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历程和现状

一、国外研究历程和现状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将环境看作是免费品，他们认为可以在经济活动中随意地使用这些环境要素，因为它不具有稀缺性，因此根本不需要估计环境的消耗价值。18世纪，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魁奈（Quesnay）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阐述了土地资源与农业产出的关系，试图系统地建立起自然资源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人们对于魁奈的理论不予理会，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严厉地批评了魁奈的思想，认为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庇古税（Pigou，1920）的方式加以消除，而自然资源收益递减（李嘉图，1817）的问题在工业化的伟大成就面前也显得无足轻重。

然而，工业化造成的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后果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并用资源或环境因素对经济进行调整，得到许多经调整后的净经济指标。1971年，麻省理工学院最早设计了一个反映环境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对比关系的“生态需求指标”（ERI）；然后在1972年托宾（James Tobin）与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用最终的经济产出减去城市中的污染造成的成本再加上家政服务等活动产生的价值，得到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W），据此计算出1940—1968年美国的年平均净经济福利占GDP的比重不到50%；接着在1973年日本制订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用GDP减去未达标排放的改善成本，得到了净国民福利指标（NNW），根据这个指标计算，日本当年的GDP增长率为8.5%，而NNW的增长率则只有5.8%；1989年卢佩托（Rober Repetoo）等人用经济增长减去自然资源损耗，得到了净国内生产指标，并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研究，得到该国1971—1984年经过资源损耗调整之后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4.8%，而调整之前的增长速度为7.1%；1990年戴利（Herman Daly）和柯布（John B.Cobb）对社会因素造成的成本损失进行分类，将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产生成本和效益进行了详细分析，由此得出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指标，称为可持续经济净福利指标（ISEW），实例研究显示，1950—1996年澳大利亚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比GDP增长率少了30%；1990年联合国也先后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和可持续发展指标，指标体系中包含了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指标、政府组织行为指标及民间机构行为指标等，对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指标，用来衡量国家、地区的真实财富水平。1996年，Wackernagel等人在假设一国的经济、人口情况已知的前提下，计算出需要多少土地才能满足生产对资源消费的需求、完全吸收废弃物而不至于破坏生态环境，由此得到“生态足迹”指标。他们计算的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为2.3hm²，而全球生态承载力为1.8hm²，超出27.78%，显然地球已不堪重负；1997年Constanza和Inbchenco等人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分类，得到了17种生态服务类型，并由此建立了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该指标体系对人们研究生态服务价值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面对工业化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许多人开始研究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破坏损失，为以后的环境经济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世界能源危机，人们开始担心地球的能源和资源还能用多久，在进行各种经济分析及统计核算时也开始将能源纳入其中作为一个重要考虑因素。1970年列昂惕夫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利用其独创的投入产出表对生产过程导致的环境污染进行分析，拓展了国民经济核算的思路。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首次将环境以卫星账户的形式对国民经济核算进行补充，在原有的经济账户基础上增加了污染控制账户，这是目前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的雏形。198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建立环境账户的指导方针，为世界各国建立环境经济账户提供了参考。1983—1986年，联合国统计署与世界银行环境局、美国环保局合作，正式开展了环境与资源核算的研究工作。^[2]与此同时，荷兰、挪威和法国也在对本国的自然资源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各自的资源和环境的实物账户。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连续多年联合开展了把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的研究项目。^[3]1989年联合国统计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经济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主持研究环境经济综合核算问题，到1993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版的发布，联合国推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临时版本）》，简称SEEA 1993，其正式版本在1994年出版。SEEA 1993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领域多年来讨论的概念和方法整合在一起，确定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基本框架、方法和内容，是该领域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SEEA 1993发布后，美国在同年即率先推出了反映本国环境信息的资源环境经济账户体系；泰国、博茨瓦纳、巴布亚新几内亚、墨西哥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实践；1996年印尼进行了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账户实例估算；1998年，日本对该国1985—1990年的绿色GDP进行了初步估计；欧盟根据挪威和芬兰的经验，建立了包含环境核算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直到2000年联合国对国际实践和研究进展加以总结，发布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操作手册》，简称SEEA 2000。随后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在2003年共同发布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最后草稿）》，简称SEEA 2003。相比SEEA 1993和SEEA 2000，SEEA 2003进一步归纳和扩展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内容，扩大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环境经济核算基础的范围，对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框架、自然资源与环境估价、环境成本与效益评价及自然资产存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主要思想是用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扣除资源及环境的损耗，平衡兼顾环境与经济发展。SEEA 2003成为受到广泛认可的环境核算的实践指导标准。

