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环境对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关系的影响
上述国际国内新环境影响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政治制度及其所导致的经营风险的看法，塑造了其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西方跨国公司逐渐认为发展中东道国的非民主政体提供的稳定无法持续。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动使发展中世界非民主国家给跨国公司提供稳定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下降。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跨国公司认为对人权的压制是造成一些发展中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根源，是对社会稳定和长期投资很重要的法制健全的破坏。因此，跨国公司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宽泛意义上的政治结构的性质”。一些跨国公司高管越来越重视发展中东道国与民主进程质量相关的问题。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少或者达到高原水平的国家是那些被民主改革萎缩所困扰的国家：约旦、埃及、突尼斯、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和白俄罗斯。[73]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担忧东道国政府的专制、威权、“低强度民主”的性质对其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不可预测的决策风险；缺少公民社会充分参与和支持的市场改革的不稳定性；独裁者为了维持其政治地位而限制市场改革的倾向；与按照政治标准选择的当地企业合作的不愉快经历；威权主义和脆弱的半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的上升；政治精英将技术能力窒息在地方层面。[74]具体展开如下：
第一，美国跨国公司对一些东道国的腐败和关系网感到头痛。
对于跨国公司来讲，东道国的腐败被视为特别有问题，因为它的成本很难判断。专制或威权国家偏重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其对市场准入条件的武断决定，这迫使跨国公司相互竞价以获得市场准入，由此导致90年代中期以来受贿和‘方便费’水平的急剧上升[75]。显然，根据威权领导者的倡议而运作的反腐很难彻底，因为它是威权领导者为获取短期效应而设立的“工程”，这样的反腐“工程”很少基于可预期的规则和机制而运作。除了制度性腐败外，东道国的关系网也是让美国跨国公司颇感不适的一大关注。在威权或低质量民主国家，交易协议的达成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司交结当地权贵的能力，这迫使跨国公司经理不得不分散时间和精力来积累“关系资本”。
低质量民主或弱民主也在打击腐败和结党营私方面明显失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弱民主提供了两幅最糟糕的图景：它不仅限制了威权体制内首脑个人驱动型反腐败的效果，而且显示了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有效处理民众诉求（包括减少腐败的要求）努力的失败。[76]对于冷战后新出现的“民主化”国家，跨国公司普遍担心持续腐败的潜在可能性最终会招致政治稳定的急剧恶化。
第二，最为显著的是，美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专断和不可预测的决策的影响。
跨国公司认为东道国独断和不可预期的政策制定对其投资决定造成冲击，它们对非民主国家或弱民主国家在执行上的自由裁量权表示担忧。因为独断性的自由裁量权被认为是“一柄双刃剑”：“当它为你工作时，它好于其他制度；当它开始与你作对时，它比其他制度更糟糕”。[77]跨国公司感到前者对自己的歧视正在增加。甚至是在那些威权政府看上去坚定地承诺改革的国家，制约和平衡的缺乏使威权政体更易于突然向财产权施加约束、实行国有化和限制，或者减少投资保护。即使在威权政府坚定承诺经济改革的国家，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乏使当局可能突然对跨国公司施加出口比例、东道国材料使用等限制，以及国有化和产权限制等危险。
例如，在东亚，政治掌控的专断使美国跨国公司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增加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行业准入限制。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限制对各州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如惩罚沙巴挑战他的规则。在菲律宾，法律制度的脆弱性在最高法院对政治压力反应、政府阻碍马尼拉酒店收购和向外国公司开放石油部门这三件事情上特别明显。在中国，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及收购的困难，利用“关系”渠道的成本在提高。[78]通常来讲，整个亚洲地区对进口的限制是和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影响有关。由于领导人拥有如此大的政治裁量权谈判市场准入问题，从而抬升了市场准入价格。
准入价格的提高也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动力相联系并被其复杂化。精英处理外来投资的视角对于跨国公司进入东亚市场非常有用，但却被广泛认为是1997年至1998年间地区金融危机的终极原因。到2001年，跨国公司对东亚的投资计划由于不稳定前景的重现而相应减少，这种不稳定的前景与自金融危机结束以来，本地区脆弱的民主和半民主国家没有成功贯彻治理改革有关。
