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技术哲学的研究兴起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德国,20世纪后期在美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其他国家也相继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技术哲学的具体内容——技术负效应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同技术哲学研究相同步。这里,针对已有的技术负效应问题的研究成果,从几个线索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和评述。

1．马克思关于技术异化的理论

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比较早地开展了技术哲学研究。马克思终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解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了这个目的,他的研究涉及了技术问题。为了批判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寻求解放道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技术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提出了技术异化的思想,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和后人对他的思想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方面内容。

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社会作用的辩证分析,看到了技术促进社会发展,也揭示了技术对人类的有害方面,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技术异化。马克思认为,技术虽能减少劳动并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它却使劳动者过度劳累并产生饥饿;虽然能够成为财富的源泉,但是也成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技术虽使人们不断战胜自然,但也使劳动者成为别人的奴隶^[8]。这种由一方面技术效果走向另一方面技术效果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技术异化。

马克思的技术异化思想实质上通过阐述技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伤害,使社会状况出现异化的过程,揭示了技术对社会的有害方面。正像马克思研究专家L．温纳所指出的：“马克思相信,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状况中,技术呈现一种独立的、恶毒的、似有生命的存在,作为一种外在的甚至极恶的力量站在人们的对立面。”^[9]36

马克思对技术负效应的现象从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劳动者的损害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在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上,马克思一方面说明了资产阶级应用技术对土地肥力的掠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由于技术活动导致社会集中化,造成了肥料不能返回至土地的情况^[10]。而对于劳动者的损害,马克思从工人的消费、个体社会价值、贫困状况、文明程度和自由状况等方面进行了说明^[11]。

由于技术异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技术异化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虽然不像现代那样明显,但马克思针对技术异化的状况,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想。正像舒尔曼所说：“为了解决工业革命的问题,即它的多方面形式的异化,马克思探询对技术的控制。”^[12]232他主张通过科学技术解决污染和对土地破坏等问题,解决废弃物的处理问题^[10]。马克思相信通过技术能够解决技术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将完成哲学和宗教所不能完成的事业,通过使自然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反映,技术允许人类最终证实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思想和天堂中。”^[13]45

马克思还主张应用技术从另一种途径解决技术异化问题,那就是通过技术促进社会的发展,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没有技术异化的社会,因为他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埃吕尔所说：“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技术进步是解放无产阶级困境及其所有苦难,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人剥削人所引起的问题的途径。技术进步,对马克思来说,它是历史的动力,它必然增大生产力,同时产生动力因素与社会静止因素如政府之间进步的冲突,冲突必然导致其构成以完全不能吸收技术进步的经济结果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消失,它被迫消亡。……技术的运动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技术本身解决它自己所引起的所有问题。”^[14]6

马克思在讨论解决技术异化问题时还特别强调发挥劳动者的作用,主张依靠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统治阶级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到它的真正的作用^[15]600。马克思还为无产阶级解决技术异化问题提出了方法和目标,主张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这需要时间和经验^[16]。马克思解决技术异化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也是在他看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的方向^[17]120。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针对技术负效应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他的技术异化思想同这方面研究有极密切的关联,为我们深入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作了很好的前期工作,并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2．西方技术哲学家的相关研究

继马克思之后,西方许多技术哲学家尤其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在他们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不良社会后果问题的研究。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在技术的价值论研究中讨论了技术的负效应问题,他反对技术价值中性论思想,认为技术本身负荷价值。拉普从技术过程、技术心理、技术条件三方面讨论其非中立性^[18]。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人们分析技术负效应的产生根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拉普也有自己的思考。拉普认为科学是技术发展的条件,处理技术问题离不开科学。“科学知识的状况也是可能的技术活动的约束条件。”^[4]38“因为要治理人类的技术世界,人文历史知识和科学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科学技术能够告诉我们事实和从事一定活动时应预见的后果。”^[4]144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探讨和追问技术的本质方面涉及了技术负效应问题,为了更深刻地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他对于技术社会后果问题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深刻又有些晦涩的语言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思想。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对于存在具有破坏作用,但技术本身又有解决这种破坏的作用。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所谓座架,这种座架作为强求性活动对世界和人具有双重性作用。一方面,它对存在者进行了破坏,技术负效应就是这种破坏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使存在者有新的特性展现,对存在者有拯救作用,具有克服技术的价值^[19]95。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特性就是限定和强求,即限定世界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强求人的思想和活动,这本身就是对人和世界的破坏,是技术负效应的表现。

