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环境

关于跨国公司与环境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很多。例如，以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行动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显示，^[23]　跨国公司履行环境责任行为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其中伦理与经济因素是并存的。同时，这些长期参与“全球契约”的企业，由于接受了“全球契约”的许多项目并致力于其讨论与发展，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热衷与付出，为其市场形象的树立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影响作用。调查结果还显示，这些“全球契约”的参与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成本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不少成本被用于发展环境技术及其研究。但总的来说，跨国公司在“全球契约”的机制下履行环境责任，同样可以得到来自伦理与经济的双重利益。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还证明了企业实践社会责任活动，实际上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这些企业认为，对多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照顾，对企业来说不仅会有长期的收获，同样也会有短期利益的获得，例如，降低因环境污染带来的治理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竞争优势、增强客户满意度等。

相比之下，朗迪勒里（Rondinelli）和贝瑞（Berry）在更早期所做的实证研究强调了“企业公民”的概念。^[24]　该研究以38家年销售额在10亿以上的跨国公司为调查对象，包括ABB、BP、强生、英特尔、福特等全球知名公司，分析研究了这38家跨国公司所发布的环境表现报告，探讨了“企业环境公民”的身份内涵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与环境利益相关者如环境压力团体、非营利组织、当地政府等开展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环境问题。调查中显示，许多跨国公司在积极的环境管理行为中可获得即时与直接的利益，例如更低的成本、更少的风险与债务、更有效的运营等。还有许多跨国公司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追求更长期的回报，包括更具竞争力的优势、关键资源与原料的保护、更良好的企业形象以及新产品的研发等。

此外，参与环境责任项目可以帮助企业在销售业绩、客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产品质量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大部分环境表现报告包括三类外部导向的企业环境公民实践：第一，鼓励企业员工和管理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环境改善项目；第二，参与慈善活动，支持社区、国家以及国际对于改善环境条件的努力；第三，与环境和公共利益团体建立战略联盟，以解决重大的环境问题。除以上外部导向的环境责任行动外，跨国公司内部导向的环境责任管理实践对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贡献，如降低与防治污染，产品与工艺的再设计，原料的再循环，资源保护等。研究结论认为，两者相比较，跨国公司内部导向的环境责任管理实践，对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能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外部导向的环境责任行动尽管也是重要而可见的，但在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环境成本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企业环境公民”的内涵，应包括外部关系型活动与内部管理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跨国公司与人权，可以从法律的角度看二者之间的关系。^[25]　相关研究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应该在人权方面承担更多、更广泛的义务，而人权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因此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应加强软法对跨国公司人权管理的作用。该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框架，从法律、经济、道德与慈善等四个维度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于人权的积极影响作用。由于国际商业规则是在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下形成的，介于软法与硬法、道德与政府管制之间，因此要加强企业对员工福利、社会问题的承诺与管理实践，通过软法约束应该是一种更为合适的方式。当前最主要的软法工具包括：《全球契约》《联合国多国企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关于人权责任的规范》（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跨国企业指引》（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社会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等。软法的特点在于，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执行机制，但致力于建立规则和标准，可以视为更为适用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