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形成的物质性基础”，谁控制生产、如何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变革的方向。[26]在此意义上，跨国生产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崭新篇章。它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代之以全球化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进一步深刻重构了资本—劳动的生产关系。
首先，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与全球无产阶级的形成。一般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构成跨国资本内部循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技术人员和主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构成”[27]。斯克莱尔认为，还应包括媒体和商业领域的“消费主义精英”[28]。这个阶级通过生产被组织起来，拥有或控制全世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受某一特定国家领土和认同的束缚，利益取决于凌驾于本地和国家之上的全球积累——这就从空间上赋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国家领土和政体的存在认同，赋予了它世界性统治阶级的地位。
在这一阶级的对立面，一个全球无产阶级也在形成。根据奈格里和哈特的界定：“从大的范围而言，全球无产阶级包括那些其劳动直接或间接被剥削，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则的那些人。”[29]跨国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又一次原始积累。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国家中的农民和自由生产者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被抛入全球劳动市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成为“冗员”或失业者，在正规生产的本地结构中找不到位置，也加入产业后备军，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奈格里等认为，新的全球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一种潜在而巨大的积极发展趋势，因为它打开了抵御和解放的可能性。
其次，跨国资本家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强资本—弱劳动”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跨国生产对资本家阶级发挥着整合作用，而对无产阶级而言，恰恰相反，起着离散作用。
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跨国资本家组织起来，形成跨国的阶级联盟。例如，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跨界并购、跨国联合董事会、战略联盟和各种全球经济活动的安排等，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在积累过程中产生共同利益的认同；而各种弹性生产的劳动形式，如外包、转包、兼职、临时工、非正式工作、家庭劳动、血汗工厂和其他压迫性生产等，却使劳动支离破碎。后福特制积累的核心在于弹性劳动和廉价劳动，与之关联的是各种临时性的劳动分类和劳动控制的替代体系。劳动供给的“专门化”和“准时化”、非正式性和可替代性，造就了劳动者之间的分离隔膜、恶性竞争和一支由临时雇员组成的庞大劳动后备军，为进一步压低工资、降低工作条件、去工会化、过度剥削等“廉价生产”提供了条件。而且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建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空间的裂隙之上，有利于跨国资本家阶级摆脱民族国家和社会控制，将其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化，从而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上巩固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
这是一个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束缚、资本—劳动不再扎根于历史上已经制度化的社会和社会团体的相互关系、劳动变得空前弹性和廉价的时代。如罗宾逊在研究中指出：“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或雇主对雇员的责任，即便极其微小，也已经被解除了。在这一摆脱社会束缚的‘野蛮资本主义时代’，受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它的极端形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活，集体生活的准则和观念几乎全部消失——的推动，在雇佣劳动中确实存在一种‘历史’或‘道德’因素的回落。”[30]确实如此，在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中，一方是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者，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性；另一方在生产中被肢解，沉沦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前者对后者的社会权力已经被高度制度化了。
再次，跨国阶级改造民族国家，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跨国国家机器。跨国生产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跨国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如罗宾逊所说：“统治阶级中没落的国家分支和崛起的跨国分支之间的斗争，通常是20世纪晚期政治动力学和意识形态进程的背景图。”[31]资本积累过程的去地域化，使得竞争越来越发生在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家积累与全球积累、国家分支与跨国分支之间矛盾的体现。
着眼于统治阶级的全球利益，民族国家放弃了过去所推行的以单个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转而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自由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越发获得了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新权力。跨国管理精英处于世界经济的制高点，控制全球政策制定的杠杆，运用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对全球机构行使职权，使得世界各经济体及其政治进程变得跨国化和一体化。民族国家被改造成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议程的“前沿工具”[32]。
一个全球阶级结构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它内在地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跨国国家机器。于是，跨国国家机器从民族国家体系内产生。它包括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以及一些通过地区性协定建立起来的超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
跨国国家机器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政府退出历史舞台，由于阶级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在全球化体系中，“国家实践的本质在于通过跨国国家机器来行使跨国经济和政治的权威，从而重现嵌入在全球资本增殖和资本循环中的阶级关系”[33]。但跨国国家机器的出现确实反映了民族国家政府职能的窘状：对于如何维护全球资本的增殖和循环，以及如何维护嵌入其中的跨国阶级关系，民族国家已经力不从心。由于全球资本积累主要是受金融部门而非生产部门的控制，所以政府的职能也就只能是越来越聚焦在中央银行的需求上，越来越关注如何发挥好“货币主义”的功能上。
如果说在《资本论》的写作年代，只有英国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形态，才是马克思研究的典型样本，那么随着跨国资本建立起遍布全球的跨国生产和跨国资本—劳动关系，整个世界都步入了《资本论》的语境，成为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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