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危机决策的政治效应

二、美国危机决策的政治效应

英国学者艾维·施莱姆认为：从整体上看，美国决策者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顶住了压力，其决策有效地应对了因苏联封锁行动所造成的艰难困境。他强调决策过程尽管伴随着紧张的压力，但这依然丝毫无碍于美国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46]虽然美国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误判，但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所言：无论如何美国的决策终归要比苏联的决策更为理性，也因此而更具成效。^[47]此外，危机随着1949年6月巴黎外长会议的结束而终告落幕。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内容看，苏联和美英法三国虽然同时取消封锁和反封锁，但西方的反封锁本来就是苏联封锁的副产品;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尽管迫使西方三国同意重开讨论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并将柏林货币问题列入议程，但作为其两个基本战略目标，苏联既没有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也未能把西方势力逐出柏林。因此，危机对抗的结果并非平局，而是苏联落了下风。

通过空运为西柏林供给物资是美国应对危机的重要途径。^[48]空军对柏林的大规模空运总共持续了324天，共飞行277264个架次，运输了包括食品、燃料、药品和衣物在内的2343315吨物资，平均每个柏林公民人均约一吨。^[49]美国的空运政策和行动，一方面为自身在封锁境况下坚守西柏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通过由此而反映出的坚定信念，对筹建西德国家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驻德军政官克莱早在危机开始之初就曾表示：“如果丢失柏林，那么西德就是下一个柏林。”^[50]同样，在当时绝大多数美英联占区管理机构的德国籍官员看来，西方从柏林撤离也将直接影响到西德其他地区的社会和政局安定，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也将因此而很难继续得到大多数西占区民众的支持。^[51]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们也认为，能否成功建立西德国家有赖于美、英、法三国能否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如果柏林被西方抛弃，就不敢保证今后的西德政府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52]此外，德国当地的政治势力在组建西德政府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尽管美国的政策最初得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和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支持，但在德国亲西方政党的内部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例如苏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雅克布·凯泽尔就明确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强调德国既不偏东方也不偏西方，而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他坚决反对分裂德国并认为保证统一有助于形成一个和平的新秩序，德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并建立“新的社会形式”。^[53]1947年11月，柏林副市长费迪南·弗里敦斯堡更是重新提出要成立全德人民代表会，由德国各州派代表参加签署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并号召重建统一的德国。^[54]在1948年6月初《伦敦决议》出台后，就连原本支持建立西德政府的阿登纳，也批评《伦敦决议》是模糊的、不公正的，并预计德国人将拒绝就此与西方三国进行合作。^[55]同时，许多德国民众也认为在该《决议》指导下尽管西德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但并不是完全的独立。例如鲁尔的产品将根据西方三国管制的规则进行分配，西方军政府依然将对西德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德国当地的新闻媒体也对西方三国成立西德政府的建议反应极为消极。^[56]

因此，如何说服这些持有不同政见的德国政治领袖以及为数众多的普通西德民众，赞同组建西德国家的政策主张并服务于自身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着实提供了解答这道难题的好机会。包括空运行动在内的美国坚定立场，平衡了德国内部对《伦敦决议》的不支持声音。危机期间，几乎所有的非亲苏政党的发言人都在西德各地的议会中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立场的认可。一位社会民主党成员将空运称作是“令人惊叹的成就”，他认为柏林人的战斗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并钦佩美国率领西方三国所取得的成绩。此外，各新闻媒体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对美国领导的空运予以认可。慕尼黑的《南德日报》(Suddeutsche Zeitung)声称，空运不但是历史上最大的航空运输行动，更是最人道主义的表现，因为它使两百万无辜的德国人避免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牺牲品，它也是反对恐怖主义和奴隶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心灵桥梁。^[57]类似的陈述既可以在自由主义的也可以在保守主义的刊物上看到。

