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民主化”

第三节　跨国公司FDI与“民主化”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民主、人权的改善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此，西方学者的论证思路有两种：一种是正面论证思路，即直接论证跨国公司FDI如何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培育了东道国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最后导致东道国政治民主化，这是一种直接论证思路。另一条是侧面论证思路，即通过论证民主国家而非专制国家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FDI来反证跨国公司FDI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政治自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种间接论证思路。

就侧面论证思路而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和法治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必要条件，或者至少在国家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水平与外国（通常指西方国家）企业投资这些国家的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诺斯（North）和韦格斯特（Weingast）认为民主制度通过提供稳定的产权保护而改善经济表现；民主国家较威权国家更好地保护产权。^[25]诺斯与杰伦（North and Jenen，2003）认为民主政体在降低外国投资政治风险方面具有可信的优势。柏格来瑟和丹尼斯（Biglaiser and Danis，2002）、李和里斯尼克（Li and Resnick，2003）等人也认为民主制度提高了稳定性和可信性，这有利于加强财产权的实施；涂里斯（Tures，2003）认为国际投资者青睐民主国家是为了确保其资产安全。温特罗伯（Wintrobe，1998）认为在威权政体下司法公正或独立媒体的缺乏妨碍了FDI。哈姆斯和乌斯布兰（Harms and Ursprung，2002）也认为FDI一般不对产生人权和政治压制的威权国家感兴趣。

在论证东道国政治制度对跨国公司FDI影响方面，西方学者奥尔森（Olson）或许最为出色。对奥尔森来讲，由于内在于民主国家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为投资者的资产提供了可持续的安全，因此，民主政体大体上为长期投资提供了最佳环境。另一方面，专制者也想创造同样投资环境的印象，尤其是长期安全的印象，因为投资者的财富与他们的经济表现直接相关，然而这却不能实现。对奥尔森来讲，问题是“专制者的承诺不是由独立的司法和其他独立的权力强制兑现”。这样，专制者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为长期投资者所必需的长期承诺在专制国家不存在。^[26]他认为既然独裁者拥有最终决定权，他就有可能“没收其臣民的财产”，“忽视其选择的长期经济后果”。^[27]此外，由于独立司法的缺乏，专制者使自己免于选举进程的挑战，从而去除了对其“强盗”行为的强有力约束。总体上，由于专制者的行为不受司法或选举的限制，他们使投资者感到长期存在的政治风险。奥尔森通过量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FDI多少与其民主水平高低成正比，亦即民主水平越高，其所获得的FDI越多，反之亦然。

奥尔森的观点获得了其他研究政治和产权对国家宏观经济表现影响的文献的支持。奥则勒和罗得里克（Ozler and Rodrik，1992）发现政治权利鼓励了投资和缓和了外部经济冲击，并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28]在考察了产权缺乏的影响后，多斯藤森（Torstensson，1994）发现国家对财产专断地攫取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29]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95）发现，强有力的产权和民主的结合有助于经济增长，政治上自由的社会倾向于对产权提供更有力的保护。^[30]勒布朗（Leblang，1996）研究的结果暗示：产权而非政权类型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民主国家在保护产权方面比其他类型的政体做得好些。^[31]马西阿斯·巴瑟（Matthias Busse）在其民主对FDI影响的量化研究中考察了政治和公民自由与一国吸收FDI水平的相关性。他以69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例，来检验它们在1972年至1999年期间的民主与经济表现的相关性。巴瑟的分析结果显示跨国公司显然被政治和公民自由受保护的国家吸引。那些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改善的国家所获得的人均FDI较其他国家多。^[32]同样，威廉·H.梅耶（William H.Meyer）在其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人权关系的经验研究中发现：FDI与发展中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相关联。^[33]

总之，依循侧面论证思路的西方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通过诸如选举、独立的司法等各种机制，民主政府为产权和契约权的安全提供了友好的环境，确立了必要的、吸引外资的信誉和稳定。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制约和平衡机制，使私人财产免遭统治者“掠夺性”的征收。一句话，民主制度较其他政体更好地保护跨国公司的产权和提供长期稳定的经营环境。对一些分析家来讲，正是发展中国家“高质量民主”的缺乏解释了全球FDI的3/4仍然流向“经合组织”中成熟民主国家的原因。^[34]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更多的FDI，就必须实行民主化改革和提高本国民主水平。

就正面论证思路而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总体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它创造了有利于东道国人权和环境改善的社会经济条件。^[35]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特别是那些在“开放社会”的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人权”中找到了更好地提高利润的商业感觉。^[36]