类似的趋势也明显出现在美国跨国公司投资额较大的拉丁美洲。在公用事业私有化后，美国对该地区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因缺乏更大范围的制度改革而受阻。善治的改进也因政治精英有意维持国内的结党营私网络而迟滞下来。在许多场合，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坚称：由于公用资产被现任政府的国内联盟成员瓜分，因此，它们被排除在公开的竞标程序之外。在拉丁美洲，国内的结党营私网络阻碍了国内和国外资本之间的联盟，与此相伴的是当地商界常常阻止跨国公司关于善治的倡议。对于众多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来说，一种“知道是谁”而非“知道应该怎样”的政治文化的流行，是阻碍他们进入拉美市场的一个主要因素。[79]
总之，东道国专断、恣意的决策性质使美国跨国公司越来越普遍地认为“经营困难与其说是与腐败的绝对水平相关，不如说是由总体（arching）政治决策的专断所导致的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说，少量的腐败较之更高政治层次上的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要少。一位美国跨国公司高管坚持认为，虽然很少有公司参与“民主质量”的争辩，但他们越来越将更宽泛的政治变革视为其对法治问题看法的“必要组成部分”。[80]
第三，“非民主国家”的专断与关系网使许多跨国公司逐渐意识到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中的治理概念被定义得过于狭窄。[81]
在西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推动下，甚至连世界银行也重新考虑它对于善治狭隘的观点，善治通常被认为是与跨国公司最直接相关的。在本世纪初，美国人担任行长的世界银行也认识到其在善治议题上狭隘的技术视角，称善治需要考虑“政治影响力和利益协调方面的正式渠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世界银行主张更加严格的司法独立；强化立法机构在更严格的权力分配格局中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强有力的、自治的政治政党展开政治竞争；（公民）在公民社会里通过强大的劳工和商业组织来表达利益；媒体自由化。[82]受此影响，许多西方企业表示它们越来越承认善治和发展中国家更宽泛的政治结构间的联系。一位来自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跨国公司代表指出，虽然善治和民主改革之间的分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跨国公司将技术性的善治改革从政治变化中分离出来的企图“很快开始破灭”，它们认为这种分离常常最终走向不稳定。
第四，美国跨国公司对“非民主国家”市场改革的可持续性越来越表示怀疑，其怀疑基于以下两种原因：
一是跨国公司认为在许多“非民主国家”追求经济开放的同时，其与生俱来的政治控制本质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市场改革的程度。威权体制担心政治开放会影响当权者及其私人部门盟友的寻租利益，因此对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不景气特别敏感。对经济改革的重大限制产生于军队对大量经济活动的持续控制。因为政治敏感性，专制政权普遍对以信息为基础的部门的外资所有权施加限制。与特权阶层有政治联系的工厂主和生产者常常通过确保汇率被持续高估来使进口更便宜，这对出口导向的跨国公司不利。[83]在专制体制下，改革的上限正日益显现，因而限制了进一步的外来投资机会。在智利，“威权飞地”的维持包括对国有铜矿公司——Codelco的军事控制，从而使美国跨国公司丧失了控股Codelco的机会。俄罗斯脆弱的总体政治结构背景下的民主化，极化了沿着道德分界线的政党竞争，这种竞争破坏了国家的合法性，从而孕育冲突和腐败。这些都是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持续谨慎地看待俄罗斯市场的原因。[84]
当外国对越南的投资从1990年的2.3亿美元迅速增长为2000年的180亿美元时，包括美资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抱怨他们持续地被排斥在“敏感部门”之外，这些“敏感部门”不仅仅包括防务，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提供。[85]
在印度尼西亚，大型跨国公司能否进入该国市场取决于它们与苏哈托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系，这导致美资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1998年前对印尼的直接投资的相对水平实际上是非常低的。[86]
二是威权国家不透明的决策引起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其市场改革措施可持续性的怀疑。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将高质量的民主过程视为保证市场更均衡、对市场改革更广泛支持和理解的手段。一位跨国公司经理的看法反映了跨国公司共同的观点：即使决策的民主过程‘可能在特定的策略性议题上出问题’，它也能够通过对建立联盟的包容来‘缓和反市场的民粹主义’。大多数美国投资者表达了对发展中市场上出现的“两极”社会的日益关切，害怕改革者在保持改革与社会发展同步方面的失败正在积累更多的不稳定。一家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高级代表声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逐渐理解‘稳定不是现状的维持；威权政府对经济改革收益的聚敛通常是动乱、社会不稳、犯罪和对经济改革民粹主义反应的直接原因。市场改革一定是建立在通过包容性的政治进程来‘反映潜在的根本社会变化’的基础上。跨国公司的经理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的“双层”社会日益增加的负面后果，暗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越来越难以承载改革所释放的不稳定，当不稳定积累到一定的临界点时，改革难以为继，社会终将破裂。借用一位跨国公司经理的话说，跨国公司开始意识到在通过压制不满而实现稳定的地方，“堤坝有朝一日会决口”。[87]
