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全球性南北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国际秩序特征和本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曾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二战后，随着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新兴国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但联系依然比较密切。因而，第三世界在欧洲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欧洲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要求，一直也比较重视。冷战后，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因此，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其实质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是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主权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由于南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击之后，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采取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以及与北方国家进行跨区域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发展自己，再加上美国单边主义凸显、欧盟实力上升，欧盟加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多边外交力度，在较为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南方国家的关系。欧盟这一举措推动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使之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从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联系国关系向较为平等互利的多边合作关系转变
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殖民统治时期。在殖民统治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二战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西欧国家寻求保持与原殖民地和附属国联系的新途径，于1957年《罗马条约》第131条提出并确立了联系国制度，把与欧共体6国有着“特殊”经济、政治关系的18个非洲原殖民地纳入了“联系国”的范围。“这基本上是一个殖民主义的安排。”[32]这种“特殊关系实际上是宗主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关系”。[33]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欧共体与之签订了《雅温得协定》。这个协定在原则上规定18个国家与欧洲国家主权平等、权利对等以及联系国的自主权利，但仍保留宗主国的特权。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促使欧共体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并提出通过“对话与合作”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欧共体与非加太的发展中国家于1975年签署了《洛美协定》。当然，在冷战思维的制约下，这种“平等与合作”的伙伴关系在实践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直到冷战后，这种关系才有了较大转变。在《洛美协定》的框架下，欧共体与非加太的发展中国家于1989年签署了第四个协议，将协议的有效期延长到十年，于1995年签署了修改议定书。2000年非加太集团77个成员国与欧盟15国在科托努签署了有效期20年新的经济贸易合作和援助的《科托努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进行全面政治对话、及时解决在消除贫困和防止地区冲突方面的问题、反对腐败和实行廉政、支持和发展民营和私营企业、扩大经贸合作以及进行财政援助改革等。《科托努协定》预示着欧盟与非加太国家新型关系的开始。
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亚欧会议。欧盟于1994年发表了《亚洲新战略》报告，提出了欧盟要与亚洲国家建立一种建设性的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以“改善欧洲在亚洲的形象”。许多人认为，第一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召开对欧盟来讲是一个机会，既象征着亚洲在世界秩序中的新地位，又使亚洲将其殖民关系的过去抛在身后。[34]首届亚欧会议的主题——“促进发展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体现了欧盟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与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这里所说的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既不同于殖民统治时期的那种不平等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那种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等和平共处诸原则基础上的新型伙伴关系。”“亚欧会议形成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的精神，被舆论界称为‘曼谷精神’。这种精神表明，欧洲国家领导人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建立平等的关系。”[35]首届亚欧会议发表了《亚欧会议主席声明》，美国报纸评论说:“欧洲人正在形成与亚洲人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坚持建立以美国领导为前提的关系。这样的平等是与亚洲人打交道获得成功的极重要的因素。”[36]
2.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自主关系发展
冷战时期，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派生性关系，受制于美苏关系。[37]美苏关系的状况以及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欧共体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时，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受制于美国的对外战略。因此，在冷战时期，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两极全球秩序和美主欧从区域秩序的派生物。
冷战后，苏联解体，完全解除了美苏关系和部分解除了美国对外战略对欧共体/欧盟的制约。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为欧盟实施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战略提供了前提。在中东欧，欧盟积极推行“东进战略”，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既有斗争又有协调。在中东，欧盟不仅表现了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而且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在伊拉克，欧盟主要国家公开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拉美，同美国积极展开争夺。在非洲，欧盟加大了进取力度。这一切表明，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断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自主关系发展。
3.从以经济关系为主向经济、政治、社会等全方位关系发展
冷战时期，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主要在经济领域。冷战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仍然是欧盟对外交往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仅仅限于经济关系，而是呈现出以经济关系为主向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的趋势。
