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究现状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生物地质学关系最密切的国际计划是全球变化研究，它包括下列国际计划:①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1984)，研究地球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重点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②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1970)，研究物理气候过程;③国际全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计划(IHDP，1995)，研究人类与地球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④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1992)，研究生物多样性。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IGBP，IHDP，DIVERSITAS均与生物地质学有关。从全球变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在地球系统中，生物圈是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尤其强烈。因此，需要地学与生态学的结合研究，即生态地学，还需要人与自然的协调，即可持续发展科学。中国学者刘东生、叶笃正、胡敦欣、安芷生、符淙斌等倡导并参与了IGBP和WCRP，后4人参加了其科学委员会。我国亦参加了全球变化的上述4个计划及其他工作，如ESSE(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WCMC(世界物种保存监察中心)等。

全球变化以数十年至数百年尺度为重点，旁及数千年至数百万年，或数天至数年。对于生物地质学的地史部分，则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有所涉及。有关的项目有第157项、第357项(有机体演化与矿产)，第199项(地史中的稀有事件，集中在天体撞击对生物灭绝影响方面)，第216项(地史中的全球生物事件)，第335项(灭绝后的复苏)等。我们自1983年开始，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了第203项、第272项、第359项三个IGCP项目，专攻特提斯、环太平洋与冈瓦纳边缘晚古生代—早中生代事件，多方面涉及该时期生物圈与全球变化的关系。

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RC)提出的固体地球科学今后任务中，将“全球古环境和生物演化”及“全球地球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分别列为第一和第二重点，在第一重点中，又将“最近2．5Ma”和“最近150Ma 及150Ma以前”分别列为最优先和优先项目。1997年，美国地质年会(GSA)(盐湖城)，强调了地球系统科学与地质生态学，并召开了“地质生态学的概念”研讨会。2001年，NRC又提出“地球科学基础研究的机遇”报告。报告把“关键带:地球近地表环境”、“地质生物学”分别列为六大机遇的第1项、第2项，进行了重点论述，要求从个人驱动的研究、开创性计划、多学科研究三方面给予支持。其中，关键带相当于地球系统科学的自然科学部分，其许多研究内容与生物地质学相重，如“生物、水与矿物的相互作用”、“地球碳循环”、“地球历史”等。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英国政府主管地球科学的机构)发布的1994—2000年地球科学战略中强调:地球系统的基本问题，是认识地球内部作用与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过程的耦合和反馈关系，并将“气候与环境变化动力学”和“生物圈的演变”列为六大核心科学主题的第5项、第6项。

德国教育与研究部和科学基金会共同实施了15年(2000—2015年)超大型研究计划——地球工程学:从过程认识到地球管理。在其13个重大项目中，有2个与生物地质学密切相关，即第6项，耦合的地球-生命系统:生物圈动力学与全球环境控制;及第8项，物质循环:地圈与生物圈之间的链环。

俄罗斯1990年以来提出了“生态地质填图计划”，先后召开了“地质生态——问题和解决方法”和“地质生态制图”等全俄会议。1997年召开了“生态地质学”国际会议(圣彼德堡大学);其他国家亦有一些与地质生物学相关联的研究计划。

在国内，1983年钱学森倡议建立地球表层学，黄秉维阐述了地球表层学的概念，把四大圈层作为整体、复杂的开放巨系统来研究，实际上与国际上的地球系统科学的概念是一致的。与之相关，我国于1983年、1986年、1989年先后召开了三次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在参与全球变化研究中，我国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过渡带及其敏感性的概念，对季风驱动的生态系统、黄土古土壤、湖泊岩芯、冰芯、石笋等做出了国际前沿的成果。2002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地球科学: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孙枢等，2002)中，将生命与地球的协同演化列为21世纪初的十大战略重点之一，其他重点中亦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在地史上，我国不但保存了寒武纪至白垩纪完整的地质和化石记录，而且发现了澄江动物群和热河动物群等罕见的化石宝库，以及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人类其他遗存，我国的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

从以上叙述可见，在生物地质学领域的某些学科中，我国与世界的差距并不很大。因此，通过多学科交叉与综合(包括地质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中国可以对生物地质学做出特有的贡献，我们应当尽快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使我国在这一重要交叉学科中达到国际前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