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以下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梳理。

1．国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

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总是伴随着历史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如果对国际形象研究史作一粗线条式的梳理的话，那么我们可按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将国外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们之间的社会物质交往不够频繁，也并未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明确提出国家形象这个概念。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对于国家以及军队形象的研究可视为国家形象研究的萌发，但这方面的记载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语。

(2)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之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渐渐对国家形象有了较多的研究，国家形象作为一个概念逐渐凸现出来，但其研究目的依然是为政治和军事的合法性服务，研究重点是为战争作宣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宣传攻势成功地影响了公众舆论，在塑造英国正义形象的同时丑化了德国，争取到美国的支持。

(3)第三阶段: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悄然兴起之后，国家形象作为一个研究概念进一步变得清晰起来，不少学者开始展开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这一阶段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呈现出三大特点:其一，国家形象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隶属于传播学;其二，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更多地从神圣走向世俗，开始关注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使得西方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多聚焦在国家形象与国家商业行为的关系上。其三，伴随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少学者开始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形象。近年来，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概念与分析范式的引入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为代表。

具体而言，国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对国家形象展开应用研究，起初并没有自觉意识，其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论述的有关章节中，并以与形象相近的“声誉”“威望”之类的概念相替代，而并未能在理论上予以系统诠释。比如，被誉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其著作《二十年危机》中，通过重新发现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舆论因素。国际法学中“权力政治学派”缔造者，美国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国家威望”对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形象的专业化研究方法被集中用于研究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研究美苏的相互形象又发展成为研究‘敌人形象’的宽广课题”^[2]。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的“软权力”学说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在其著名的软权力学说中多次提到国家声誉问题。从此，国家形象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可以看出，虽然西方学者在研究国家形象时一直用“声誉”“威望”之类的概念来替代“形象”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形象不为西方国家所重视，相反倒恰恰表明了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把国家形象当作软权力的一个细枝末节来研究。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学者以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国家的公众形象的形成、发展、变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

2．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并不多，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影响的逐步扩大，国外学者开始把视线投向中国，关注中国公众形象的研究学者日益增多。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开山鼻祖费正清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公众形象与中美关系的文章，打破了中美关系研究的旧框架。例如，他于1946年在美国重要的外交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1946: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中，对实地考察过的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张家口作了真实的描述，并预言，如果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华盛顿还执意要一意孤行，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话，终有一天美国将会被中国老百姓赶出中国。历史证明了费正清在中国公众形象研究中作出的正确判断。“此外，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为许多有关中国形象的著作作序，表露其观点，这些著作包括乔治·凯兹的《昔日丰年:传统中国的最后时光》、格拉姆·派克的《两种时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保尔·弗里尔曼和格拉姆·派克的《中国:难忘的生活》等。”^[3]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哈罗德·伊罗生著有《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此书是他采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进行研究、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完成的。调查持续了14个月，共进行了181次访谈。书中对中国形象的评价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形象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开始陆续出版，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例如，曾经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声名鹊起的美国学者雷默著有的《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这本著作是一部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形象的专题文集，内容包括中国的内政、外交、国防和政治、经济、文化。在该书中，雷默就“国家形象”的意义、中国在“国家形象”方面存在的问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自己对“中国形象”的定位，以及如何改善“中国形象”等问题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观点。^[4]虽然雷默的观点与我们可能不一致，但是这“第三只眼睛”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理解自己的“国家形象”。

在这些专著和论文集中，较有影响的还有罗伯特·迈克里兰的《野蛮的中国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1890—1905》，韩特的《缔造特殊关系: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杰里·伊色里尔(Jerry Israel)的《进步主义与门户开放:美国和中国，1905—1921》，李纳德·库斯尼兹(Leonard A．Kusnitz)的《公共舆论与对外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1949—1979》，沈大伟的《美丽的帝国主义者:中国认知美国，1972—1990》，李金全(Chin－ChuanLee)的《中国的媒体，媒体的中国》等。^[5]

此外，在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与美国亚洲学协会等专业学术组织的年会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中美相互形象的小组专题报告和讨论会。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数以论文的形式在各种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引起讨论。这些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从而更加完整准确定位我国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