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家庭与传统家庭观念

本文研究的跨国家庭中，除了上述的“航天员”状态之外，还有徘徊于学术与家庭的夹缝中，最终选择家庭、放弃学术发展的情况。下面介绍的TN女士的事例^[6]就是很好的证据。

TN女士，1956年出生于新疆，汉族。本科毕业于新疆科技大学，专业是化学。她本来想学医，但当时专业由国家统一安排，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希望考研。当时她已经跟现在的先生W谈恋爱，而W的弟弟也有了恋爱对象，而且已经步入谈婚论嫁的阶段。当时W的母亲说，作弟弟的不能先于哥哥结婚，为了让弟弟可以结婚，要求TN跟W先结婚。于是，TN与W就结了婚。TN后来得到国家公派日本留学的机会，1986年以两年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她希望继续在日本攻读博士课程，因此决定留在日本生活。直到2003年她拿到日本永久居留证后才回到中国。

1986年赴日时，TN夫妇已有了两岁的儿子。她把孩子托给自己的父母，将先生留在国内，一个人去了日本。当时她先生在新疆从事传媒工作，后来申请国家外派媒体工作人员赴日参加日本某家媒体公司的培训，1987年追寻夫人去了日本。培训结束后，TN女士给他介绍日本某所大学的老师，该老师接纳他为进修生。在TN的帮助下，先生也走上学术道路，后来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TN女士1993年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有不少在学术界发展的机会。不过，先生和婆婆的想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获得博士学位后，先生想要一个女儿，希望她再生一个孩子。婆婆的想法很保守，觉得孩子越多越好。她经常在国际长途电话里跟她说，“日本没有计划生育，你可以多生孩子”。最初她并不想再要孩子。一来刚拿到博士学位，学术道路是“光明”的；二来儿子一直托付给父母照看，自己没有跟他一起生活，再生一个孩子的话，恐怕会伤害儿子。其间夫妇二人产生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她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1996年女儿出生，为了可以在父母帮忙照看小孩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1997年她带着女儿回到新疆的母校任教。那时大学方面非常重视她，回国后马上被评为副教授，而且可以指导学生，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可是，她先生一个人留在日本读博士，精神状态欠佳，几乎不能继续研究。而且，她儿子也想去日本。于是，她带着两个孩子再回到日本，首次实现一家四口一起生活。她回想当时的情形说：

“我现在和儿子两岁赴日时的理念一点也不一样了。那时我很重视自己的目标，所以把孩子托给父母去了日本。我妈妈是位高中教师，对我教育很严格，对孙子也一样严格要求。我儿子到初中前学习成绩很好。不过上了初中后，慢慢进入青春叛逆期，他开始问为什么不能跟父母一起住，说自己也想去日本。我也想过在他上初中时接他来日本。可是我两个弟弟都不在妈妈身边，妈妈身边也没有其他孙子女，所以妈妈想把我儿子留在身边的时间长一点。我想，如果我带儿子去了日本，妈妈确实很孤独、很寂寞，于是我决定再等一下。儿子初中毕业后，我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回日本。再到日本以后，我的生活变成以家庭为主，在大学当中文兼职老师、从事留学生会馆的管理工作等，收入还比较稳定，可以支持先生的研究和照顾孩子。我现在很后悔为了先生和家庭牺牲了自己，放弃了研究。（向笔者说）你最好不要为了男朋友牺牲自己，那样做你也会后悔的。我也经常对学生说，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儿子高中三年级参加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的前夕，她突然生病，一直发高烧十天，徘徊在生死线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忽然很想回国，刚好一周后先生接到中大的招聘信息，不久后工作也确定下来。那时他儿子刚考上日本的大学，女儿刚幼儿园毕业，因此她儿子一个人留在日本，其他三个人回国。她现在也很在意儿子的感受：

“儿子跟我说他不想当学者，只要拥有平凡的家庭就行了。（她说着说着眼泪汪汪的。）我觉得他是因为一直离开父母生活，所以才这么说的。我到现在也还觉得对不起他。”

她现在虽然是大学的副教授，但自从由新疆再到日本后一直以家庭为主，大约五年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由于先生的关系才获得现职。她觉得身为教师并不及格，学生报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劝他们不要选她当导师，并且，她想早点退休让位给优秀的年轻人。但她没有后悔生女儿：

“化学方面可以接替我的人很多，即使我辞职也没有影响。不过家庭需要我，母亲只有我一个。现在女儿就是我人生的结晶，她既聪明，又有毅力，很高兴她很懂事。我觉得我先生其实一直希望我做个贤妻良母。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很传统的女性，过了40岁以后那种感觉才慢慢清晰起来。有一位日本女性朋友说她年过40以后才喜欢“演歌”（enka）^[7]也许我也是那种感觉吧。国内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女性也参加工作，可是之前中国传统家庭中女性是以家庭为主的，我妈妈也是这样。我觉得40岁以后珍惜家庭的感情才慢慢萌芽。”

另外，她还受到日本女性的影响。她考上自费的博士课程，难以支付入学费用。那时救世教（基督教一派）的K女士捐出20万日元给她，改变了TN女士的人生观。K女士认为所有人都是普通的、平等的，她平等对待每一个人。TN女士想在退休后从事志愿活动，尤其是照顾老人，她觉得这是受到K女士的影响。她曾经走上精英之路，后来离开学术界后成为普通人，正因为身为普通人，才更了解别人的感受，受到K女士的影响，她变得更关心周围的人。她的先生曾经建议她从事女性学研究，于是她从图书馆借了不少有关日本女性的书。在一本关于明治时代女性的书里，她看到“为了培养日本的母亲，不要女校”，感到很惊讶，因为她觉得日本很早以前就重视母亲的素质教育，国民的整体素质因此很高。

