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建设存在的问题

除了上述所分析的挑战之外，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说来，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建设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自我形象与国内公众他我形象之间的差异性在不断扩大;二是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和“浪漫化”。

1．国内形象:政府自我形象与国内公众他我形象之间的差异性在扩大

国家形象对内表现为政府形象。政府形象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关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兴亡。因此，作为政府来说，执政为民，在人民心中留下一个良好的形象是政府不懈的追求。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政府形象在公众心中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即便如此，政府自我期待的形象与国内公众心目中的他我形象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这主要表现在服务型政府与公信力的下降、法治型政府与违法行政行为的增多、阳光型政府与行政行为的不透明等方面。首先，服务型政府与公信力的下降。服务型政府是当代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之一，也是构建新型政府形象的重要目标。这个目标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最小化的政府，也即缩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扩大政府的服务权限，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对于公众来说，就是要求政府官员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由“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做人民公仆。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我国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时还是存在重管理轻服务，将服务与被服务对象这两者关系倒置的问题。我国现正处于转型期间，体制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时有发生，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履行其服务职责，采取有效的手段来矫正“市场失灵”。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履行其服务职责上常常缺位。比如在维护社会安全、防止环境污染、打击制假事件等方面，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和服务责任承担者理应担当起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的职责，却常因为职责的缺位导致公共危机频频发生。如2005年的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事件，本来这只是一个环境保护与开发的问题，经媒体曝光后却迅速将政府、环保、文物、园林等多个政府部门牵扯进来，引起了全国舆论对相关政府组织公共管理水平的质疑。

每年发生的矿难更是使政府的管理服务职责屡遭公众的强烈谴责。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2009年共发生745起矿难，死亡人数高达1151人。这些频发的矿难，除暴露出了黑心的煤老板利益熏心违规生产之外，也折射出了我国政府在监督管理方面的严重缺位。而那些“宁不当官也绝不撤股”的官员更是让公众对政府寒心。

当然，有些公共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件发生前预防与监督职责的缺少还是与一些政府官员对政府的服务职责认识不清，行政行为上的缺位有很大的关联。有些地方政府对出现的社会安全隐患常常掉以轻心，或者置之不理，结果使小隐患演变成大危机，大危机演变成公共危机，使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不断降低，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维护者和服务者的形象也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其次，法治政府与违法行政行为增加。依法行政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也是我国进行政府管理模式改革、树立法治型政府形象的突破点。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在转变职能、依法行政、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公共管理等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违法行政行为还是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法律意识不强，为了片面地追求政绩、谋求自己的私利，市场经济规律、法律法规于不顾，滥用行政手段进行干扰，导致事与愿违，并且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事实上，这种滥用行政手段进行干扰的行为就是行政越权。“行政越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超越了其法定的权限范围，行使了其他权利主体的法定职权行为。”^[16]在我国行政执法中，主要是一些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比较低，他们常常打着执法的幌子，随心所欲，滥用职权。当然，这里的“行政越权”与前面提到的“行政缺位”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而言，“行政缺位”主要发生在一些无利可图或者那些根本就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公共事件上，而“行政越权”却恰恰发生在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这样就会使有些政府官员无法抵挡权力与金钱的诱惑，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

腐败是公众眼中的大敌。这些官员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的违法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损害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对公众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

再次，阳光政府与行政不透明。阳光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政务透明、信息公开，树立政府诚信形象。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政府必须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我国公民享有对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就说明，行政透明是政府对公民最基本的义务，也是保证公民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民主权利的基本需要。可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政府还抱着传统的执政理念，不愿意对公众公开政务，即使公开也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其实，现在我国政府的政务信息大部分仍处于一种闲置和封闭的状态。这种状况就会使公众产生无力干预或者无法参与的挫折感，其结果必然会挫伤公众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的形象评价。

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公共危机事件时，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就会引发公众的猜测和争议，各种谣言也会乘虚而入、扰乱人心，从而降低政府的行政权威，贬损政府形象。对此能够进行明确诠释的例子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疫情最初爆发时，部分官员采取的是“隐”“瞒”的方式，没有发布任何权威消息，结果造成了疫情传播中的信息真空。很快，信息真空就被那些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胡说八道的留言所占据。最后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产生了质疑，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另外，行政不透明还是滋生“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的温床，这也是造成我国政府形象受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事件。据人社部副部长刘永富在2006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座谈会上的介绍，1998年以来，7年内全国清理回收挤占挪用基金160多亿元，2001年以来追缴养老保险基金95亿元，追回冒领养老金1．6亿元。仅2005年，社会保险基金清收资金涉费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就有云南、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6个省市。^[17]这些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行政不透明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以及用途都没有得到合理的监督，以至于无法对政府的这些腐败行为做到有效预防。