对于克服技术的具体方式,海德格尔还强调利用认知和知识来克服现代技术的有害结果。对于现代技术,他主张人们进行所谓“沉思”,这种沉思是对技术的思考,但不是技术研究活动中的思考,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是对技术的社会结果和所要出现的问题的思考^[19]1238。这种思想对限制或克服技术来说是必要的^[20]。海德格尔还提出通过所谓“为天然的知识恢复权利”来克服现代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然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的自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工自然;另一种是天然的自然,是人类未触及的原始的自然。相对而言,同两种自然界相对应的知识也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科学知识,另一种就是所谓“天然的知识”。海德格尔提出为天然的知识恢复权利,并不是想用天然的知识排除和取消技术科学,而是想把两者融合起来,让两种知识互不排斥和相互补充,用天然的知识补充技术科学知识在作用于社会时所具有的缺陷,进而达到克服技术的目的^[21]53-54。

在技术中性论者看来,技术活动的目标和技术活动的后果都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是技术中性论的代表,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恶的,既无完善观念也无恶魔似的毁灭观念,完善观念和恶魔观念有别的起源,即源于人,只有人赋予技术以意义。”^[22]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对于解决技术负效应问题提出了自已的思想,弗洛姆把技术的负效应问题说成技术社会的人道化问题,他主张建立人文主义的伦理学,通过对技术的批判和对技术社会的改造来克服现代技术。他克服现代技术的思想是使技术社会人道化。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改变的,它激发并推进了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去损伤他;它激活个人,而不是使他变得被动与接受;我们的技术能力是服务于人的成长的^[23]96。在弗洛姆看来,解决技术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塑造新的人格,“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格结构,抵制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和发扬重生存的价值取向,才能避免一场精神上与经济上的灾难。”^[24]177

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在讨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也涉及了技术负效应问题,他在讨论技术自主性思想中,对技术负效应问题的解决和技术负效应的产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埃吕尔认为：“自主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依赖于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径,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作‘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的因素：它本身就是目的。”^[25]125在埃吕尔看来,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这种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6]86。技术的不良后果的产生具有必然性,他认为：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其代价的;技术提出的问题要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技术的不良后果与有益影响是不可分离的;每项技术都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26]。技术的效果在本质上是反对自由的,并且技术越发达,人所丧失的自由就越是惨重^[26]。根据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社会因素不仅不能制约技术,技术对于经济和政治是自主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化都不能制约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也不取决于社会形势^[14]。认真思考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可以感觉到控制和克服技术的困难,因为“技术选择不是由人所作出的,而是由技术本身作出的”,“技术发展是自动进行的”,“技术根本不顾及人们在伦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考虑,所有事物都要适应自主的技术的要求”^[14]134。这些思想和观点也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状况。

美国技术哲学家克林利德对于从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明确提出了完成技术控制的必要条件：“一是必须知道一个技术具有或将有的有害结果;二是为了从一些方面避免那个有害结果,必须能够改变那个技术。”^[27]16克林利德试图通过改变技术来控制技术的有害结果,他把技术活动的整个过程看成许多可改变、可选择、可控制的环节,通过改变这些环节的方式改变技术的结果^[28]3-4。

美国技术哲学家费因伯格也认为技术具有价值负荷,他认为“现代技术并不比中世纪的教堂和中国的长城更中性;它体现特定工业文明的价值,尤其那些把他们的要求寄托于支配技术的霸权之上的上层人士的价值。我们必须详述和判断技术文化批判中的这些价值。”^[29]从技术具有价值负荷的观点来看,显然,人们对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是技术负效应产生根源的一部分。在费因伯格看来,技术受文化的影响。“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在它上面人们讨论并进行着文明的选择。”^[30]15

