，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联系起来。

1964年，肯尼迪总统将与苏联的国家间科技竞争同国际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西方的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对此趋之若鹜：与那些愿意实现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分享科技知识与技术资源，以使其随之加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尤其是一些美国学者，乐见基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与思想自由交流的原则的全球传播系统的建构。^[13]很快，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冷战延伸到第三世界中的抗击发展落后的运动中。

1964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Consortium）成立，其成员国可借此获得全球商业卫星服务的接入。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结构与纲领是在约10年时间内建立的：1964年，经过激烈争论，制订了两个过渡性协议；1971年，制订了两个永久性协议。一场针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状态的“来自天空的战争”愈演愈烈。

科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电视传播的一些早期实验是在印度和巴西完成的。虽然印度和巴西在冷战中并未明确与欧美站在一起，但它们是第一批实践者：把像通讯卫星这样的先进技术用于教育、扫盲和脱贫等国家发展议程之中。这对于欧美在冷战中占得上风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美苏冷战自一开始就是空间竞赛，俄国的科学家在发展卫星技术以进行全球传播上，也有热切而强烈的兴趣——1961年6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宣称：利用卫星进行传输服务将给电视与传播服务带来革命性影响。事实上，苏联的成就令人刮目：1954年10月4日，苏联卫星上天，震惊了世界尤其是美国；苏联也是第一个建立国内卫星系统传输广播和电视信号的国家——该系统名曰奥比塔（Orbita），在1966年建成，涵盖全苏联，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卫星电视网。1968年8月5日，苏联、保加利亚、古巴、捷克、匈牙利、蒙古、波兰及罗马尼亚签署协议，合作创建名为全球卫星通讯系统（Intersputnik）的组织，进行洲际卫星传播。这是苏联不愿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统治地位让步的明显信号。但是，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明显占了上风。1968年时，其成员达到63个，覆盖范围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二、印度的实践

面对美苏的争夺，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后殖民国家中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非常珍视好不容易得来的独立，对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渗透，都保持一种警惕。尽管面对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困难，它们也拒绝与美国或苏联结成统一战线，相反，这些后殖民国家的领导人努力找出一条起自国家自身经验、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为了应对建国之初的特殊环境、维护国家稳定，印度政府认为加强对广播业的管理是合乎国情的唯一正确选择。1948年，在起草第一部印度《宪法》时，尼赫鲁总理就表示：“就个人而言，我希望按照BBC的模式建设我国的广播事业，也就是实行半自治管理——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最终，传媒的性质被定义为政府的宣传工具，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主要是普及国民教育和传播政策信息。

全印电视台成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形成如下看法：其一，电视可能沦为娱乐媒体并浪费国家宝贵的资源——受此影响，很多印度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多把电视看成是一种无聊且无用的装点平淡生活的奢侈品；其二，电视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教育工具来启迪民智、改变大众态度，并由此推进社会与经济发展。于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形成：对印度来说，丰富日常生活、休养身心的娱乐功能是等而下之的，教育、引导和信息功能则是事关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因为它可以促进国家团结、统一，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团体。^[14]同时，按照当时的印度政策法规，政府有权控制在国内建立和经营的广播机构，公民购买电视机等无线电产品必须持有许可证。

于是，振奋民族精神，将一个多民族国家团结在一起，就成了这个国家电视台肩负的使命。在印度这样一个因语言、区域、宗教、阶级、种姓的分割而社会分化严重的国家，这种选择有历史的合理性。1969年，印度制定未来十年电视蓝图时确定：在未来十年使电视覆盖80%的印度人口，对于国家团结、实施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及刺激提升电子工业，都有重要意义；对于居住在封闭社区中的大量人员来说，尤其如此。^[15]这一时期的印度精英，对于通过电视形式来跨越地域、语言障碍提供教育材料从而提高国民素质，充满信心。

尽管印度一直秉承甘地国内自立和尼赫鲁国际不结盟的政策，但并没有拒绝美国与苏联在建立国家卫星系统上的帮助。1969年9月18日，印度与美国NASA签署协议，派遣印度专家赴美学习，共同研究、实践卫星电视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在整个70年代，如何利用卫星传播来服务于国家发展，是科学家们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与美国合作期间，1975年，印度利用苏联火箭发射了第一颗科学研究卫星阿里亚哈塔号（Aryabhata）。1977～1979年间，印度又与法、德进行了卫星科研合作。这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使得印度的空间项目在70年代末处于亚洲领先地位。

这一时期，印度通讯卫星事业的目标是：通过卫星教育电视节目，改进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国家整合等工作，提高农业效率，促进普通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提升职业技能等，获得国家发展的经验，尤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16]然而，由于过于以国家发展为主要目的且以官僚机构为主导，印度的卫星发展成就并没有在整个社会中扩散开去。