整个封锁期间，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联合行动，在西德的新闻媒体上收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由于封锁造成的德国境内的紧张局势，使得许多西德的政党领导人将西德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也正如《南德日报》所指出的：争夺柏林制造出了一种不寻常的互动关系，美国为了帮助德国人而投入战斗，反过来又可以依靠德国人的力量来支持自身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主张。^[58]北威斯特法伦州议会的一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籍议员说：如果美国不援助柏林，他们就将丧失德国人的信任，他们对柏林的救助反过来赢得了西德政党领导人帮助华盛顿对抗莫斯科的使命感。^[59]这一点还可以反映在封锁早期的汉诺威地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言语中：“必须向柏林人展示我们理解他们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也必须清楚美国等西方大国正通过他们的行动保卫全体德国人的切身利益，我们不应该忘记柏林人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60]一个危机期间在德国波恩议会工作的美国官员回忆说，空运是当时议会内部谈论的一大主题，这是美国力量和决心的最好证明，封锁和空运毫无疑问有助于筹建西德国家计划的实施。克莱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在1948年10月2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美国对柏林的空运行动密切了与德国人的关系，使他们重新确立了完成组建西德国家任务的信念。^[61]事实上，当西德议会委员会于1948年9月1日召开，并开始为西德地区制订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后，筹建西德国家的工作便进入了快车道，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家体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的辩论很快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得以解决。^[62]在以上消除西德地区各亲西方政党之间分歧的过程中，美国空运的延续及其不断加强所造成的坚定对抗苏联的政治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筹建西德国家进程的推动，只是美国应对危机的决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改善美德关系最直接的事例。诚然，在冷战爆发之初西占区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尚未完全摆脱“战争对手”、“占领者”等固有的意象，因此美英在危机中的空运行动着实是一项在德国民众内心树立友善形象的“民心工程”，对于德国人而言，美国的空运行动在与苏联的封锁行动的比较之下就显得更为可贵。当然，空运行动对于美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所蕴涵的短期政治利益诉求的意味，它所彰显的精神魅力和政治影响力还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因此当十余年后柏林再次因美苏对抗而重现危机态势时，肯尼迪总统依然派遣克莱这位当年反对柏林封锁的“英雄”，与副总统约翰逊一同前往柏林鼓舞当地人的士气。此举的目的无外乎就是利用克莱这个标志性人物的重现，一方面勾起德国人乃至于西欧人头脑中对美国在1948—1949年坚定立场和援助精神的“美好回忆”，以起到促进西方内部团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在向莫斯科展示自己的决心如同第一次柏林危机时那样坚定不可动摇。

当然，美国的危机决策在作用于德国问题本身而产生积极政治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应。德国(西德)在1948之前的工业产出仍不及1936年水平的一半，但到1949年3月这一数额已经跃升至89%，同期的外贸年出口量也几乎翻了一番。对此，哈佛大学历史系奈尔·弗格森教授认为，上述变化不但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直接援助(马歇尔计划)的影响，更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48年6月西占区货币改革以及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空运等强硬对策。弗格森认为“美国的援助是通过灌输信心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他也表示马歇尔计划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复苏，将西德1948年后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价格调控的取消以及西马克的发行所产生的信心增长似乎更有道理。弗格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美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坚定表现，美元与德国马克的联手所取得的成果也不会这么大。^[63]

此外，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包括空运在内的一系列不妥协政策，在维护西柏林地位的同时也在与苏联政策的“激情碰撞”后，在客观上促成了东西柏林政治分裂局面的形成。西柏林的存在，在地缘上犹如一枚打入东德甚至是整个东欧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楔子”，在自觉与不自觉当中起到了遏制苏联、分化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早在危机爆发前柏林处于四国联合管制状态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就以城市为依托展开了“明争暗斗”的情报战。危机过后，美国更是利用西柏林深入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的地理优势和便利，将此作为开展对苏情报工作的温床，通过对苏方人员或亲苏分子的不断接触和收买，攫取了大量有关苏东社会主义内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有价值的情报。同时，分裂后的西柏林俨然成了东德境内一个独立于亲苏政权之外的西方王国，在莫斯科看来，西柏林成了华盛顿庇护反苏分子、策动反苏暴乱活动的堡垒，成了有碍东德甚至是整个东欧安全稳定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49年底德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后，西柏林归于西德政府治下，按照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建设。同时，东德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按照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扶持，并由此而造成了食品匮乏等严重后果;此外，强制集体化政策使得许多东德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加之严厉的镇压政策不容有丝毫的反对声音，使得大批不堪忍受的东德人选择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与周边东德国家执行僵化的苏联发展模式相比，西柏林的存在俨然成了矗立在东德人面前的展示西方经济优势和生活方式的“橱窗”，起到了从社会层面分化苏东阵营的作用。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可算是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采取坚守西柏林的政策而产生的“另类”成效。

美国通过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取得的更为重要的成效无异于是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权力的提升，即通过对国家硬权力的运用实现了软权力的扩张，并以此为契机通过软权力的护持不断扩大维持自身硬权力的物资基础，实现了硬权力和软权力的互动性增强，这也成了奠定自身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甚至是霸权的重要基石。

从国家权力的定义看，它包括自身能力或称实力以及这种能力在国际体系中受认可的程度。所谓能力，可以解释为民族国家各种相对有形的表征的集合。它是一个国家将其他领域的资源比如说经济实力、军事优势、自然资源以及文化影响，等等，转化为国际政治领域的资源的效度和力度;所谓认可程度，就是关于权力的声誉，也就是国家的声誉和形象。^[64]这里的“认可程度”与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提出的软权力概念是相通的：软权力是指一种通过吸引他人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大棒”威胁或“胡萝卜”收买他人。奈称之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即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他，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这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65]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国家声誉或形象其实就是一种软权力的表现。相比之下，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是典型的硬权力，可以用于要求他者改变自身地位，依赖的是劝诱和威胁等方式。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采取的包括空运、核威慑在内的对抗性政策，主要就是依托于自身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强大的硬权力。