3．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技术批判理论同我们进行的技术负效应问题的研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思想已成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基础。

在社会政治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在多方面给予了否定。在他们看来,技术对人的民主和自由进行限制和剥夺,技术理性对人们进

行很大程度的控制和统治。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已取代了统治理性。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是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他认为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事物所做的一切都在其中设计着^[31]224。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强化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想。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技术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已经控制了社会的所有方面^[32]111。

面对技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不仅进行了批判,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还比较深刻和理性。对于有人针对技术的负效应问题提出放弃技术,哈贝马斯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主张发挥技术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要生存就离不开技术,人类不应当也不可能抛弃技术。只要我们想通过劳动并借助于替代劳动的手段来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我们就不可能抛弃技术^[33]。

哈贝马斯还从政治上思考解决技术对社会产生的问题。他认为“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这种挑战是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34]526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政治与技术的交往来应对技术的挑战,在他看来,在政治与技术的交往中,人们应当对技术政策和发展方向进行不断的反思,应当通过技术专家和政治决策者进行对话,按照社会整体的利益研究和调整技术的政策和方向,以此来预测和发现技术对社会的有害结果。这样做可以避免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非理性状态,避免由这种非理性状态而导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产生^[35]114。哈贝马斯还主张要调整支配技术发展的利益和价值目标,通过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的对话,改变人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有的不正确的态度,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不仅有利于技术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技术向有利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哈贝马斯说：“科学家与政治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这样的对话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我们只有随着对技术能力的认识,使我们的受历史决定的意志遵循给定的社会状况时,我们才能反过来懂得,将来我们想以什么样的既定目标发展我们的技术能力。”^[35]114哈贝马斯还强调在解决技术统治问题的过程中,要发挥公众舆论和国际政治的作用。

4．其他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除了哲学家关注技术负效应问题外,在现代社会许多领域都涉及技术负效应问题,科技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宗教人士等也在自己的研究中对技术的负效应问题进行探讨。

技术对人类产生有害后果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技术在军事活动中的应用,导致全人类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对于这方面,一些科学技术专家有更深刻的认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指出：“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36]

以研究全球问题而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在研究人类所面对的困境时也看到了技术的破坏作用。罗马俱乐部总裁奥锐里欧·贝怡认为：“在今天这样随时准备争斗的所谓主权国家的时代,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充实无懈可击的军备,使得军事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整个人类在进行着危险的玩火自焚的游戏。”^[37]14贝怡还警告人们,由于技术活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37]15。对于技术的负效应问题,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理论,提出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式解决这方面问题,主张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一种均衡状态^[38]226。贝怡还把技术的负效应的根源归结为文化问题,试图通过文化变革改变目前世界的状况^[37]21。

对于技术和工业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所造成的威胁,美国社会学家J．里夫金还进行了一种特殊的解释,他把物理学熵的概念和定律引入到社会活动中,用熵定律说明技术的破坏性。他认为技术不仅不能创造,还要耗费有效能量。而且一种技术的规模越大、技术本身越复杂,它所消耗的有用能量也就越多^[39]。他的熵定律告诉我们,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流量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的能量就耗散得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2]243。

日本创价学会主席池田大作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医治技术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病症,并把这种作用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目的。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不应该被用于征服和统治包括各种生物在内的自然界这一目的的。科学应该是用来使人类与自然的节奏协调,使其有规律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这正像人的生命与药物和外科手术的关系。为了使人的生命本来具有的治愈力得到有效发挥,药物和手术的使用都应该是适当的。”^[40]39