冷战后，欧盟将增强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力作为欧盟成为多极化世界中重要一极的关键。然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欧盟经济发展不景气，1991—1995年，欧盟15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35%，其中，1993年为－0.6%，1994年为2.8%，1995年为2.5%，1996年为1.6%。而此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5.2%、6.2%、5.9%和6.3%。东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1996年东亚经济增长率达到8%。[38]非洲国家也出现了2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达到5%。特别是1995—1999年，非洲经济出现了连续5年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近4%。自1991年起，拉美经济也趋于好转，除墨西哥1995年和巴西1999年金融动荡外，历年的平均增长率在3%左右。[39]因此，欧盟把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摆脱经济困境和增强实力的途径。欧盟需要亚非拉的广大市场，亚非拉需要欧盟的资金和技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很强。
(1)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欧盟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欧盟重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1998年2月12日，欧盟与里约集团在巴拿马签署《巴拿马声明》，表示信奉人权、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原则，谴责恐怖主义、贩毒和武器走私，同意加强在反种族歧视、贫困、失业和环境污染问题上的合作。1999年6月28—29日，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签署和通过了《里约宣言》和《优先行动计划》，同意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对话，推进人权和民主、加强在教育、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优先行动计划》的贯彻和实施。2002年5月17日，第二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共同价值观和立场》和《评估报告》等文件。2003年3月28日，第十一届欧盟—里约集团部长会议在雅典举行，重点就双方关系的总体情况及前景、新经济环境下的社会融合及民主管理等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欧盟—中美洲、欧盟—安第斯共同体政治合作对话更新协议在罗马签署，规定了双方政治对话机制化，并加入了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内容。
(2)欧盟关注非洲地区局势。1997年6月，欧盟外长理事会确定了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的原则立场。2000年4月3—4日，首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会议发表了《开罗声明》和《行动计划》，呼吁债权国采取措施，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要求非洲国家继续推进改革，确保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2001年9月9日，在联合国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上，欧盟同意对历史上在非洲贩卖奴隶和殖民统治作出道歉。10月10―11日，欧盟与南非等5国元首及埃及总统代表在布鲁塞尔分别举行会晤并与非洲国家举行首次欧非部长会议，明确表示支持非洲提出的旨在促进非洲经济和民主与发展的“新非洲倡议”，并决定与非洲就此建立长期联系机制，在消除贫困和预防冲突方面加强合作，支持非统组织成为世贸组织观察员。10月12日，欧盟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伙伴关系和定期会晤机制，强调欧非应在反恐斗争中加强合作，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反恐大会，承诺尽快采取措施执行安理会有关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经济来源的决议，并任命了解决马诺河地区(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危机欧盟代表，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进程。2002年11月28日，第二届欧非部长级会议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预防冲突和人员偷渡等问题。2003年6月5日至9月1日，欧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授权，在刚果(金)东部展开军事行动，以改善当地安全状况和人道主义形势。这是首次以欧盟名义在欧洲以外地区独立部署部队。7月4日，欧盟委员会在非盟成立一周年之际总结欧非关系，称对非关系是“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应加强与非洲对话，进一步推动双边合作。同时，1998年9月30日，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就未来合作关系举行正式谈判，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伙伴关系、促进政治对话、维护人权并与贫困做斗争。2000年6月23日，欧盟和非加太国家正式签署《科托努协定》。2001年10月2日，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部长级会议召开，一致同意加强磋商与对话，以最终实现《科托努协定》所提出的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使非加太国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目标。
(3)欧盟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2001年9月4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加强与亚洲关系的新战略，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亚洲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积极谋求双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并表达了与亚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合作的愿望，强调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应加强磋商。2002年9月23―24日，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举行，会议讨论了反恐、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经济合作、社会发展、人力资源、环境以及地区热点等问题，发表了《主席国声明》和《关于朝鲜半岛和平的政治声明》等文件。2003年7月9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与东南亚国家战略，提出六大战略重点:支持地区稳定与反恐;促进人权;加强司法与内务合作;加强贸易关系与投资;支持最不繁荣国家发展;开展科技、教育文化、交通、能源、环境以及信息社会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等。欧盟与亚洲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与美、日相比，欧盟国家为改善南北关系、促进南北合作做出了较大努力。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欧盟正在努力改变西欧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形象和影响，积极构筑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关系。欧盟发展这种关系，不仅可以谋求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改变追随美国的外交形象，而且可以制约美国的“一超”地位和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不仅有利于促进全球性和区域性南北对话与南北合作，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发挥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更大作用。目前，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全面发展。这一进程促使冷战时期以矛盾和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南北关系向冷战后依存与合作关系发展。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欧盟多边外交战略有助于国际秩序得到根本的改造。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欧盟国家单方面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欧盟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是一种结构上的矛盾，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欧盟坚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权观，也将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欧盟只有明智地处理这些负面因素，其多边外交战略的成效才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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