从总体上说，美国在战后最大的软权力要属精心打造的自己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自由传播者和民主倡导者的形象^[66]，其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也不例外。在自身强大的硬权力作用下，美国的确成功实现了这一目的。诚然，美国在此之前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拯救了一批被纳粹德国占领与奴役的国家和人民，使得自己在战后的欧洲享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由民主救星”的形象。^[67]但冷战的爆发在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看来，意味着一个国力雄厚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一群力量被削弱的“民主”国家的挑战，是意识形态矛盾下的现实安全威胁。故而，美国继续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维系“自由民主的守护者”形象也因此而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能否通过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应对有效地抵御苏联社会主义的所谓渗透和扩张，便是考验华盛顿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上述声誉和形象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尽管对美国在财政上的宽厚大度欢欣鼓舞，但他们却担心经济援助也许不足以遏制他们所感受到的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军事威胁。在这些国家看来，华盛顿的美国人远在大西洋彼岸，与苏联坦克的相距最近也有数千英里之遥。^[68]为此，法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迫切表示自己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保护，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69]与法国类似，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明白需要依靠美国来保护自身和世界的安全，如果美国撤出欧洲，它们将不得不独自面对苏联的威胁。但美国在危机中通过对军事和经济等硬权力的实际运用，基本打消了这些国家的担忧。美国的决策一方面维护了自身在西方世界内部的“自由民主守护神”的国家声誉和形象，另一方面也使自身的国家权力获得了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这两方面效果的叠加折射出了美国软权力的加强，并集中反映在几乎与危机同步的北大西洋联盟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在约瑟夫·S.奈的话语体系中，“软权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三个方面”^[70];软权力主要来源于主体的价值观，但不仅仅是文化的影响力，软权力能够塑造其他国家的期望，软权力需要硬权力的支撑，但绝对不仅是硬权力的翻版。^[71]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共性，利于促成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结盟，而前者通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所反映出的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的强大优势，更是增加了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在美国的援助下抵制苏联安全威胁的信心和期望。这种信心的增长正如约翰·盖迪斯所指出的，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透过华盛顿的危机决策看到了“美国军队站在他们与红军之间”的事实^[72];这种期望的延展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推动北大西洋联盟体系形成的重要动力。因此作为联盟的产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最初体现的是一种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制度。此外，由于美国霸权提供的是一种“庇护性领导”，其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不仅影响着其他国家追求利益的方式，也影响着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及国家利益的判定，塑造着他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案。^[7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约的出现也是一种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影响下的自身软权力扩张的表现。

当然，软权力的扩张与硬权力的支持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互动的特性^[74]，软权力的提升也往往能够反过来增强构成硬权力的物资基础。在冷战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往往在美国对抗苏联、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下集中异化为华盛顿操控下的硬权力。美国通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为自身赢得的软权力扩张有力地推动了北约的建立。以该组织为平台，多国军事力量在美国领导下的整合，不但使华盛顿扩大了可共利用的军事资源，也变相增长了对作为军事实力依托的国家经济资源的利用范围，从而使华盛顿在与莫斯科的进一步对抗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以1948—1949年为例，从1950年初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数据看，在人力资源上，西方国家的总人口数是3.22亿，其中欧洲“北约”国家为1.73亿;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西方的GNP总值为3740亿美元，欧洲“北约”国家占据了其中的840亿，相当于整个苏联及其卫星国集团的总和(苏联65亿美元、卫星国21亿美元，总计86亿)^[75]，具体到包括煤炭、电力、原油、钢铁、水泥和汽车在内各种重要物资产品，欧洲“北约”国家的加入使得西方对苏东集团取得了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比例优势。^[76]上述情况的出现，无形中扩大了美国可供利用的硬权力，使其原本举一国之力的有限硬权力，借此呈现出实际效用上的几何数递增。从逻辑上分析，以上美国硬权力的变相增长也是拜其自身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作用下的软权力扩张所赐。

总之，以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为起点，美国通过对有形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硬权力的运用，有效地增强了建筑于西欧国家对自身认同基础上的软权力，而这种软权力在冷战国际环境中自然延伸并借助大西洋联盟的出现，扩大了美国可支配的硬权力范围，无形中建构起了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的互动性增长，两者互动的直接效果，则是成就了美国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领导地位，并奠定了其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苏联的实力基础。