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削弱和限制国家权力，增加个人权力来促进自由民主。他认为“电子族”（国际投资商）及“超级市场”是“民主化最重要的贡献者”。“电子族”要求主权国家穿上“黄金紧身衣”，即提供市场开放、产权保护、透明度和基础设施等，否则以不投资或撤资惩罚它们。“那些完全与‘电子族’接轨的，具有廉洁、民主、诚实的地区和国家——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在1997年衰退时所受损失最小。那些民主但体制腐败的国家——泰国、韩国——损失最大，但因为它们有民主制，能对危机很快作出反应，没有出现严重骚乱，这归功于选举产生的较好的政府和软件。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最独裁最腐败的国家，是最呆板，安装新软件能力最差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一个将软件毁掉的国家——因为印尼民众不愿意承受改革的痛苦，因为他们不认为其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37]

弗里德曼特别强调国际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自由民主的要求：“将准备好的软件、法律规则和责任心与国际投资巨商们连接在一起时——但没有自由选举的规章制度——就不可能同他们保持长期的关系。因为好的软件不可能支持一个自身并不可信的独裁政权，必须允许新闻自由传播，必须允许有一个惩治腐败的独立的司法制度，必须有一个促使政治管理可以改变的自由选举方式。维护软件的最佳方法是加强对政治家们的监督，使他们明白，他们始终是监督的对象，有时可能被赶下台”。……，“第三世界明智的领导人很快就明白了这一道理，没有国际投资巨商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没有较好的软件和操作系统就不可能引来国际投资巨商，没有规范的选举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好政府”。^[38]

弗里德曼还将全球化时代国际投资商通过股票和证券投资、技术创新和扩散及生产性经营带来的民主化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民主化：技术民主化的含义是将创造财富的潜在能力转变成地域上广泛传播的知识，让所有以前没有机会接触技术的人了解并应用新技术。^[39]跨国公司所开发和传播的信息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多的电脑、调制解调器、手机、光纤系统、因特网站点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联络越来越多的国家，连接手段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发展得都快，程度也越来越深、价格也越来越便宜”。由于“技术民主化”，各种国家都有可能得到技术、原料和资金，也都有可能成为生产者或合同承包人并亲自完成高精技术生产和服务，这也成了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更神秘的力量。多亏了技术民主化，我们所有人家都有了一个银行、有了一个办公室、有了一张报纸、有了一个书店、有了一个经纪所、有了一个工厂、有了一个投资公司、有了一所学校……。^[40]

第二，资本民主化：金融类跨国公司投资股市和债券造成了资本民主化。由于“资本民主化，我们正从一个由少数几个银行家控制着少数几个优秀债券的世界，走向一个由许多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而最终，来到今天这样一个由许多个人通过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控制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个体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在高水平竞争的全球互助基金里调进调出；它们可以在墨西哥债券、黎巴嫩债券、土耳其债券、俄罗斯债券、德国债券、法国债券之间尽情地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者也不断地在国家与公司之间来回调动资金，并希望得到较高回报”。^[41]

第三，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信息革命去除了在获得和处理信息上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普通公民现在可获得先前被政府和大公司垄断的信息。随着对信息控制的减弱，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减弱。电子革命正在产生电子民主。在东欧破坏社会主义的是一场电子革命。东方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崩溃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将自己调适到电子革命所要求的环境。^[42]

另一西方学者戴维·L.里查德在其《满是污渍的金钱？外资渗透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人权的尊重》一文中将泰国引为外资渗透对其政治民主化造成积极影响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泰国开始了旨在增加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经济和结构改革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泰国成为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结果是经济一路扩展，城乡人民均从中得到好处。而且，经济增长激发了公民对民主化及政府应增加对人权尊重的要求。尽管在1992年5月支持民主的示威被暴力镇压，但泰国国王很快同意竞选。1992年9月，泰国公民政府成立。接下来看到的是民主制度的扩展、稳定以及对人权（公民的及人身的完整权利）尊重的增加。大众示威和其他形式的抗议为继续尊重人权的政府官员所容忍。结果，大赦国际（1999）的报告指出：泰国在这一（民主化）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此外，泰国政府通过维持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对外资的开放回应经济危机。^[43]