例如在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第三世界地区——拉丁美洲，先前通过行政法令向外资开放的地方，大规模的动乱和撤资常常接踵而至，这种情形适合委内瑞拉、巴西、秘鲁以及阿根廷。如在委内瑞拉，民主化进程在1998年查韦斯上台时达到顶点。查韦斯推行一项新的提高外国石油公司税收的法律，从而规避了议会的详细审查。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投资者对奠定查韦斯统治合法性基础的“民粹主义”表示担忧，它们开始考虑从委内瑞拉撤离。当该国的政治不稳定在2002年政变流产后达到顶峰时，投资者的担忧变得更加敏锐。在2003年初的普遍罢工时期，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许多跨国公司将其员工从委内瑞拉撤走——即使查韦斯试图部署他的军队以维持外资企业的正常运营。[88]
第五，威权政体为了弥补内在政治安排的合法性，更倾向于向外界展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这常常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
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自己在环境和劳工标准上的关注与由专制政体和政府诱导的民族主义所孕育的不安全相联系。[89]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合作的缺乏和小范围的民族市场整合已被认为是许多地区一体化的障碍。这样的碎片化被跨国公司视为旨在维持威权政体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物。
第六，东道国政府惯常向合资企业的外方伙伴施加政治标准，亦即要求外国投资者与按政治标准选择的当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这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对合资经营效率和可操作性的担心。在美国公司看来，非民主政体经常严格限制合资企业中外资控制的最高份额。即使是那些受惠于国家自治的跨国公司也承认许多经济上成功、政治上软化的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决心对外国投资者利益“设定条件”的基础上。[90]
例如，1999年的记录显示：与合资企业相关的政治问题被视为影响了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十二年来的首次下降。1997年后外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明显下降也与日益增加的、由体制施加的不胜其烦的“商业合作合同”要求相关。例如，“埃克森美孚”视此为影响其缩减投资计划的因素。“商业合作合同”被越南共产党视为阻止经济改革漫溢为政治变化的一种手段。[91]
第七，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为下列趋势所担忧：威权政府过于集中的技术能力，窒息了超出改革者小圈子外的经济改革基本知识的扩散。
在封闭的政治里，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意味着统计信息总是不可靠，而且发布得非常慢。政府支持的企业通常免于披露某种对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来说是根本的市场信息。在高度复杂和快速发展的产品市场里，跨国公司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超过了对劳动力成本的考虑，因此，披露信息成了它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92]一些跨国公司高管已将高质量民主的需要与高水平的技术和行政能力的扩散联系起来。[93]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美国跨国公司承认在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通往最高层的竞争”[94]，逐渐认识到“封闭的资讯渠道是加在非民主国家经济进步上的枷锁，这种封锁尤其体现在更先进复杂的技术层次上”。[95]
第八，跨国公司在对“冲突区”商务思考时，认为现有的政治风险评估量化标准种类（如谋杀、罢工的数量）过于狭窄，难以把握任何与FDI相关的重大因素。[96]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商业组织寻求拓宽跨国公司对被冲突撕裂的国家的政治关注，关于这类关注的倡议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冲突解决等同于实施强硬的军事行动的看法在减少[97]。当对人权的压制变得引人注目时，跨国公司视此为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98]。首要的美国雇主组织明确强调民主是“政治稳定最好的保障”。[99]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在内的许多大型采掘公司声称自己与被认为对国内冲突火上浇油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保持距离。一份调查发现跨国公司经理们的主要关注是要东道国政府保持对自己充分的、诚实的告知，以使自己能够评估与冲突相关的风险，而要做到这一点，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已成为绝对的必要。[100]
在跨国公司意识到非民主或弱民主带来的诸多政治风险对其经营带来种种不利影响的同时，他们逐渐认识到高质量民主的优势。
一个著名的论断是民主在阻止和减缓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民主对经济自由化无害，它自身包含对何为适当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更全面的理解，且更可能确保社会基础（教育、性别平等和少数权利）的可持续性和均衡的市场改革。[101]的确，公民社会的积极活动与广泛参与能够改善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技术质量，帮助建立支持改革的政治基础，赋予后者较基于命令的执行更大的合法性。[102]正如一位“华盛顿共识”的设计者所警告：“压制是一种使合谋的想法变得可信的最好方式，在合谋下，存在着某种被掩盖的事实”，因而激起对经济改革更大的反对。[103]