SEEA 2003综合考虑了世界范围内环境经济核算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2003年之前的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近些年各国学者对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绿色GDP、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持续发展等主题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的研究仍在继续。Robert Smith（2007）介绍了SEEA 2003的形成及其核算结构，从理论和统计部门实际操作两方面对SEEA 2003的实施进行了讨论，认为环境核算可以有效防止现有统计的缺陷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Walker和Pearson（2007）认为，任何线性的、局部化的核算体系都不能反映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互动性造成的人类福利的重要改变。尤其是潜在的生态系统变量的变化不直接反映在价值流量中，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看待自然资源的方式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对于有些弹性的重要资本存量的损失无法识别，导致这些存量被高估。而SEEA对此是一个重大改进。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存量的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并通过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例子，对重要的资本存量进行了评估。Knut H.Alfsen和Mads Greaker（2007）从整体和细节两方面总结了自1980年以来挪威的环境核算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并认为收集和整理任何资料，来支持有关决定的决策过程，最后的结果总是根据其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来做出正确判断。Jean-Louis Weber（2007）介绍了欧洲环境局根据联合国SEEA的指导方针开始实施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核算的计划。这项计划使欧洲24个国家开展了土地核算，并首次发表在欧洲环境署（EEA）的《欧洲环境状况》和《欧洲经济区2005年展望报告》中。这项计划体现了欧洲对于环境政策一体化的需求，包括专题政策的纵向需求和对影响环境各因素的分块政策的横向需求，其中对土地和生态系统核算中数据监测、收集和处理以及数据同化和融合的统计方法进行了改进，比如以1平方公里网格内任何行政区域或生态系统区域（比如江河流域、海岸线或生物地理区）为单位进行缩放的土地覆盖账目提供了清晰的空间格局，这使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核算有了基础。Richard M.Auty（2007）认为，SEEA可以通过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健全管理以及以净储蓄率的形式提供一种政策可持续性指数，来对资源丰富的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效益的改善提供帮助。这种政策指数连同其他措施（比如主动地提高租金流的透明度以及对额外公共部门收入的严格评估，可以使自然资源租金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以保持社会福利的不断增加。并以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的案例来说明SEEA和净储蓄可以用于诊断政策失误以及提高经济效益。Peter Bartelmus（2007）认为修订后的SEEA 2003阐述了实物和混合环境经济核算，细化了自然资源的估价技术，但不同意以“建模”的方式对环境退化进行货币估价。相对于SEEA 1993来说，SEEA 2003更偏向于实物核算及核算系统的连贯性，从而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客观地评估。Simon Dietz和Eric Neumayer（2007）阐述了如何将SEEA用于测量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文章首先强调了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概念的区别，然后说明了当前他们认为最好的测量实践。James Boyd（2007）认为，绿色GDP是在市场经济平等基础上核算大自然的价值。但是绿色GDP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大自然不像汽车、房子和面包这样事先打包成一个一个单位，更糟糕的是，绿色GDP要测量的是由没有市场价值指标的大自然提供的公共物品产生的收益。那么绿色GDP应该计算什么呢？如果绿色GDP是核算大自然的非市场收益，那么什么应该计算，什么不应该计算？该文利用生态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James Boyd和Spencer Banzhaf（2007）主张用统一定义的核算单元来衡量自然对人类福利的贡献。这种核算单元迄今仍未被环境核算的倡导者所定义，而“生态系统服务”因为太特殊而无法用于福利核算的实践。文章根据经济原则，提出了一个“最终生态系统服务单元”的定义，目标之一是使这些单元能与GDP以及其他的国家核算中定义的传统的商品和服务具有可比性。文章以实际的例子说明了其所定义的核算生态单元，这类单元为政府、保护地和环保市场对环境效益的衡量提供了一个体系结构。Abdelgalil（2007）参考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开发了一个模型，用来解决两个问题：首先，绿色GDP的未来前景如何，我们是否应该关注资源退化，退化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退化？其次，哪种政策更有效？用封闭模型来对不同规格的外生变量的模拟。另外，可供选择的政策处理为：人力资本、价格优惠、产权和贫困减少。在非洲，文章表明，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前景下，即上行的绿色GDP，中期来看是弱有效的，只有在有一系列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退化之间冲突的有效政策的特定结构条件下，绿色GDP才会上升。Viveka Palm（2007）指出北欧国家将环境税和补贴作为其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有较长时间的经验。瑞典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将环境税和补贴作为其官方统计的一部分。文章介绍了环境税和补贴核算与工业排放数据的联系，说明了排放与环境税以及不受监管的行业或环境问题之间的不对称。数据显示，瑞典的经济手段始终关注于特定的行为或地区，从未像经济理论所建议的那样全面。