裴敏欣（Minxin Pei）和马里特·莱恩（Merritt Lyon）两位学者则通过对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23个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的FDI视角考察发现^[44]：FDI投资者，主要是跨国公司在一国转型后立即拥护该国^[45]，亦即跨国公司通过增加对转型国家的FDI投资来表达对新生“民主政权”的支持。总体上，证据显示FDI在23国转型后的3年期较它们转型前的3年期有了显著增加。^[46]FDI投资者对民主转型的信心在巩固70年代末以来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制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像国际机构投资者通过敲击键盘能够从一个国家迅速撤资，FDI投资者不能快速地结清它们在东道国的投资（大多是工厂和设备）。FDI撤资上的不利反倒成了衡量它较机构投资对它们所经营的国家长远前景是否有信心的尺度。“FDI在转型国家的增加代表了国际投资者通过经济方式对民主转型表示支持。这样的支持显然有分量。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一个新生民主国家在转型后被一场经济危机倾覆”。^[47]

跨国公司是怎样及为何支持民主转型？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有两点原因解释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的前景增加了FDI投资者的信心：第一，作为一般规则，私人产权在民主政权下较专制政权下更安全。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更多的制约，不仅受选举机制和反对党存在的制约，而且受独立司法的制约。第二，民主制度会为社会和种族冲突提供长期的和平解决方式，因而有利于政治稳定。例如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等国，民主转型带来了这些国家长期国内冲突的立即结束。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很显然，只有当新的民主制度巩固和成熟时，民主国家大多数的政治好处才可以实现。从短期来看，好处通常是不确定的。的确，当FDI投资者在转型国家投资时，它们会面临与成熟民主国家非常不一样的高经济风险，这样的风险通常由政治转型所产生的断裂而加重。这种断裂通常是由前政权管理上的失误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危机所造成的。^[48]还有，在一些存在政治碎片化和国家分裂可能性的转型国家，少数族裔通常将旧政权的垮台看作是寻求彻底独立的机遇，这种情形构成FDI投资的高政治风险。印尼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同车臣分离势力要求脱离俄罗斯一样，亚齐要求脱离印尼。最关键的是，许多转型国家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治理能力。而这种治理能力对于吸引FDI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对于FDI投资者来讲，与国内协调不好的转型国家官僚谈判通常会是一场噩梦，回归旧政体保护的幽灵时常萦绕在谈判进程中。

如果有上述大量的风险存在，那么，为什么FDI投资者对转型国家显示信心？一般来讲，FDI最有可能在向民主制度逐渐演化和和平过渡的国家（如韩国、西班牙、智利和泰国）增加，但倾向于逃离处于战争阶段的转型前的国家（1982年在阿根廷）。另一方面，民主转型似乎增强了FDI投资者对高风险回报的预期。被研究的23个转型国家中有18个国家所获得的FDI在转型后3年较转型前3年骤然增加。增加的幅度也是巨大的，除一个国家外，其余均超过100％。23国所有FDI的累积量在转型后的3年期达到266亿美元，约超过转型前3年期总额82亿美元，或增加了45％。这样，FDI成了转型国家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49]

引人注目的是，FDI在转型国家如此快速的增长发生在一般并不怎么好的宏观经济环境里。在转型后的3年期，12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超过20％），与之相伴的是经济增长停止或负增长。只有7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好的（其特征是通胀回落和增长率上升）。这总体上说明短期宏观经济风险并没有阻止FDI在转型国家的增加。

然而也有例外。FDI投资者特别不愿意将资本投到受高通胀打击的转型后国家^[50]。他们也倾向于避开体制转型效果不明显的国家，例如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此外，那些在民主转型后存在进一步分裂危险的国家似乎也吸引不了FDI（如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和苏联崩溃后不久的俄罗斯）。从绝对意义上讲，那些经济规模大、有着光明增长前景的转型国家（如西班牙、韩国、菲律宾和智利）是受FDI青睐的目的地，它们比经济规模小、增长缓慢的转型国家吸收更多的FDI。^[51]

以上是对短期（3年期）FDI投资对民主转型国家支持的考察。超过3年的长期FDI流量大小主要依赖于目的国的制度健康。对FDI、政治风险与各种宏观经济指标（通胀和GDP增长）之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显示：在影响转型后4年至8年内流入“新生民主国家”FDI量的因素中，政治风险较宏观经济表现更具有决定性。^[52]

上述西方学者比较普遍地将跨国公司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发展的动力。他们通过定性或定量研究得出跨国公司的FDI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或民主化的积极力量的结论。虽然他们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但其得出的跨国公司投资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呈现正相关性的结论也部分得到经验证据的证实或支撑，因而不能彻底否认其理论或结论中的客观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