由于深深扎根的社会和谐、高水平的教育和范围更广的服务对现代公司变得更为重要，因此，一些学者预言跨国公司将要求高质量的民主。[104]跨国公司在其经营被许多不同类型的国家分隔时，它们日益需要国家间和平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或弱民主政权的结合的代价更高。而且高质量民主带来政策的可预见性。在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里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测比在威权主义和“低强度民主”制度下更容易。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发展中东道国的专制或威权主义、弱民主或半民主所导致的决策专断、技术（信息）垄断、寻租腐败、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控制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引起了美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总体政治制度的关注和对发展中市场高质量民主的需求。
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除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政体的看法外，还影响了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促进”中的作用。
从对美国跨国公司“促进民主”效度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冷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蔓延、美国政府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竞争，这些都为美国跨国公司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全球化议程，向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市场，扩大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美国跨国公司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扩张则带动了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和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输出，并通过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培育公民社会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往往带来转型国家经济的私有化，这有利于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了对转型国家“民主稳定”的支持。[105]
从对美国跨国公司“促进民主”限度的影响来看，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蔓延。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和无止境的利润驱动导致美国跨国公司侵犯东道国劳工权、向东道国政府提供网管技术、向当地官员行贿等背离美国民主原则的现象。同时，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和“构造性”权力增加，从而增加了跨国公司相对于民众和政府的权力，这显然与“民主促进”相背离。
从对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促进”幅度的影响来看，“政治民主化”潮流、美国政府推行的“民主化”战略、公民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设定了一个政治界限。美国跨国公司再也不能像在冷战时期那样，通过推动或参与母国政府颠覆第三世界民选政府的活动来稳定投资秩序。[106]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的“民主化”战略和公民社会的运动，不时地将试图避开“民主促进”议程的美国跨国公司卷入民主、人权与利润纠葛的漩涡之中。美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政治风暴眼”。例如，随着NGO活动的加强，公司在国际政治趋势中的角色被置于国际公民社会更仔细的审查之下。“公司责任议程”的增加表明西方公民社会要求国际投资者扮演更具政治色彩的角色。跨国公司制定了涵盖一系列与其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相关的权利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公民社会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曝光及抵制，使后者越来越陷入公共关系危机。为了改善自身形象，90％的企业已经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议事日程[107]。一家美国跨国公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逐步鼓励企业从外部视角来看待其内部的操作，同时评估这一操作是如何与“公共政策决策进程”相关的。这已经导致“政治风险”定义的扩大，同时引发跨国公司董事会评估“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西方政府在其总理府和外贸部设立了“公司公民”单位。迄今为止，随着全球化导致以往被忽视的市场开放，跨国公司也被迫更积极地评估新的政治趋势如何可能影响其范围不断扩大的国际存在。[108]
【注释】
[1]Wojtek Lamentowicz，“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No.7—8/2003.