【注释】

[1]肯尼思·沃尔兹认为，个人作为解释国际政治行为的第一个镜像，涉及决策者的脾气、性格和信仰等因素。解释一个国家是如何走向战争的，就要看该国领导人的野心和个性。第二个镜像是关于民族国家的一些特点，如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解释一个国家走向战争的原因，要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专制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镜像是国际体系，关注的是国家力量分布的模式和结构。解释一个国家走向战争，要看国际体系的竞争性和势力均衡的变化。沃尔兹认为这个层次的解释对于理解国际政治是最有力的。因为系统层次的因素是个人和国家在做对外决策时所必须遵从的一些限制条件和必要条件。当然，沃尔兹也认为个人和国家都有相当的自主性。参见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2]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决策层次描述的是行为者选择的范围，而其他层次只是设定了行为者所处环境的特征。对每一层次的分析都表明：如果对外交决策的环境——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有足够的了解，就可以解释和预测行为者的行为。但强调其中一个变量将会贬低其他变量的重要性。例如，强调国际环境的重要性会令人产生，“外交政策官员相对而言不受官僚政治或国内政治系统的制约”的印象。与此类似，如果说官僚政治在外交政策的形成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好像是说政党政治和公众意见起的作用不大。因此，使用单一层次的分析会立即暴露出理论上的单薄。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Chapter 1.又见该书中译本［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

[3]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7.

[4]有关“冷战共识”的研究可参见孙玉娣：《杜鲁门时期美国“冷战共识”的形成》，［王玮教授指导］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5页。

[5]布鲁斯·W.詹特尔森认为，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政治模式就是冷战共识，该共识涵盖三方面内容：第一，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总统相对于国会的支配地位;第二，行政部门中外交和防务机构的巨大扩充;第三，弥漫于美国社会的反共产主义。参见Brace W.Jentle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Dynamics of Choice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Norton，2000，p.119.

[6]董秀丽主编：《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7]刘文祥：《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国会与总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8]［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68—69页。

[9]Margaret G.Herman＆Charles F.Herman，“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An Empirical Inqui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ember 1989，pp.361－387.

[10]［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69—70页。

[11]［加］夏尔·菲利普·大卫著，李旦译：《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12]刘文祥：《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国会与总统》，第152页。

[13]Stephen D.Krasner，“Are Bureaucracies Important?”in G.John Ikenberry，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etical Essays，New York 1996，p.464.

[14]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244—245页。

[15]［美］贝科威茨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57—58页。

[16]［美］贝科威茨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53—54页。

[17]［美］贝科威茨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54—55页

[18]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88.

[19]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88.

[20]［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97页。

[21]Morton H.Halperin，Bureaucracie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1974，p.67.

[22]Arthur H.Vandenberg，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Boston，1952，p.23.

[23]David C.Tompkins，Senator Arthur Vandenberg：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Republican 1884－1949，Michigan，1970，p.198.

[24]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1971，pp.32－33.

[25]王鸣鸣：《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4—19页。

[26]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27]王鸣鸣：《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4—19页。

[28]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7.

[29]参见李东燕：《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看伊拉克战争》，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

[30]John Spanier＆Steven W.Hook，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Ⅱ，Washington D.C.：CQ Press 2004，pp.8－9.

[31]参见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162页。

[32]Morrell Held＆Lawrence S.Kaplan，Culture and Diploma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Connecticut Press 1977，p.4.

[33]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第59页。

[34]［美］威廉·富布赖特著，伍协力译：《跛足巨人：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国内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22页。

[35]U.S.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pp.124－135.

[36]［美］威廉·富布赖特著，简新芽等译：《帝国的代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37]［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38]转引自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2007年版，第53页。

[39]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

[40]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

[41]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

[42]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

[43]参见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

[44]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ve，and the Cold War，p.61.转引自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105页。

[45]［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第153页。

[46]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422.

[47]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333.

[48]有关空运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数据参加本书附录。

[49]［美］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硏究室翻译组译：《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0页。

[50]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61.

[51]New York Times，June 28，1948.

[52]New York Times，July 4，1948.

[53]Werner Conze，Jakob Kaiser，Politiker zwischen Ost und West(Band 3)，Stuttgart 1969，S.68.

[54]参见Wilfried Loth，Deutschland im Kalten Krieg 1945－1963，Berlin 1992，S.6.

[55]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3.

[56]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3.

[57]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4.

[58]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5.

[59]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5.

[6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5.

[61]［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27页。

[62]［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第94页。

[63]［美］奈尔·弗格森著，李承恩译：《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页。

[64]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65—66页。

[65]［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66]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67]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第94页。

[68]［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第267页。

[69]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70]参见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p.188＆p.267.又见［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第230页。

[71]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67页。

[72]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New York，1987，p.65.

[73]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p.192.又见［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第230页。

[74]参见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第94页。

[75]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转引自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383页。

[76]详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