总之，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但是政府权力的非理性扩张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违法行政行为不断增加、行政行为不透明不断持续等问题都直接威胁到了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等形象的打造。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政府形象建设任重道远。

2．国际形象: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和“浪漫化”

客观地讲，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正在日趋朝着积极方向转变。正如中国学者陈正良教授在《增强中国“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一文中指出的:“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和坚持国际道义立场的良好表现，都使中国累积起来了良好形象资源。”^[18]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没有得到与其自身努力和成就相一致的评价。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上被错误、刻意地扭曲或者故意地夸大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妖魔化”和“浪漫化”。其实不管是“妖魔化”还是“浪漫化”，这两种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严重地影响到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也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外交活动空间。

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国家形象“妖魔化”。“妖魔化”这个概念最早应用到国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论调上，是我国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他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指出:“美国等西方媒体就是利用这样‘一堆零碎而又尖锐的玻璃渣’来构筑中国的形象，是妖魔化中国”^[19]。同时，东亚研究所所长刘康也在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基本上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媒体来塑造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了的形象。”^[20]其实，这些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妖魔化”论调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主要由“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邪恶论”等共同构成。

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带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崭新形象，但是对我国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冲击所心存的疑虑也随之而来。就这样，中国经济的进步在不知不觉地被置换成邪恶的基础，西方国家不断地制造、传播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邪恶论”。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为了损毁、丑化中国的形象，总是不切实际地报道和传播，推动了这些被歪曲的中国形象的出炉。在他们那里，“中国常常被描绘为‘威胁美国和邻国’、‘民族主义在死灰复燃’、‘缺乏民主’、‘侵犯人权’、‘贪污腐败’如此等等，危言耸听，信口雌黄”^[21]。仿佛是一夜之间，西方文化传统中被长期积累的所有关于“邪恶中国”的论说都被激发复活了，似乎“否定中国”“丑化中国”成为了这些西方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中国“崩溃论”也是不绝于耳。由于冷战思维的延续和作祟，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排斥。如美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曾在《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中认为，中国统计局用来统计中国经济的数字是不真实的，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经济也必将走向崩溃。此文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紧接着，西方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猜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言论纷纷出笼。甚至美国《中国经济》主编斯塔德维尔在他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警告投资者“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22]最极端的例子应该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他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并断然“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这些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言论严重地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虽然最后这些观点在中国的发展奇迹面前不攻自破，但这些质疑也让我们更加警醒。

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国家形象“浪漫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外的投资者纷纷把眼睛盯住了这个获利前景巨大的中国市场，都希望从中国日益增长的庞大的投资市场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得到高额的利润。尤其是许多国家试图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从中谋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形象“浪漫化”的言论开始出现在国外的一些媒体上。例如美国的一些理性主义者开始认同中国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形象，认为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就是一个充满巨大商业机会的市场形象。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模式作为一种软实力，慢慢地对国际社会许多国家产生了吸引力。美国有专家学者认为，眼下，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中国有着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规范。他们还认为，中国不仅是世界物质市场的供应商，还是世界的“思想工厂”。^[23]就这样，在一些西方媒体的不断浪漫化之下，中国形象开始产生“火车头”效应，泰国、巴西，甚至一些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异的欧盟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依赖。好似一夜之间，在国外媒体中间又出现了一个乐园般光明的中国。

中国真的就是这样完美吗?中国的发展模式真的就那么具有普世意义吗?诚然，我们不否认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进步，也不否认中国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浪漫化”并不等于中国“机遇论”。这些媒体真正“浪漫化”中国形象的意图其实和“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如出一辙。他们都希望利用中国，增大中国责任，同时又为中国树敌。从这个意义上讲，“浪漫化”中国形象也是在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延缓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国际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始终是“妖魔化”与“浪漫化”并存。这两种论调没有清晰的界限，相互交织，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复杂的心情。可以说，这两种论调都不是对中国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而只是在西方媒介的“拟态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镜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