环境税主要针对石化燃料的使用和相关排放，主要适用于家庭部门和服务部门，而工业由于担心国际竞争而常常被豁免。环保积极性的补贴主要针对农业、渔业和可再生资源的研究方面。一个完全成熟的设置环境税和补贴的国际数据将为比较国际竞争的影响提供良好的基础。欧元国家通过核算方法的协调和国际比较的公布来促进其成员国对环境核算数据的应用研究。Haripriya Gundimeda等人（2007）以应用SEEA的方法为基础，设置了反映印度森林资源真实价值的国家账户和州账户。文章利用国家现有数据库，建立了一个从政策角度来看的可行的和可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文章专注于森林价值构成的四个部分：木材生产、碳储存、薪柴的使用及非木材森林产品的收获。分析结果表明，印度国民收入的普遍的计算方法低估了森林对收入的贡献。特别是东北部各州的收入账目被传统的计量方法（GDP/GSDP）显著地低估了。文章还找出一些在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背景下表现欠佳的州，反映了自然资本损失主要是由于退化和滥伐森林。该研究强调，为了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保护被印度穷人广泛使用的森林资源及作为国民财富的重大储备，有必要整合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框架。John Talberth（2006）利用8个国家跨越30—5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GDP增长以及GDP与绿色GDP的差距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增长模型和差异模型来检验经济开放的效果。文章发现，有强烈而可靠的结果表明，在开放和绿色GDP增长之间存在负的非线性相关；在开放和GDP与绿色GDP差异的增长之间存在正的非线性相关。虽然绿色GDP核算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文章暗示一旦更全面的测量方法得到发展，随着时间推移，探索影响经济福利增长的因素的实证模型将会被重新审视。Peter Bartelmus（2009）认为，扩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不应该试图衡量经济福利，相反，应该以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本的耗减成本来评估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对SEEA概念和方法的应用证明了国际绿色核算的可行性。从世界经济来看，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成本大约为3万亿美元或世界GDP的6%。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巨大变化表明，传统的经济指标可能在很多方面会显著夸大世界经济的发展。数据的差异和数据可比性的不足会影响指标的估计。国家和国际统计机构应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绿化国家核算，以得到更谨慎和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政策。Stefan Giljum等人（2011）认为：全球对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原材料、能源、水和土地的利用导致了当今许多最紧迫的环境问题。设计适当的政策，对这些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用确定的指标来衡量人为资源的不同尺度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该文在对资源利用指标的现状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资源利用测量方法，提出了一套新的资源利用补充指标。该文建议的涵盖核心资源的指标体系包括材料、水和土地面积等输入指标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等输出指标。从产品和公司的微观层面到国家和世界各地区的宏观层面，这套指标体系都可得到应用。所有建议的指标都需要从一个生命周期的角度去看待生产和消费活动。这套指标涉及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整体，它可以被视为一般性指标框架，可以根据更具体的指标计算比如因自然资源使用引起的不同的环境影响。Gary Stoneham等人（2012）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使对之前低效的经济领域进行设计和市场创造成为可能。虽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方法也反映环境的信息和价值中环境核算的作用。该文使用试点的数据，展示了一个计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交易对GDP贡献的方法，建立了一个符合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实物环境资产账户。该文还探讨了实物环境资产账户的信息对于改进环境资产的货币估值方法可能起到的作用。Malte Busch等人（2012）使用意大利和德国的案例研究，对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了比较，文章介绍和分析了两个不同的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并讨论了它们的相对优势、缺点和特点，确定了应用这些方法的最佳条件。文章对如何整合这两种方法，促使在决策过程中改进生态系统服务方式的实施提出了建议。Judith I.Ajani等人（2013）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以温室气体清单为基础的，每个国家报告年度净排放量即温室气体的流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温室气体存量（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为目标，而存量的变化几乎完全受人为影响，存量的稳定以没有人类微扰为前提。对于土地来说，因为土地稳定的碳储量、恢复能力和密度，基于温室气体清单的流量很难反映生态系统的根本差异。该文提出了一种全面的国家碳核算框架，包括存量和因储量、土地、人类活动引起的随时间变化的流量。它是对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于清单的流量的补充。这个框架根据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不同对储量进行分类，分为岩石碳（岩石圈中的碳）、生物碳（生物圈中的碳）和人为碳（库存、产品和废弃物），并提出了一种基于碳损失的时长、可逆性和碳密度的储量排名系统。这个框架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解决农业用地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减灾战略和竞争性需求难题。Ahmet Atil ALici（2013）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与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自然的压力的关系。自然的压力用世界银行调整的净储蓄数据来计算，这是对用美元计算的能源、矿产、森林的净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损害的总和。然后利用213个国家1970—200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的工具变量（IV）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和自然压力之间有正向关系，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强于低收入或高收入国家，各子项也有所不同。虽然收入增加，会减少对森林、二氧化碳损害和增加矿产开采的压力，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的增加会加大对自然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