[2]D.Held，A.McGrew，D.Goldblatt，and J.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Cambridge：Polity，1999；G.Garrett，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Working Paper：Yale University，1999.
[3]沈骥如：《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38页。
[4]Indra de Soys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Democracy，and Development，New York：R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2003，p.24.
[5]V.Janardhan，“Globalization of Capital，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Labour：Towards a Perspective”，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30 August 1997，pp.1—2.
[6]Ibid.，p.32.
[7]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7，UNCTAD.
[8]G.Garrett，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6；D.Held，A.McGrew，D.Goldblatt，and J.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p.206—209，p.216，p.219，pp.259—282.
[9]《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全球跨国公司总数6.5万家》， http://ccn.mofcom.gov.cn/swxw/show.php?eid-564.
[10]J.Bhagwati，“Globalization，Soverignty and Democracy，”in A.Hadenius，ed.，Democracy’s Victory and Crisis：Nobel Symposiu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63—281；S.M.Lipset，“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tied，”American Socialogical Review，59（1994），pp.2—13.
[11]John Oneal and Bruce Russett，“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Democracy，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1950—1985，”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41（1997），pp.167—194；John Oneal and Bruce Russett，“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36（1999），pp.423—442.
[12]D.Rueschemeyer and P.Evans，“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in P.Evans，D.Rueschemeyer and T.Skocpol，eds，Bring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69—92；Larry Diamond，“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s：Tensions，Compatibility，and Strategies of Reconciliation”（unpublished paper，1994），cited in Hyug Baeg Im，“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Boon Companions or Strange Bedfellow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f fairs，50（1996），pp.279—291）；Drake，“The International Causes of Democratization，1974—1990”.
[13]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Gerhard kummell，“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An Attempt at Systematization，”East European Quarterly，32（1998）；T.Risse and K.Sikkink，“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tices：Introduction，”in T.Risse，S.C.Ropp and K.Sikkink，eds，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es：Int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ity Press，1999，pp.1—38.
[14]P.Self，Government by the Market？The Politics of Public Choice，London：Macmillan，1993；D.L.Sheth，“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in India：Post‐Cold War Discourse，”Annals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40（1995），pp.24—39；Bryan Roberts，“The Social Conext of Citizenship in Latin Americ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1996），pp.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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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L.Whitehead，“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in G.O’Donnell，P.Schmitter and L.Whitehead，eds，Transitions f rom Authoritarian Rule，Baltimore，Md：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3—46；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Harvey Starr，“Democratic Dominoes：Diffusion Approaches to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Journal of Con f lict Resolustion，35（1991），pp.356—381.
[17]Charles E.Lindblom，Politics and Markets：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New York：Basic Books，1977；David Held，“Democracy，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in David Held，ed.，Political The‐ory Toda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97—235；Diamond，“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s：Tensions，Compatibility，and Strategies of Reconciliation”；Stephen Gill，“Globalization，Market Civiliz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4（1995），pp.399—423；R.J.B.Jones，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Frances Pinter，1995；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R.W.Cox，“Globalization，Multilateralism，and Democracy”，in R.W.Cox，with T.J.Sinclair，Ap proaches to World Ord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524—536；Paul Cammack，“Globalization and the Death of Liberal Democracy”；European Review，6（1998），pp.249—263.