对于这一时期的电视节目的评价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全印电视台是政府的频道，缺乏可信度，尤其在新闻节目方面。总体而言，其节目是乏味且令人厌烦的，只播出单调呆板的、专注于教育和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等内容的非商业性电视节目。相对于实行私营管理、敢于针砭时弊的印度报刊业，全印电视台为“政府说话”、充当“国大党喉舌”的形象令国民反感。因此，普通印度人更愿意通过报纸和杂志来了解信息，也更相信它们提供的事件报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印电视台已经沦落为娱乐工具，达不到信息传递与教育公众的社会目标，对于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尤其如此。然而，在丰富受众文化生活方面，作为“独生子女”的国家电视台，全印电视台播出的娱乐节目不仅数量少而且间隔周期长。不过，每次播出电视剧时，经常会吸引数百万的家庭，甚至形成万人空巷的局面。^[17]

这种国有垄断体制和非市场化的机制，使印度电视传媒的发展长期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1976年时，人们能够买到的还只是黑白电视机，购买电视机时还必须持有许可证。直至1991年，全国仍然只有全印电视台一家国家电视台，使用印地语和英语播出教育和政策宣传为主的节目。^[18]

这充分证明，广电技术应用的速度与范围，除了自身因素外，还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一些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影响。

三、社会的思潮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通常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传统的信念与实践被当作现代化的障碍，而现代化据信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这种认知有很多需要批判之处，传统社会的西方化与城市化导致的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是现代化理论的软肋，应该从单纯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路径，扩展为包含其他社会价值，如社会进步、平等与自由等广泛参与的社会变革过程，以使社会中的多数人可以更好地控制其所处的环境。

而传播学者基于此前的研究，认为大众传媒在提高欠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上有着神奇的“倍增器”的作用——传播可以把现代化的观念普及开来，包括进步期待、增长倾向、愿意改变等；认为通过传媒散播现代观念、形象与价值，西方的模式可以复制。

施拉姆认为，信息流量的增长会播下变革的种子，即通过发挥守门人和老师的作用，大众传媒能够被用来传递信息，从而在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他还认为，国家发展进程中，信息应该随手可得，这样专业知识会在需要的地方出现，提升人们的雄心壮志，并提供一个可供讨论、领导和决定政策的平台。施拉姆同时认为，传媒提供的多种背景信息会推进国家观念的提升：使一国的某一部分区别于其他部分、整个民族、艺术、风俗和政治活动；为国家领导人与民众的互动及他们内部互动提供可能；在人民面前展示国家目标和国家成绩，等等。

这样，如能广泛运用现代传播，可以把相互孤立的社区、不同的亚文化、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与团体及各行其是的发展整合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整体发展。在这种思路下，发展传播就是通过更有效的传播，来提升健康水平、提升识字率、提高生产率，最终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质言之，发展传播包含如下内容：（1）大众传媒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的受众传递知识性和行动性信息；（2）实践证明，接受这些信息，可以改变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态度、知识与行为。同时，人际沟通在创新扩散中的作用也不可轻视，因为大众传媒渠道是主要的知识创造者，而人际网络在说服个人接受或拒绝上更重要。

多年来，印度观众都只能看国家电视台的节目：政府官员冗长乏味的讨论、老旧的印地电影、大量的歌舞及经过重重审查且过期的新闻节目。但是，自1991年起，一切都改变了：全天候的新闻频道、体育频道、音乐频道开始出现，BBC、STAR TV等也来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长期按照政府观点看待现实的国家，电视节目的多种多样和口味各异让印度人目不暇接，头晕转向，由此引起的调整和应对还在进行中。

【注释】

[1]在1950年这一天，印度政府成立，取代了此前的殖民政府。

[2]该节目目前仍以同样的宗旨在DD电视台播出，并成了印度电视台播出时间最长的节目之一。

[3]桑贾伊·甘地是印度一个政治人物，印度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和政治人物费罗兹·甘地的幼子。他的功过备受争议，被指在1975～1977年间以非官员身份滥权，但在其母亲夺回权力后不久因空难死亡。他在死前5个月获选入印度国会。

[4]印度广播公司是印度联邦政府新闻广播部下属的公共广播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23日，旗下有对印度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全印电视台和全印广播电台两个子公司，为印度垄断传媒机构。

[5]美国一个专门播放动画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

[6]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全球最大的体育电视网。

[7]Sonwalker，Prasun．“India：Making of Little Cultural／Media Imperialism？”，Gazette　63，no．6（2001）：505－519．

[8]Phillip Shenon．“A Race to Satisfy TV Appetites in Asia．”New York Times，May　23，1993，Sunday sec．3，12．

[9]米拉·坎达：《印度星球》，黄悦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3页。

[10]Juliet B．Schor，Born to Buy，New York：Scribner，2004，P9．

[11]Melissa Butcher，Transnational Television，Culture Identity and Change：When Star Came to India，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3．

[12]Arvind Rajagopal，Politics after Television：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Public in India，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1．

[13]Frenkel，Herbert M．，and Richard E．Frenkel．World Peach vi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New York：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s，1965，p．55．

[14]Namedia．1986．“A Vision for Indian Television”．New Delhi：Media Foundation of the Non－aligned．

[15]Sarabhai，Science Polic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Edited by Kamala Chowdhry．Delhi：Macmillan，1974，p40．

[16]Mitra，Ananda．Television in India：A Study of the Mahabharata．Thousand Oaks：Sage，1993，p．32～33．

[17]刘琛：《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18]同上，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