笔者问TN女士，假如先生日后找到在日本工作的机会，她是否还想去日本生活。她回答说，“以后希望他以国内为基点，因为他是长子，对父母有责任，我也要照顾父母”。她虽然还有两个弟弟，不过回国后父母基本上跟她一起住。笔者之前问过她，希望儿子在哪里发展，她说由他自己决定。只是他现在在日本贷款读书，以后要自己还款，所以认为他还是先留在日本工作比较好。“因为我们具有日本永久居留证，所以儿子不能接受留学生的待遇，跟日本学生一样的。”^[8]

她的事例也可以理解为在跨国语境下，在学术界与家庭之间左摇右摆、无所适从，因此只能在不断的牺牲与妥协中寻找平衡点。

（一）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对跨国家庭的作用

TN女士的跨国家庭经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TN女士为了寻求个人发展，把儿子和先生留在中国，她独自首次来到日本；第二阶段，女儿出生后她和两个孩子在中国，先生一个人在日本；第三阶段，把儿子留在日本，其余三人在中国。现在TN仍然呈现跨国家庭状态，其家庭确切存在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3个阶段中，TN分别为了追求学术理想、为了照顾先生、为了照顾孩子而在中日之间移动。为了维持家庭，她放弃了研究，还离开儿子生活。前述CM氏和KSK氏的家庭按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在两地之间选择得到满足之处，而且其所有成员也基本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可是TN女士不同，她为了家庭的需要在中日之间移动，除了第一阶段以外，她没有获得个人需要的满足。

其原因何在？根据以上的访谈，她不得不接受中国（西北）传统家庭观念，这些观念几次改变她的人生。第一次，她结婚之前想读研究生，可按照婆婆的意思先结了婚；第二次，获得博士学位后再生一个孩子。此后，为了照顾先生而辞掉母校的工作再赴日本，并决定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生方向。

在她的家庭中，夫妇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都很密切。她最初为了到日本求学而将孩子托付给父母照料，后来考虑父母需要外孙在身边的感受，没有带走孩子。现在感到照顾父母的责任，虽然儿子在日本，可是不想再到日本长期生活。费孝通先生在他弟子麻国庆的著述《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的代序部分提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养生”公式不一样。中国的公式叫反馈模式，也可以叫反哺模式。意思是父母养育了自己的孩子；等待自己老了，孩子反过来赡养父母。这种模式是复合的，可以超过世代。如果儿子死了，孙子接着赡养，再不行外孙也要赡养，这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麻国庆，1999）。此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还指出，“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费孝通，1998：41）。

在笔者的访谈中，还有类似的事例也能表明这种父母与孩子两代人强烈纽带的中国家庭观念。OK氏，北京人，1987年去日本，2003年回国，已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证。他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日本某家电视台工作。在日本的生活工作都很顺利，工资收入高，与日本同事的关系也很好。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归国，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孩子。他说：

“大女儿3岁就到了日本，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在日本上的，高中以后去了澳大利亚留学。日语说得非常流利，日本朋友说她比日本女性还像日本人。虽然也会中文，不过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看到她的文化空白状态，感觉太遗憾了。以后，她希望成为日本人留在日本，或者去美国等其他国家留学，但没有打算回中国。我不希望小儿子长大后像他姐姐那样。男孩儿跟女孩儿不同，希望他能自立工作，还照顾父母。女儿嫁出去就算完了，可是男孩儿不一样。”

OK氏很担心孩子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没有认同，而且存在“养儿防老”的中国传统家族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提到，“家的基本特征是已婚的儿子中往往有一个不离开他们的父母，父母之中如有一人亡故，更是如此”（费孝通，1997：25）。通过OK氏事例，我们还可以看到“香火绵续”的家庭观念。

更值得关注的是OK氏的“不过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看到她的文化空白状态，感觉太遗憾了”说法。在笔者的访谈中，很多人提到将孩子托付给父母照看后才出国，或者回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孩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孩子在日本成长上学而不通汉语，无法了解中国文化。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且寄望孩子会继承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制约”了他们的跨国生活。反之，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才形成他们现在的跨国家庭状态。虽然人在日本，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几乎没有改变。

（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从TN女士的事例可以看到她个人的价值观变化。她20多岁去日本，基本上在日本度过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接受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她说“早点退休，希望从事志愿工作”，是因为她在日本结识一位从事志愿工作的女性，于是逐渐对无报酬的社会活动、向困难人士提供帮助感兴趣，即便回到中国，她还是拥有从事这种实践活动的意愿。笔者认为，虽然从家庭中女性角色的角度来说，她自愿或非自愿地顺从中国文化，不过从个人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说，她受到日本生活经历的影响，使其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经历了日本生活后，接受日本女性的影响，生活方式发生转变的还有以下的事例。KGC女士，1965年生，浙江人，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后公派日本留学，获得静冈大学硕士学位，在京都大学攻读博士（没拿到学位），其后在一家企业从事研究员的工作。她在日本一共生活了17年，去日本前并没有社会工作经历，所以对她来说其社会经历绝大部分来自日本。两个孩子都在日本出生，她非常肯定日本女性养育孩子的态度，回国后自己模仿日本女性的习惯。她说：

“中国女性请保姆照看孩子，自己去工作，觉得她们很享受生活。我不想把孩子托给保姆。依靠金钱而忽略亲自关心小孩，没有给孩子灌输亲情，我觉得这样不好。日本的孩子很幸福，妈妈一直在身边。不过妈妈们得要牺牲自己。也许我接受了日本的影响，希望尽量多直接接触孩子。”^[9]

KGC女士现在是家庭主妇，生活以照顾孩子为主，日本的生活经历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