[18]Peter F.Drucker，“The Ag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Atlantic Monthly（November 1994），pp.53—80；R.W.Cox，“Globalization，Multilateralism，and Democracy”，in R.W.Cox，with T.J.Sinclair，Ap proaches to World Order，pp.524—536；J.Moran，“Contradictions Betwee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The Case of South Korea”，Democratization，3（1996），pp.459—490；Hans‐Peter Martin and Harold Schumann，The Global Trap：Globalization and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London：Zed Books，1997.
[19]Hyug Baeg Im，“The Rise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 Korea”，World Politics，38（1987），pp.231—257；G.O’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5（1994），pp.55—69；John E.Trent，“De‐mocracy in Danger”，paper presented at the 46th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Berlin，1994.
[20]Im，“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21]Wojtek Lamentowicz，“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No.7—8/2003.
[22]Stephen Gill，“Globalization，Market Civi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4（1995），pp.399—423.
[23]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G.O’Donnell，“The Browning of Latin America”，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10（1993），pp.50—53；Saskia Sassen，Losing Control：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Democracy，Malden，Mass.：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p.49—72；Atilio Boron，“A Reflection on the Capitalist Fault Lines in Latin America，”in Aguero and Stark，eds，Fault Lines of De‐mocracy in Post‐Transition Latin America，pp.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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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Robert Wade，“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in Susanne Berger and Ronald Core，eds.，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p.60—88；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TheGlob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loverna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aul Hirst，“The Global Economy：Myth and Realities”，International A f fairs，73（1997），pp.409—425.
[26]J.A.Frieden and R.Rogowski，“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An Analyti‐cal Overview”，in R.O.Keohane and H.V.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5—47；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2（1999），pp.787—824.
[27]Haggard and 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H.V.Milner and R.O.Keo‐hane，“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in Keohane and Milner，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pp.3—24；Frieden and Rogowski，“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Longworth，Global Squeeze；L.E.Armijo，“Mixed Blessing：Foreign Capital Flows and Democracy in Emerging Markets”（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Minneapolis，1998）.
[28]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October 2005），Vol.49，Issue 4，p.5.
[29]Arjun Bhardwaji Delwar Hossain，Globalization and M NCs in Southasia：Towards Building a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22.
[30]Ibid.，p.23.
[31]Ibid.，p.24.
[32]Larry Diamond，“Universal Democracy？”，Policy Review，June/July 2003，p.5.
[33]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4]Larry Diamond，“Universal Democracy？”Policy Review，June/July 2003，p.7.
[35]Daniel T.Griswold，“Globalization，Human Rights，and Democracy，”The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Feb‐ruary 28，2006.
[36]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体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37]UNDP 1993年的报告统计世界范围内的NGOs数目为50 000个；OECD的报告显示，从1980年到1990年，在其24个成员国的NGOs由1 600个增加到2 500个。
[38]Wojtek Lamentowicz，“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No.7—8/2003.
[39]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3.
[40]Ibid.，p.138.
[41]Globalization and MNCs in Southasia：Towards Building a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jun Bhardwaji Delwar Hossain，Published by Regional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p.25.
[42]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175.
[43]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176.
[44]J.斯帕尔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4—214页、第448页。
[45]梅孜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46]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页。
[4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48]梅孜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773页。
[49]R.J.Rummel，“An Enlightened Foreign Policy”，The Miracle That is Freedom，Chapter 8. http://www.hawaii.edu/powerkills/MTF.CHAP8.HTM.
[50]梅孜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51]R.J.Rummel，The Miracle That is Freedom，An Enlightened Foreign Policy，Chapter 8. http://www.hawaii.edu/powerkills/MTF.CHAP8.HTM.
[52]张燕军：《新保守主义、民主和“大中东民主计划”》，《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第688页。
[53]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54]赵利根：《美式“民主”冲击波的背后》，《中国社会导刊》第56期，第1—3页。
[55]《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4月14日，第15期。
[56]孙哲、赵可金、李巍：《奥巴马新政府的战略走向》，《创新与超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2009年会论文集，第9页。
[57]G.John.Ikenber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Forth Edition，New York：Addisi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2002，p.283.
[58]Arthur S.lInk，Woodrow Willson and the Progresive Era，1910—1917，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4，pp.1—331.
