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国公司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

二、美国跨国公司FDI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

除了积极参与美国政府遏制共产主义的活动外，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起到了促进美国“民主促进”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美国跨国公司的FDI促进第三世界东道国的“民主化”。

1.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直接投资

在战后相对资本过剩、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国跨国公司加快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步伐。1914年至1940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累计额年均递增仅3.2％，而1951年至1989年则年均递增7.4％。这表明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扩张与渗透的步伐大大加快。^[12]尽管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且地位逐渐下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还是相当迅速的。在1914年至1989年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累计总额扩大了63倍，从14.11亿美元增加到905.52亿美元^[13]。美国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各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总投资额的比例见表2‐1：

表2‐1　美国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各地区的FDI及其占总投资的百分比（1950—1990）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按当时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U.S.Direct Investment Abroad：Detail for Historical‐Cost Position and Related Capital and In‐come Flows（various dates）.说明：数字代表了第三世界各地区拥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股份的价值，而不是年度投资额。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包括除中东石油国家和大洋洲国家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

2.美国跨国公司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美国跨国公司FDI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足。战后在国际旧经济秩序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不能为自己的经济发展积累必要的资金，往往需要外资来补充，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如此。70年代迅速崛起的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巴西、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大胆利用外资，促进其资本形成。1974年至1975年，外资在菲律宾、泰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为33.2％和18.2％。据统计，菲律宾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14]巨额的美国投资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美国跨国公司的FDI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15]

第二，美国跨国公司FDI为东道国带来了一揽子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例如韩国，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大企业纷纷涌入电脑业和汽车行业。到1984年底，已有28家美国公司向韩国的电子行业投资，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国际航空标准公司等先后独资或合资建造电子工厂。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先后同韩国的汽车公司建立起资本和技术合作关系，联合生产汽车。在美国大量投资和技术扶植下，韩国电子工业发展迅速。1984年，韩国电子电气产品出口值已跃居世界第三位。韩国汽车业在80年代也得以迅速发展，汽车工业已成为韩国的热门工业。美国的大量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与韩国的高技术战略相呼应，积极推动了其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增长。据统计，1980年至1988年，韩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7％，^[16]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17]

第三，美国跨国公司FDI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水平。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也起着不小作用。例如，墨西哥就业总数中的9％是受雇于美国子公司的。中国台湾地区电子工业就业的大约1/4，也是由美国的子公司提供的。^[18]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1977年，美国非银行的跨国公司在拉美的非银行的子公司共雇佣134.7万人，其中巴西43.6万人，墨西哥37万人，阿根廷10.8万人，委内瑞拉10.1万人，这四国占全部被雇佣人数的75％。就子公司行业划分而言，雇佣人员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次是服务业。^[19]上述数字仅是指美国海外直接投资造成的直接就业影响，有统计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造成的间接就业至少两倍于直接就业影响。^[20]

3.美国跨国公司FDI促进东道国“民主化”

上述数据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成为拉美、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或发展的动力之一。美国跨国公司FDI在向东道国转移技能、提供工作的同时，还“训练了当地的生意人，帮助东道国开发它们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创造了一个讲效率的、多元的自由市场”，从而在客观上带动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输出，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美式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吸收美国跨国公司FDI相对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亚太地区的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大多在七八十年代走上了“第三波民主化”的道路。美国跨国公司FDI显然是这一时期东道国“民主化”的驱动因素之一。^[22]美国跨国公司大量投资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经济增长将这些国家和地区送入最可能发生“民主化”的“政治过渡带”。^[23]经济增长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破坏了威权统治的基础”，培育了“鼓励民主化的公民价值观和态度”，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促进了“在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24]尤其是经济增长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中产阶级取代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民主化”的领导力量。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充斥了1984年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的行列。在台湾地区，“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25]在韩国，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一阶级的人士也加入了学生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动员“汉城的管理阶层和职业阶层也许是1987年迫使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26]

总之，对一些欠发达国家来讲，FDI已是其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FDI约占到1986年巴西制造品销售总额的34％；约占菲律宾1987年销售总额的50％，占泰国1986年销售总额的75％。而在这些国家的FDI投资中美国又占到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投资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不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而是带来民主化。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发展对民主化和民主稳定具有积极影响。^[27]