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教育政策决策机制

一、法国教育政策决策机制

从对法国教育政策制定及决策机制的历史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最为典型特点是中央集权制以及近年来中央权力的不断下放。但是对于目前的法国来说，其教育决策机制状况如何？其发展的趋势又朝向何方？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本节将主要对法国教育政策制定及决策机制的状况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以期展现目前法国教育政策与决策机制的全部面貌，并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而最终为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众所周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既受到外部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主要的决策人物、组织机构、决策信息传递等内在因素的影响。^[7]为了清楚地呈现法国教育政策和决策机制的现状以及主要的影响因素，我们需要回溯几个法国颁布的主要教育决策内容。

有学者指出，对政策环境的描述与分析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即实践层面、理论层面以及决策层面。实践层面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它所反映的是教育现场的问题和热点；理论层面是决策的智囊和参谋，它担负着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发表咨询意见及提出各种可供选择方案的任务；决策层面是具有决策权力的组织和机构的组合体，它同时也是决策的主体。^[8]对法国教育决策机制的运行及其所处政策环境的描述和分析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着手进行。就新世纪的法国教育而言，其主要面临学业失败与文盲的比例居高不下、无资格与无文凭的青年逐年增长、校园暴力日趋严重等问题。^[9]这些教育问题亦成为法国21世纪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首要问题。法国政府曾在2005年颁布了一项法案——《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回顾该法案的出台过程，或许对我们更多地了解法国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运行状况有所裨益。

就上述法案的起草及出台而言，当时的法国政府几乎动员了所有的教育界组织、其他社会领域的组织以及个体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大讨论。时任法国总理的拉法兰2003年专门组建了“学校未来的全国讨论委员会”，教育部原评估与预测司司长克劳德·德洛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被赋予两个使命：一是组织全国性的讨论，收集制定政策的信息；二是为政府提供法国未来15年教育发展的决策方案。首先学校评估高级委员会^[10]组织全国四位专家撰写了《对学校的初步诊断》报告书。报告书提出了法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的22个问题，委员会将报告书及其问题发表在互联网上以供全国民众讨论。当时各个领域凡是与学校发展相关的人员几乎都参与了讨论，包括教育界专家、教育领域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政府行政人员和经济界人士，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与团体也参与了讨论。

针对某个问题进行全民性讨论在法国并不新鲜。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由于法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在法国，尤其是巴黎，民众对政治的讨论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强烈。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委员会就在各个学校和社区中组织召开了两万多次会议，并动员上百万人次参加，同时整理了一万多份会议综述，这一状况实属罕见。委员会网站也收到了大约五万份电子邮件，访问网站的人数则达到40万，除此以外委员会还收到了一千五百多份邮政信件和来自三百多个团体和协会的意见及建议。在一年的时间内，委员会还与76个民间团体和组织举行了座谈，同时并访问了200余名专家学者。^[11]经过一番整理与归纳后，委员会于2004年4月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讨论之鉴——法国人谈其学校》的综合文件，同时向社会公开，2004年10月又向教育部提交了最终报告——《为了全体学生的成功》。依据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法国政府起草了教育系统指导法案，2004年3月，议会通过了《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并由2005年4月新上任的总统萨科奇正式签署颁布。

从这一政策的制定过程来看，该决策方案从形成到颁布都离不开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和首脑的高度重视，即使在法国总统换届选举之际，法国政府也积极为教育决策方案的提出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空间，并将教育决策方案的实施作为自身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科奇从其准备参加总统竞选开始，就一直把教育放在其竞选纲领的重要地位。方案同时也离不开法国各个阶层民众对法国教育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方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并抓住了当时法国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因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颁布之际，议会和政府相关部门还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但总体上基本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只是在对一些如“必不可少的共同基础”的内涵等的界定上和委员会的建议略有不同，而这也引起了一些反对意见。该法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颁布，一方面得益于法国政府与民众对教育政策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法国国内各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而“所有学生都能够成功”的理念也从中不断地得以深化。1974年德斯坦总统就提出了“要让每个法国人具备最低限度的知识”的观点；1984年，法兰西学院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国家课程大纲应当确定最低限度的共同文化，即所有公民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内核”；1989年，戈洛（Franois Gros）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共同主持的委员会在出台的一份报告中也强调“教育不能留下不可接受的空白”；1994年，国家课程委员会则宣称，“共同基础的详细内容即将出台”；1996年，福洛领导的“学校思考委员会”再次提出“起码知识”的概念等。^[12]而《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提出要建立“必不可少的共同基础”，只是把多年来的理念上升为法制而已。换言之，正是法国教育理念的一脉相承，为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扫清了前进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