[59]Ibid.，p.284.
[60]Department of State（1990），“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Gist，April 1990.Washington，D.C.：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61]Hyug Baeg Im，“Glob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Boon Companions or Strange Bedfellow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f fairs，Vol.50，No.3（1996），p.281.
[62]Ibid.，pp.279—291.
[63]Peter Self，Government by the Market？The Politics of Public Choice，London：MacMillan，1993，pp.1—303.
[64]Marc F.Plattner，“The Democratic Moment”，in Diamond and Plattner，The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31.
[65]S.D.Brunn and T.R.Leinbach，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 formation，London：Harper Collins Academic，1991，pp.1—404.
[66]1989年，在冷战接近尾声时，针对拉美国家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后期，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并声称就此已与上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一致，因此命名为“华盛顿共识”。
[67]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Enduring Principlesin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September 20.1997，State‐ment before the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 City，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October 1997，pp.7—8.
[68]张敏谦：《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6期，第28—31页。
[69]“US Leadership of a Global Community and China’s Emerging Role”，May 13，1997，Lunche on Remarks at the Hotel Du Pont，Wilmington，Delaware，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May 1997，p.24.
[70]赖斯演讲全文：《中国永远不会成为“民主的”例外》，www.boxun.com/hero/2006wswc/1_1.shtml。
[71]Albright，International Economical Leadership：Keeping America on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21stCentury.p.4.
[72]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视角与全球趋势》，董正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73]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pp.303—305.
[74]Richar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128.
[75]The Economist，2 March 2002，special report on bribery.
[76]S.Rose‐Ackerman，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Causes，Consequences，and Reform，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8—143.
[77]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95.
[78]Guthrie，D.，“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TheChina Quarterly，154（1998），pp.254—282.
[79]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96.
[80]Ibid.，p.94.
[81]J.Sullivan，Democracy，Governance，and the Market，Washington，D.C.：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2001，p.1.
[82]World Bank，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cy Debate，Washington，World Ban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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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World Bank，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pp.40—42.
[85]The Economist，16 March 2002，p.70.
[86]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95.
[87]Ibid.，p.100.
[88]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101.
[89]J.Elkington，“The‘Triple Bottom Line’for Twenty‐First Century Business”，in J.Mitchell（ed.），Compa‐niesin a World of Conf lict，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 f fairs.1998，p.60.
[90]Leftwich，Two Cheers，p.87.
[91]Financial Times，27 April 1999，13 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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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Sullivan，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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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Przeworski，A.et al.Sustainabl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03]Williamson，J.，“Democratization and Business Interests，”Journal of Democracy，11/4（2000），p.96.
[104]Bernstein，A.and Berger，P.（eds.），Businessand Democracy：Cohabitationor Contadiction？London，Pin‐ter，1998.
[105]美国学者敏辛·佩（Minxin Pei）和马里特·莱恩（Merritt Lyon）通过对自70年代中期以来23个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的FDI视角考察发现：外国直接投资者，主要是跨国公司在一国转型后立即支持该国。亦即跨国公司通过增加对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表达对新生“民主政权”的支持。总体上，证据显示FDI在23国转型后的三年期较它们转型前的三年期有了显著增加。外国直接投资者对民主转型的信心在巩固70年代末以来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制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参见Minxin Pei＆Merritt Lyon，“Bullish on Democracy：Research Notes on Multination‐al and the Third Wave，”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3，pp.80—83.
[106]在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明显与非民主政权结盟。在北非和中东日益增加的石油开采预示西方政府、跨国公司和阿拉伯独裁政权勾结的直接结论。外国资本也在维持拉美官僚威权政体中扮演了影响角色。最明显的例子是，联合水果公司卷入50年代危地马拉政变。在智利，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在推翻阿连德政权中起到了工具性作用。参见Noreng，O.，Oil and Islam：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Chichester，John Wiley，1997）.
[107]Richard Youngs，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 West，p.93.
[108]Ibid.，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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