对于技术使社会生产的能力扩大,导致材料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土地和生物的破坏、空气和水源的污染等,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大量生产的技术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从非再生资源的角度来说,是自我毁灭的,并且使人失去作用。”^[41]舒马赫也主张在发展技术的过程中解决技术的负效应问题,他提出要发展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来改变技术对人类的威胁。他认为：“如果技术所塑造的而且继续塑造的世界呈现病态,那么,明智的做法也许是检查一下技术的本身。如果感到技术变得越来越非人性,我们不妨考虑是否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技术——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41]

美国学者丹尼尔·科尔曼作为一名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技术对我们生存的居所——地球——的破坏。他认为这种破坏主要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和作用,强调通过改变经济观念解决技术的这种破坏性。他认为假如要让技术去修复地球,这种技术必须重新构建,而且必须按照根本上尊崇自然和人类社群的宽泛价值观来构建^[42]26。科尔曼认为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在技术史上,每一个阶段的价值观念或者推进、或者制约着技术的发展。对技术进行综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术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构建一套视野宽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42]27-28。

对于技术所产生的有害社会结果应采取的态度问题,也有人产生了比较消极和极端的心态。受技术自主论影响,认为人类不能控制技术,也不会改变技术的问题。这样必然会引起一些人心理和思想上的恐惧,甚至产生技术悲观主义思想。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正在笼罩,这种悲观主义受到一种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不相信社会能驾驭像脱缰野马般的技术力量^[14]134。由于技术悲观主义存在,反技术主义应运而生,它们把技术看成一种异己的和反动的力量。正像美国学者沙缪·福罗曼所说：“技术是一种反人类本质的力量,它的存在使人类逐渐丧失了人作为人的一些本质特性。自从技术产生以来,它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而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并操纵着人类的行为。在反技术主义者那里,技术虽然由人类所创造,但却摆脱了人类的控制并成为支配人本身的力量。”^[43]45

加拿大学者莱斯对于解决技术负效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存在用新技术解决旧技术问题的可能性。在每一阶段滥用、浪费和破坏这些资源至少部分地由继续不断地追求新技术能力来负责,好像具有更精致的技术就会补偿现有技术的误用^[44]144。

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对于技术负效应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于人们探讨技术负效应的社会根源,思考如何解决技术的负效应问题有重要的价值。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批判思想为我们探索技术负效应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们的建设性思想为我们克服技术负效应提供了思想方法。在大卫·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中,也有人通过宗教信仰的方式解决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提出自然主义有神论,认为这种有神论对于拯救被技术破坏了的世界是很有价值的^[45]248-249。

在西方也有人主张用宗教解决技术问题。新托马斯主义者看到了现代技术所产生的严重问题,提出用教会道德来拯救这个世界。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的问题日益严重,科学技术不仅不能够使人类幸福,而且使人类面临灾难,只有宗教道德才能拯救我们的世界^[46]408-412。

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同技术负效应问题的研究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着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两种相反的观点。这两种思想的讨论对于人们研究技术负效应的产生根源和如何解决技术负效应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前面提到的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是比较典型的,他坚持技术决定论思想。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在他看来,技术不是必然现象,因为它只是人造就的;技术取决于正确的知识。技术的缘由、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人。人的目的取决于技术的形态与方式。文化决定着选择什么样的目的,而技术便是为此目的而发明并创造出来的^[47]。讨论文化对技术的影响,实际上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在探讨技术是可以从文化方面进行控制的。

对技术自主论思想提出相反的看法的还有斯塔迪梅尔,斯塔迪梅尔否认技术是中立的,认为技术的意义是由人来决定的,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他认为：“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48]

在技术的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价值、组织、思想的风俗——都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技术”^[49]188。“没有技术是独立存在的,在技术的周围是作为评价的组织和网络在设计它、制造它、扩散它、推进它和规范它。假如我们要理解技术的命运,就必须理解这些制度的内部的、外部的运动。”^[49]188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技术和技术负效应是可以改变的,要想改变技术,就要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尤其要弄清社会对技术的作用。“假如我们不能理解技术被社会塑造的方式,我们就不能改变这种塑造。”^[4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